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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

 大道至简64382 2018-08-05

阴阳相互作用产生的不同状态只有五种:一是阴消阳长状态;二是阳消阴长状态;三是重阳极限状态;四是重阴极限状态;五是阴阳平衡状态。    

在阴阳的运动变化过程中,阴阳平衡点有两个,一个在阴消阳长过程之中,一个在阳消阴长过程之中,在整个阴阳运动变化中,阴阳平衡状态也有两处,一年四季变化中的春分和秋分是生活中最直接的例子.古人为了更加简洁明晰的表达阴阳,便将阴阳变化规律中的阴消阳长状态以“木”的形象来替代表示,将重阳极限状态以“火”的形象来替代表示,将阳消阴长状态以“金”的形象来替代表示,将重阴极限状态以“水”的形象来替代表示,将阴阳平衡状态以“土”的形象来替代表示,于是就产生出了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为阴阳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五种不同存在状态,它既是动态的又是相对静态的。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说“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此一语道破天机也。五行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产物,阴阳才是五行变化的原动力。

五行和阴阳本质有二:

一 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的组合状态。二五行是阴阳交互运动的不同阶段,如果把太极图阴阳S曲线比作波浪运动,那么五行是阴阳波浪运动的不同波段。太极图恰好说明阴阳和五行的关系。

五行和阴阳的关系

太阴极限状态 阴消阳长状态 太阳极限状态 阳阳平衡状态 阳消阴长状态

 附:五行属性(股市行业)


 金融(银行、证券)、珠宝、钢铁、有色金属、黄金等贵金属、五金、

基金、机械、车辆、船舶、制造、钟表等;

 科技、航空、文教、林业、园艺、果品、环保、木材、家具、造纸、

中草药、种植业等;

 商业、贸易、医药、医院、交通运输(水运、海运、码头、港口)、

旅游、高速公路、酒类、饮料、水产养殖、水利、供水、服务业等;

 传媒网络、电子通信、电脑、软件开发、能源、电力、太阳能、化工、

军工、石油、燃料(气)、冶炼、宾馆、家电、邮电、烟花炮竹等;

 房地产、农业、畜牧、矿产、煤炭、土产、建材(水泥、玻璃、陶瓷)、

建筑、路桥、机场、地铁、食品、纺织、服装、布匹、饲料等。

人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而生身, 身中,即具此:
阴阳五行之气。 但此:五行,有先天
人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气而生身,
身中,即具此:阴阳五行之气。
但此:五行,有先天,有后天,
先天五行属阳,后天五行属阴,
一三五七九,阳五行,先天;
二四六八十,阴五行,后天。
以先天而论:
一为:元精,属水,为:壬水;
三为:元性,属木,为:甲木;
五为:元气,属士,为:戊土;
七为:元神,属火,为:丙火;
九为:元情,属金,为:庚金,
此为:五元。
五元,既具,
五德,即于此,而寓之。 
五德,即:仁义礼智信。 
元精者,不精之精,其体纯粹,发而为:智。 
无神者,不神之神,其体圆通,发而为:礼。 
元性者,无性之性,其体柔慈,发而为:仁。 
元情者,无情之情,其体刚烈,发而为:义。 
元气者,无气之气,其体纯一,发而为:信。 
五元者,五行之气。
五德者,五行之性。 
五元五德,生于先天,藏于后天。
当,人在:胞胎之中,混混饨饨,一气混沦,
形迹未见,其理已具,所谓:未生出者,
如图中,五五点,攒于一处,太极之象,
古人教人,穷取:父母未生以前面目者,即此。
以其,事在:未生身以前,故谓:先天。
 

董仲舒的元始阴阳观

董仲舒,《汉书》曰:“广川人也”,“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苏舆著《春秋繁露义证》,作《董子年表》,定其生卒年为汉文帝前元元年和汉武帝太初元年。据此,董仲舒是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他是西汉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董仲舒,汉继孔子第一人,他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春秋繁露》卷一,第13页《玉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下引只注篇名)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经典,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尤其是阴阳家的思想,创立自己的学说,形成儒家思想的新阶段。小文拟就其部分哲学思想及其积极侧面略作述说,以就正于方家。

奴隶社会的宗天神学,受到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猛烈冲击后,中国的世俗哲学思想逐渐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那种“帝令子生商”、“帝令其堇”的宗天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被破坏。汉初,黄老之学弥漫整个社会的情况下,出现了董仲舒以元为始,阴阳参和产生万物的世界观使中国理论思维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董仲舒说:

“元者,始也。”(《王道》)

“一元者,大始也。”(《玉英》)

“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重政》)

“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同上)

“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二端》)

从所引董仲舒的论述看,他把“元”这个概念规定为“始”,“一”和“元”相连贯,就是“大始”,就是总的开始,或曰一切的开始。“元”在人之前,乃至于在天地之前,“元”是万物之源,是宇宙间最根本的东西。它是“正”的体现,它的特性为“深”。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元”。“元”这个范畴,董仲舒在论述中,把它表达为“天”。比如他说:

“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天地阴阳》)

“天者,万物之祖。”(《顺命》)

引文第一个词“天”与第二个词“地”是对应词。而“天之数”的“天”,与天地之天含义不同,它借助于天数十的命题表达“天”(自然)的十大要素,所以这里所指的“天”,指的是全部、整体自然的“天”。董仲舒说:“天者,万物之祖”与“元者,万物之原”语义相一致,“天”是“元”的同义词。天是“正”的化身、深奥无比的“元”,它再也不是宗天神学的“帝”,不是周公的“天命”,不是墨子的“天志”。它从孟子的“诚”发展过来,而比“诚”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开了宋明理学“理”之先河,这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有极其重大的贡献。

“元”(“天”)是万物之本,是天地万物之源。“元”(“天”)在天地万物之前,它是怎么产生万物的呢?董仲舒一笔带过,他说:“万物非天不生”。他具体地阐述,天有阴阳,阴阳生万物。董仲舒说: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顺命》)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

“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暖燠孰多》)

董仲舒对阴阳的运用、论述,其主干应该说是继承儒家《周易》的学说来展开的。“元”(“天”“一”)如何生万物?它分为阴阳,阴阳也即“天地之气”,阳为暖以生之,阴为清以成之,它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难者针对“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的提问(《精华》),其中天地阴阳二者并列连用,可以理解为天地自然中的一切变化,也就是阴阳之交流,万物在这种阴阳参和之中产生。董仲舒说:

“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大莫于和。”(《循天之道》)

“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阴阳终始》)

董仲舒分析,阴阳参和情况下,事物因阴阳成份的不同而相区别。阴阳出入、多少,它们相损益,相溉济,形成万物的生成和发展。这个思想,完全是和夏商周记载阴阳思想的形成发展《易经》总结阴阳关系而成八卦、六十四卦以及《易传》的阐发一脉相承。

董仲舒以阴阳分析“四时”。他说: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四时之副》)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富于地,莫神于天。”(《人副天数》)

“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天辨在人》)

董仲舒论述“四时”,是阴阳消长变化形成的,贯穿了元、亨利、贞的基本思想。他用少阳、太阳说明春夏,用少阴、太阴说明秋冬,阳盛而暑热,阴强而寒冻,表达了“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

关于“五行”,《春秋繁露》有诸多论述,如卷十有《五行对》卷十一有《五行义》,卷十三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卷十四有《治乱五行》、《五行变数》、《五行五事》等等,兹重点节引数句,略作叙说,如曰:

“行者,行也,斯行不同,故谓五行。五行者……比相生而间相胜也。”(《五行相生》)

“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五行之义》)

“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五行对》)

“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五行之义》)

阴阳与天地参,以成万物,先有五行。五行:木火土金水,按序相生,间隔相胜,都有专文论述。这是对《洪范》以来五行说发展的概括,兹不赘述。其次,五行中突出土的地位。董仲舒认为,木火金水表现为四时,但土贯穿在四时之中。虽然没有《国语》阐述之精辟,但和相生相胜一样是一个重要思想,值得重视。再次,把《周易》阴阳说与《尚书》五行说纳入一个“元”(“天”)的总系统,使得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并富有时代精神,对两宋哲学有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

董仲舒论述元在天地之前,天生万物,有阴阳而后有四时、五行,万物如春生夏长秋成冬藏的发展规律时,尤其讲到人和人在万物中的地位,如上引“天之数十”的天地阴阳五行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他说: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立元神》)

“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服制像》)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身之养重于义》)

“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副天数》)

“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也。”(《天地阴阳》)

董仲舒认为,“元”在万物之前,为万物之源,而通过天地阴阳五行加上人,为自然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虽为万物中之一物,但天地人为万物之本。他认为:“王”字三横,乃天地人也,中间一竖,即把天地人贯穿起来,才能成为王。天地所以生万物,用它以养人,“利以养其体”。因为人有“义以养其心”,可上参于天,最为天下贵。这无疑是孟子“人异于禽兽者几希,……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思想的直接继承。

如上所述,我们看到:

一、董仲舒的宇宙生成说已成体系,自圆其说。

其模式是:天地四时

元(天)人(万物)

阴阳五行

这个模式说明,到汉朝,董仲舒的思想反映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已进一步成熟。董仲舒的笔下,表现出其思想更高的综合性和概括性,它没有为我们描写一个活灵活现能主宰一切的“天”或叫“帝”。董仲舒的天(元)决不是宗天神学的反复,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综合当时各家思想,比如道家的“道”、“道生万物”的痕迹,比如阴阳家对阴阳任意比附的印迹等等它继承百家争鸣的传统,是对宗天神学的否定。

二、董仲舒这个理论体系,是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天人合一观的继承和发展。

说继承,因为孟子“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天就是诚,就是“善”,“不明于善,不能知天矣”,人尽了心心有“四端”,把“四端”扩而充之而为仁义礼智四德(四个善性),达到与天(诚、善)合拍,“天人合一”。而董仲舒的天就是元,是万物的开始,人的一切与元(天)完全相符,并以人自己存在的各方面来理解天(元)。天人之间会互相感应,因此人要努力做到与天(元)相一致,才不会受到天谴、天罚,一旦有了灾异,受到天谴天罚时,就要尽力想办法弥补以做到与“元”(天)相一致。达到一个复杂的天人合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是从孟子学说中发展过来的,是一种创新的学说,其中虽有许多附会但并非一无是处。小文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就其积极意义来说,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董仲舒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社会性,是时代的产物。

在十七卷《春秋繁露》中,董仲舒继承了《周易》阴阳和合的思想并结合《尚书》的五行说,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需要有统一的思想、统一的制度,以达到巩固一统的国家,所以提出“元”的思想出发点假如说“诚”是伦理思想来替代天命、天志的话那么,“元”虽然“深”不可测,但它代表“正”。正者政也。“元”就是地主阶级掌握政权以后需要一套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伦常关系的化身。“元”是独尊儒术、一统思想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以邹衍为首的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五行相胜说和继后的五行相生说,也被吸纳进其思想体系,对天人之间进行任意比附,大讲“人副天数”和天人感应,虽然它对统治阶级起着一种威摄作用,但毕竟时代的局限造成其缺陷,这是汉朝思想家都大讲阴阳家思想所分不开的。因此,董仲舒的宇宙生成图式应该加上一个环节:

 

天地四时

元(天)人(万物)——元(天)

阴阳五行

它虽然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但它的综合、概括能力却比以前高所以,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时代痕迹十分明显。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思想家,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总之,董仲舒的宇宙生成说对汉初以至先秦哲学是一个进步而不是一个退步。其思想对中国理论思维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要剔除其思想中的糟粕,而不能只看到其思想中的糟粕。从理论思维的角度探讨董仲舒的思想,它开了两宋理学之先河,不管是唐真元品太极先天合一之图,不管是周敦颐或王安石的哲学体系,不管是二程朱熹的“理”,都可以看到董仲舒思想的影响。董仲舒哲学思想的现实性及深远影响的历史地位是应该肯定的。董仲舒的元始阴阳五行说,是中国古代理论思维发展的新阶段。

      董仲舒关于气和阴阳五行的学说(节选)

董仲舒认为宇宙的最高主宰是“天”。但“天”主宰万物的作用是通过阴阳和五行之气而表现出来的。因此,气也是董仲舒哲学中一个重要范畴。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又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地阴阳》)这是说,阴阳五行都是气,但阴阳五行之气是用以体现天的意志的工具。这也就是说,气是从属于“天”的。在气之上还有“天”主宰着它。

关于阴阳之气,董仲舒说:“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淡淡也。然则人之居大地之间,其犹鱼之离(附)水,一也。其无间,若气而淖于水。水之比于气也,若泥之比于水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同上)他讲这段话的目的,在于企图说明人和天可以互相感应。但也可以看出他认为阴阳之气虽然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但充满了天地之间,是确实存在着的物质。“天地之间若虚而实”,这是当时自然科学的共同说法。秦汉之际的医学著作《内经》说:“地为人之下,大虚之中者也……大气举之也。”(《内经?五运行大论》)这是说,地处于广大虚空之中,而虚空又充满了气。董仲舒关于气的说法,正是从当时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中吸取了适合于自己需要的思想资料

董仲舒对于五行也有很详细的理论。他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日火,三曰土,四口金,五口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五行之义》)又说:“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五行相生》)五行相胜“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五行相胜》)五行的次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第一生第二,第二生第三,第三生第四,第四生第五,第五生第一。此所谓“比相生”。金胜木,中隔水;水胜火,中隔木;木胜土,中隔火;火胜金,中隔土;土胜水,中隔金。此所谓“间相胜”。

董仲舒吸取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的思想,虚构出一个世界图式,以说明他所认为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及其变化的规律。照这个图式,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天与地是这个结构的轮廓;五行是这个结构的间架;阴阳是运行于这个间架中的两种势力。从空间方面想象,木居东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土居中央。这五种势力,好像是一种“天柱地维”,支持着整个的宇宙。从时间方面想象,五行中的四行各主一年四时中的一时之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行”有五而“时”只有四,怎么办呢?董仲舒解释说“土者,天之股脏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五行之义》)意思就是说,土就是地,本来是配天的,所以它不限于某一行,而兼主四时。

四时既各有一行为主,为什么在一年之中四时不是并行而是续行呢?董仲舒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说法。他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后,并行而不同路,交会面各代理。”(《天道无二》)“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口多胜少者倍入,入者损一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动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势以就同类,与之相报。故其气相侠,而以变化相输也。”(《阴阳终始》)这是说,阴阳乃相反的东西,依“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不得同时并起故阳出则阴入;阳入则阳出人者其势力“损一”,出者其势力“益二”。故出者之势力比人者多三分之二。

董仲舒又说:“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天辨在人》)这是说,当阴阳之气运行到某一方位的时候,它们就与原来主持某一方位的某一行,合力并功,形成为某一季节。

照上面所引的,董仲舒认为阴阳的运行,其轨道不同,方向也不同。他详细解释说:“初薄大冬,阴阳各从一方来,而移于后。阴由东方来西,阳由西方来东。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别而相去,阴适右,阳适左。……冬月尽而阴阳俱南还。阳南还出于寅,阴南还人于戌。……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阴日损而随阳(苏舆云“阳字疑衍,随谓委随”),阳日益而鸿。故为暖热。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别而相去,阳适右,阴适左。……夏月尽而阴阳俱北还。阴北还而人于申,阴北还出于辰。……至于中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阳日损而随阴(苏舆云:“阴字亦疑衍”)阴日益而鸿。”(《阴阳出入》)董仲舒的说法,以图明之如下:

 

[文摘]董仲舒关于气和阴阳五行的学说(节选)

    在上所引《天辨在人》一篇中,他说:“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可是照他在《阴阳出入》中的说法,如图所表示的,当秋季的时候,阴不在正西而在正东,怎么能“助金”呢?董仲舒解释说:“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至春,少阳东出就木,与之俱生;至夏,太阳南出就火,与之俱暖。此非各就其类而与之相起与?……此非正其伦与?”这是说,在春夏两季,用气的运行和木火二行的方位相当,这种情况就是“天之道”的“经”的表现。反之:“至于秋时,少阴兴而不得以秋从金,从金而伤火功。虽不得以从金,亦以秋出于东方,俛其处而适其事,以成岁功,此非权与?”(《阴阳终始》)这是说,在秋季,阴气的方位与金相背;这种情况就是“天之道”的“权”的表现。为什么天使阴气受这样的委屈呢?照董仲舒的说法,这是因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阴阳位》)

    《天辨在人》又说:“阴之行,春居东方,秋居西方”。这是说,阴在秋季也居西方,这好像跟上面所说有冲突。这也需要说明。董仲舒说:“阴之行,春居东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阴之常处也。阳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阳之常处也。阴终岁四移,而阳常居实。……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辨在人》)董仲舒又说:“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阳尊阴卑》)董仲舒认为,四时的变化,主要是由阳气的盛衰决定的秋冬的来临,与其是由于阴气盛,不如说是由于阳气衰。但阴气也并非完全没有作用。“天”也是“稍取之以为助”。董仲舒说:“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此即同篇上文所谓“阳行于顺,阴行于逆”)经用于盛,权用于末……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同上)所以照上图所表示的,在秋季,西方也有阴,但是其时在“阴人于戌”以后,是阴之“末”。在这个时候,这个末也“助金”,但是“稍取之以为助”。至于阴盛的时候,它在正东,不起作用。这就是所谓不“行于盛”而“行于末”。

    还有一点,董仲舒认为,春秋两季在四时变化中又有不同的作用。春季是“天之所起”,秋季是“天之所废”。“天之所起,其气积;天之所废,其气随(苏舆云:言委随而不振)”。(《阴阳终始》)所以在秋季,只用一些萎靡不振的气就足够“助金”了。

    董仲舒的《对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汉书?董仲舒传》)在《春秋繁露》中,他也说:“故阴,夏入居下,不任岁事冬出居上,置之空处也。”(《阳尊阴卑》)在夏季,阴伏而不出,这就是所谓“居下”。在冬季,阴气出来了,居上了。可是在冬季,阳气已衰,万物本来不能生长养育。所以阴气实际上不发生很大作用。这就是所谓“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这个“不用之处”,就是所谓“空位”。阳气实际起着生长、养育万物的作用,这就是居于“实位”。这就是《天辨在人》所说的,阴“夏居空下,冬居空上”。这里所说的“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可能是衍文,这里是说四时的变化,冬夏不可能重出。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春居东方,秋居西方”二句是衍文。“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应作“春居空右,秋居空左”。古人以右为上,左为下,这里所说的“左右”,与下两句所说的“上下”意思相同。在春季,阴气方盛,可以为上,但其时阳气也方盛,阴气不发生作用,所以是“空右”。到秋季,阴气已衰,又值秋为“天之所废”,万物本来要衰落,所以阴气又是“空左”。这些字句上的校正和解释虽出于推测,但董仲舒的意思是明确的。他说:“阴之行固常居虚而不得居实至于冬而止空虚,太阳(苏舆云:当为太阴)乃得北就其类而与水起寒”(《阴阳终始》)阴居虚而阳居实;这是董仲舒关于阴阳的思想的一个要点

    阳尊阴卑,阳为主导,阴为属从;这本来也是易传的意思。但易传也认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这就是认为,阴阳可以互相推动,由此才有发展、变化。这就是承认对立面的矛盾是发展变化的根源。照董仲舒的说法,阴实际上不能发生什么作用。这就是否认对立面的矛盾是发展、变化的恨源,由此否认了辩证法。他的自然观,是以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为基础的。董仲舒吸收了以前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唯心主义思想。他的关于阴阳的说法是吸收了易传中辩证法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形而上学思想

    照这个说法,阴在自然界,是经常受到控制和压抑的。董仲舒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企图以此证明“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因此统治者统治人民也应多用“德”,少用刑,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董仲舒企图以此证明“阳尊阴卑”,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控制和压抑是应该的

    说“阳德阴刑”、“阳尊阴卑”,就是认为四时的变化体现了一种道德的目的,这就把阴阳二气的运行神秘化了。这是目的论的自然观,也是唯心主义的自然观。 

    在这种有神论和目的论的支配下,董仲舒进一步又把阴阳二气本身看成了具有意识、欲望和道德性质的神秘势力。他说:“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阳尊阴卑》)又说“阴,刑气也;阳,德气也。阴始于秋,阳始于春。春之为言犹偆偆也;秋之为言犹湫湫也。偆偆者,喜乐之貌也;湫湫者,优悲之状也。”(《王道通三》)“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同上)这是说,气不仅能爱能恶,而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正是由于气的这些意识和情感的变化,才形成了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从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所讲的气,已经不是物质性的东西的概念,而是把这个原来是关于物质性的东西的概念作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歪曲。这是董仲舒所讲的气的学说的另一个特点。董仲舒所讲的这种气,也成了汉代神秘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之一 

    董仲舒的阴阳学说的政治目的,在于论证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合理性,为封建的君权、父权、夫权制造根据。他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各为其上阴。”(《阳尊阴卑》)“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这是说,封建的等级秩序是阴阳两种法则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他认为在自然界中阳气的运行,占主导的地位,因此,在社会生活中阳的势力也占统治地位。他说“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当阳。而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天辨在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在自然观方面竭力推崇阳气,目的在于论证君、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还认为,在自然界中,阳气使万物生长,阴气使万物收藏。但阳气常居实位而阴气常居空位。因此,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在君、父、夫处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臣、子、妻应该服从、辅助,不要搞对立斗争。他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待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基义》)这样董仲舒的阴阳学说又在世界观上为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德治主义立了一个理论根据用他的话说,就是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同上)他也正是从这种论证出发把道德观念强加于自然界,将阴阳二气神秘化,完成了唯心主义和目的论的体系。 

    从表面上看,董仲舒似乎有一种以五行为间架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同样是从当时的科学知识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进一步将五行神秘化,为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服务。 

    董仲舒认为五行的关系就是社会伦理的关系。他解释“五行相生”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五行之义》)又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五行对》)又说“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义》)这是说,五行相生的顺序,体现了封建的君臣、父子的关系在五行之中,董仲舒特别表扬土德。他说“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责于忠,土德之谓也。”(同上)他认为,土处于五行之中,其他四行都不能离土。它不主管某一时,可是它赞助其他四行以形成春、夏、秋、冬四时。因此,土有忠臣孝子的行为,其品德最为可贵。从以上这些材料看,董仲舒把五行的运行同样伦理化。 

    他不是从五行的机械的物质性能,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用社会伦理的关系,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按照董仲舒所作的解释,五行的运行,同样体现了一种道德目的。这就又把原来是唯物主义的五行学说歪曲为唯心主义和目的论用以论证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的永恒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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