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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平县新圩镇渔村的福寿庵除了供奉三山国王之外，还供奉晚清大臣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及饶平县令王松的禄位。李鸿章这个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咒骂的千古罪人，却居然是渔村人的恩人!老辈们总是说：“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足为外人道也！”似乎话说绝了。但假如事情真相没说出来，今后恐怕会成为一个谜团，对于渔村乡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空白，并会让渔村后人感到遗憾。有鉴于此，笔者进行相关回忆并实地走访，以求解读福寿庵供奉李氏兄弟和王松禄位之事，也希望有兴趣的文史研究者进一步研究。 “文革”期间，渔村福寿庵被挪为农场氨水厂之用，后来一片荒芜。1984年，渔村重新修葺福寿庵，海内外的渔村人得悉这一消息，纷纷解囊，当时渔村老人组理事长王林发到地方中学，请王振克校长书写门前及里面大厅石柱的对联。当时他们便说到有关福寿庵供奉李家兄弟这件事。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清光绪十五年（1889），福建省某地有一寡妇，与同村一光棍私通，按《大清律例》，如通奸者被现场捉到，可以打死。但是当时二人并没有被现场捉到，本来不算什么大事，可乡里族长认为这是败坏乡风乡俗的事，要以乡规族规严罚。怎么严罚呢？就是把他俩装进猪笼，沉入乡里的大溪中。他们两人感情已深，于是匆忙外出避难。渔村山高皇帝远，成为他们首选的地方，二人在饶平渔村生活了一段时间。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年渔村与福建邻近乡里时有集市往来，二人在渔村生活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传到了他们乡里的族长耳中。该村族长派人到渔村打听，得知他们确是就在渔村生活，于是亲到渔村，找渔村的乡里掌事人，要他们交出这男女二人。 渔村的乡里掌事人有同情心，并没有把他们送回去，还叫人暗中保护他们。福建的族长带人多次到渔村要人，均吃了闭门羹，感到很没有面子，于是到饶平老县城所在地三饶官府呈讼词。怎奈那一年饶平知县更换频繁，无暇处理这样的事。所以，这案件便被搁置。 次年（1890），福建方面继续到三饶县衙呈诉，非打这一官司不可。他们怕打输官司，又从多方面搜集渔村的种种不是。后来居然把走私盐贩借路从渔村经过这一罪也记在渔村人的头上，说渔村人包庇走私盐贩，目无大清法律。 盐税和铁税是国家收入主要来源，清朝律法对于盐的走私惩治很是苛刻。王松上任后，福建方面重新写了讼词上诉渔村，提及渔村人两大罪状：一是窝藏通奸罪犯，二是纵容盐贩走私。第一条罪并不可怕，最多是“杖打之责”而已。可怕的是第二条罪，讼词中具体列出历年来与渔村有关的走私盐的数量可谓天文数字，要是真的如此，渔村不仅得赔款，且负责渔村掌事人或获死罪！ 渔村乡里掌事人知道这一情况，只得召集村里贤人商议，最终派渔村旧楼一位讼师代表渔村应讼。这个时候，王松已在农历三月初九赴任饶平知县。这位讼师赴三饶，面晤王知县，条陈众多理由，王知县觉得言之有理。加上当时宗亲观念甚强，渔村是以王姓为主的乡里，王知县也就站在渔村这一方。在饶平打官司，福建这一方打输了。 福建方面觉得不公道，认为这是“各人的老爷保佑各人的弟子”，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居然向清朝中央的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都呈上了讼词。其时，李瀚章任两广（广东、广西）总督的时间不过数月（1889年8月8日接任张之洞的职位），王松得知这案件已经上诉到朝廷，要是渔村打输了，他岂不是渎职？于是忙到广东肇庆（当时总督府的所在地）拜会李总督，说明案情来龙去脉，请求能得到李总督的帮忙。李总督觉得这案情渔村人并非没有理由：那对男女之事，通奸并没有证据，虽然是避难渔村，却是福建乡里族长所逼，按《大清律例》，只要女方同意，孀妇重新结婚无可非议；至于走私私盐一事，本不是渔村人犯法，走私者只是借渔村的道路经过而已，渔村人怎么知道哪些人在走私呢？至于盐的数量，证据又从何而来？何罪之有？ 李瀚章很想在两广民众中树立威信，于是他以哥哥的身份修书一封给弟弟李鸿章，要弟弟在慈禧太后面前说明事情的真相，不要冤枉渔村人。为何要李鸿章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呢？因为“三司会审”非同小可，必须经过皇帝同意，审定结果又得交还皇帝复核。而当时实际掌权者就是慈禧太后，李鸿章又是慈禧太后跟前的红人，由李鸿章向慈禧太后说情是最好的。 这案最后并没有在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进行会审，当时慈禧太后只是派出官员于1890年冬到闽粤交界的汾水关审理此案件，最终渔村胜诉，渔村免遭赔款处罚之罪。至于那对男女，按照大清律例，孀妇有再婚的决定权，也判其无罪了。 由于此案关系到渔村的存亡。李瀚章、李鸿章、王松能主持公道，使渔村人民继续安居乐业，渔村人民感恩戴德，便在福寿庵为他们立了禄位。另外案件涉及与福建民众的关系，渔村人主张以和为贵，也就少再提起，即所谓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现在渔村与福建地方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两地人民还是往来融洽。 □黄汉光、陈雪峰/文陈雪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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