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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彼长。在陆上丝绸之路从巅峰滑落时，海上丝绸之路正欣欣向荣。古代中国传统的外销商品，除了丝绸外，另有瓷器。唐代中国瓷器制造业有显著发展，且中国瓷器一经出口即受到海外各国人民的欢迎，从而成为中国一项新的大宗出口品种。而瓷器的主要产地却在远离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华南地区。而且瓷器是一种沉重而又易碎的商品，传统的需要翻越崇山峻岭的陆上丝绸之路及以运力有限的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运输方式已无法满足瓷器出口的需要。而海上运输与陆上运输相比，具有行驶平稳、载重量大等优势，因而对于瓷器出口贸易而言，海上运输比陆路运输更为适宜。在“安史之乱”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甚至传统丝绸主要产地也在南移。到北宋时，仅两浙一路（相当于今浙江、上海与镇江以东的苏南）上缴的丝织品就达全国的35%，可见南方已成丝织品主要产地。加之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对境外香料的需求趋于增加，而所需香料产地则主要集中于南海各国及大食等海路交通发达的国家。因此，无论是陶瓷与丝绸的出口与香料的进口，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唐代中国造船业有了新的发展，所造船舶不仅载重量大大提高，而且坚固性增强，适宜远洋航行，以致一些外商为安全计也情愿搭乘中国商船往来贸易。唐代人们对季风、潮汐的规律的掌握，对海洋地貌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加强。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使海上航行的风险性大大降低，从而为中国人利用海上运输方式开展大规模对外贸易活动提供了可能。唐代中国的造船能力傲视世界，造船工场遍布各地，仅扬子（今天的江苏仪征）一地就有造船场10所。唐代的中国商船大者可载600~700人，载重万石。其船舶之庞大、坚固以及运输量之多，都是当时的洋船无可比拟的。时人盛赞，“只有庞大坚固的中国海船，才能抵御波斯湾的惊涛骇浪，而畅行无阻”。 因此，在《汉书》里中国商船航行到今天的印度“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的悲惨记载已经成为陈迹。中国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出现新的突破，成书于8世纪末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中国海船从广州启航，穿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海岸西上，再沿海岸线西行至波斯湾，航行到波斯湾的尽头，全程最短时间仅仅只需惊人的89天。1980年阿曼苏丹曾卡布斯倡议并资助了一次以仿古双桅三帆船由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直航东方大港广州的考察巡游活动。该船以阿曼古都“苏哈尔”命名，不装备现代动力设备和科学仪器，仅凭借季风鼓动风帆、罗盘针、牵星术以定方位航程。全船有船员、潜水员、海洋生物学家、摄影师、医生共20余人。当年11月23日“苏哈尔”号帆船从马斯喀特启航，沿着唐代海上航线驶向中国，途经中外历史文献记载的多个海域，总航程6000英里，历时216天，于1981年7月1日顺利进入珠江口，停靠在广州的洲头嘴码头。此举无疑更加证实古代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海上丝路交通的真实存在。 巴格达虽然是陆上丝绸之路西路的交往中心，但陆上丝路的衰弱并未影响它的繁华。有赖于曼苏尔哈里发颇有远见的选择，巴格达得以在陆上丝路衰弱后顺利转型为海路交通中心。北方的商品经小亚细亚、阿美尼亚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米达（今土耳其境内迪亚贝克尔）用木筏装载下运。从海上来的东亚和南亚的贵重商品经波斯湾在巴士拉登陆或转载上行，波斯湾上航行的轻载的船甚至可以一直开到巴格达。地中海方面的商品经今土耳其的安塔基亚，取陆路，经叙利亚的阿勒颇到达幼发拉底河畔的拉卡，船载顺流而下，在安巴尔，转入伊萨渠。那是一条通航运的运河，引幼发拉底河水东南流，经西巴格达注入底格里斯河。西来的货物就由这条运河运载到卡尔赫。巴格达在底格里斯河的码头长达数英里，停泊船只成千上万，有巨舰，有游艇、木茂、牛皮舟，还有中国帆船。 而地处巴格达以南，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处附近的巴士拉，更是因成为大批中国货物上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中转站而被阿拉伯史家称为“中国商港”。这与巴士拉因河网密布被日后的西方人称为“东方的威尼斯”真是相映成趣。作为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主要出海口（但因地理变迁海岸线淤塞外推现已远离波斯湾），《一千零一夜》中充满了有关巴士拉的故事，辛巴达就是从巴士拉出发周游世界的，它也是《广州通海夷道》记载的广州通往波斯湾航线的终点。 当装载着唐朝陶瓷的船只经印度洋驶抵巴士拉时，这些精美绝伦的陶瓷给当地工匠以启发，鼓励他们尝试自已的新创造。虽然当地缺乏基本原料又没有高温的烧窑技术，但工匠们就地取材，采用伊拉克南部的黄色粘土，模仿中国陶瓷的形状和颜色创造出自己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非常注重视觉效果，努力用黄色粘土制造出不透明的白釉碗，从而根本性地改变西亚陶器的状况及其作用。最先，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陶器在摄氏700℃~800℃下烧制，而巴士拉工匠曾仔细观察了中国陶瓷，然后模仿其形状，采用了中国的制坯成形技术，将窑温提高了近200℃，从而制作出自己的产品。工艺的交流并不是单向的，阿拉伯工匠不是简单的模仿者。早期巴士拉饰有蓝钴的陶器传到远东后反过来给中国工匠以启发，他们尝试着将白色、青色联合运用在陶瓷上。直到十四世纪，工匠们克服了技术上的困难，能在高温下使用蓝钴，最终成功地制作出精致的青白瓷，给陶瓷世界增添了一朵奇葩，也诠释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西方工艺的双向交流对人类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 今天的巴格达与巴士拉仍然保有伊拉克共和国第一、二大城市的地位，但他们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早已留在了千年以前的过去。彼时，这两座城市曾是海上丝绸之路西端的终点，见证了“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经贸与文化往来通道的陆海兴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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