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华 在距离上海270多公里的皖南山区有一块与当地社会、文化有着相当差异的飞地—上海市白茅岭监狱。这里是目前上海市在外地的最大监狱，也是上海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现代化监狱之一。 白茅岭监狱地处遥远的安徽南部，距离上海270多公里，白茅岭监狱在行政上属于上海；其工作人员全部由上海派遣和调度，工资福利都按照上海市标准发放，这个地方与当地不仅在管理上互不统属，在文化方面也自成一格，完全是一块上海的“飞地”。事实上，60年前，筚路蓝缕开发和建设这一监狱的，既不是上海市公安局，也不是上海的服刑人员，而是上海市民政局及其收容管理的“无业游民”。当然，这个地方一开始也并非监狱，而是农场—先后叫皖南农场、上海市白茅岭农场等。上海游民为何会跑到遥远的皖南开天辟地建立一个农场呢？答案得从60年前的春天开始寻起。 组建游民治淮大队 1955年初，为了把上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消费中心改造成“人民的上海”和现代化的生产基地，上海市委提出“紧缩上海”计划，目标是把上海人口控制在500万左右；但当时上海人口将近700万人，这还不包括在沪解放军人数。因此，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采取各种措施，大规模疏散上海人口。当时市委提出的疏散人口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动员部分工厂、企业、学校等单位及其人员内迁；动员外地来沪农民回乡生产；动员本市社会青年和部分三轮车、拖车工人和水上区船民移民江西垦荒；动员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支援内陆工业建设以及将大量收容和关押的无业游民、妓女和犯人疏散到外地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建立农场进行安置。 此时期，上海市民政局各个游民教养机关收容着各类“无业游民”，人满为患；随着“紧缩上海”计划出台，民政局需要继续扩大收容和安置游民，市委明确提出要把“消费性人口”尽量疏散出上海，这意味着民政局必须为收容的各类“游民”准备安置地。此时，新中国各地正在大力兴建许多大型公共工程，急需劳动力。如从建国伊始即开始进行的治淮工程，不仅是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政府工作的中心之一，全国各地也大力调集民工加以支持，尤其给那些需要安置失业工人以及各种闲置劳动力的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安置机会。1952年12月，上海市第一游民教养所就将757名收容教养的游民遣送到治淮工地参加劳动。但由于民政局与治淮委在接洽中未能妥善协商，上海市民政局此后未再遣送游民前往治淮。1955年上海市委提出紧缩上海后，鉴于上海游民安置工作任务繁重，上海市人口办公室和上海市民政局组成考察小组，再次到治淮工地与治淮工程委员会接洽，准备再次为治淮工程提供劳动力。苦于人手不够的治淮委立马应允，当即与上海签订承包合同，给予上海第四季度5000人的工程，同时要求上海工程队9月底前开赴工地开始劳动。 上海市民政局获得部分治淮工程后，即开始组建游民工程队。民政局所属的四个教养所中当时收容的强劳动力约有6000人，但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认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揭露和肃清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游民教养所历来可以说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也可以说是藏龙卧虎的处所，内部情况十分复杂。中共中央认为全国各单位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约占机关总人数的5%，到游民教养所这类复杂单位，那比例肯定会大大提升。上海市民政局毫不含糊地在各教养所中展开肃反工作，7月底即逮捕数千人，其中强劳力即逮捕2000多人，并准备在8月份再逮捕1000多人。另外，民政局为了改造和安置游民，专门在原哈尔滨大楼设立了一个新人习艺场，内有营造、制鞋等四个工厂，需要劳动力1000多人。如此，则民政局各教养所实际可以参与治淮的游民不足2000人了。为了贯彻“紧缩上海”的指示，同时也为了及时完成民政局承包的治淮工程，于是民政局联合公安局在8月份开始新一轮游民大收容。 1955年10月份，民政局终于组建了一支由4000名收容人员组成的游民劳动大队作为先遣队开赴治淮工地。不过，虽然治淮工程需要大量劳动力，但这也是个重体力活；上海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手，但是上海“收容人员”的劳动能力却严重不足。上海民政局原本承包了5000人的治淮工程，但是进度极为缓慢，不得不一再增派人手，因此上海送往治淮工地的收容人员最多时达到了9186人。上海游民组成的治淮大队由上海市负责领导管理，上海方面为此需要至少投入6万元的经费；另外，上万人的队伍管理需要配备200多名管教干部；同时还需要至少一个连队或两个排的警卫人员，这些对于上海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更重要的是，1955年以后上海的收容人员中大部分都非强劳力，无法适应治淮工程之需。因此，游民治淮，效果不佳：治淮委不满，觉得上海治淮大队工程进度太慢；上海民政局不满意，觉得费时费力还不能最终安置这些收容人员。这一问题实际上从游民到达治淮工地开始不久就暴露出来了。因此上海市民政局一方面继续收容遣送人员到治淮工地参与治淮，另一方面则开始着手准备另起炉灶，寻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安置收容人员的办法。 兴建皖南农场 为了一劳永逸地安置这些被收容和即将被收容的“无业游民”，上海市政府在1955年下半年先后派出多批干部奔赴苏北、皖南、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进行调研和协商，以便建立一个大型农场，作为改造和安置上海游民的基地。经与各地商议，上海获得了一些荒地作为安置上海外迁人口的土地。其中民政局决定将皖南宣城、广德和郎溪三县交界处的17万亩荒地作为改造和安置上海游民的基地，安徽省委甚至同意将安徽已经开发的宣郎广农场（场部在枫树林作业区）8万多亩土地划归上海领导。1956年2月2日，民政局组成筹备工作组正式开赴皖南进行勘察和各项筹备工作。安徽省派出省勘察队协助上海进行劳改农场建设的规划工作。2月26日，民政局任命社会处处长樊玉琳担任劳改农场第一任场长。同时，安徽省委、宣郎广地方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动员民工帮助建场。1956年3月，内务部召开全国游民改造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造与安置相结合”的游民改造方针。全国游民改造工作会议结束以后，上海市为了贯彻“改造与安置相结合”的方针，加快了皖南农场的建设进度，先后从上海新人习艺场调集了泥工、竹工、木工和电锯工500多人，另外从各教养所挑选体力较强的收容人员数千人开赴皖南，一边修建茅棚、修筑道路，一边开始开垦荒地、种植蔬菜，正式开始了建场工作。 1956年4月份，皖南农场部分建筑完工，开始陆续接收上海各教养所游民以及从治淮工地撤退的收容人员。上海承包的治淮工程在6月份全部结束，完工后上海收容人员未再参与治淮工作，而是先后分批从治淮工地撤离，绝大部分被安置到皖南农场从事农业生产。到6月份，皖南农场已经初具规模，根据土地布局，划分为枫树岭（原宣郎广农场场部）、邱村和郎溪作业区三大块，新农场的场部暂时定在枫树岭，共建有六个新村：一个场部，以及东村、南村、西村、北村和白茅岭。此时到达农场的收容人员达6300多人，在场部建有1个直属队（全部由女队员组成），1个饲养队，1个运输队，1个服务队和1个电锯厂木工队；同时设立有医务室和卫生人员训练班，共有西医2人，中医3人。广德县在场部派有银行储蓄所、邮局、合作社等。场部修建有大礼堂、各种球场等娱乐设施，并设有电话交换台，与各村皆有电话连接。东村是妇女队，南村是儿童队，村内分别设有托儿所、分大中小三班，并配备有保育员、医生等。邱村和郎溪作业区各已修建好一个村，并分别还有两个和三个村正在修建中。因此，只经历了短暂的两个来月时间，上海就在皖南荒地上建立起一个已经安置了6000多人的农场，效率相当之高。 农场劳动与生活 皖南农场开辟之初实行集体劳动，被安置在这里的上海收容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除部分收容人员带有家属，每家得以分一间房子外，其他都是住大通铺，竹板大炕，每间房住36个人，每人两平方米左右。一开始，参加重劳动的每人每月45斤粮食，轻劳动每人每月35斤，1956年8月份开始按标准供应，重劳动力每月伙食费7.5元，轻劳动力6.5元，半劳动力6元，加上老弱病残人等支出，全场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5.5元。收容人员衣服、日用品等都由农场免费发放，加上灯火、教育、医药费等每人每月平均4.5元。参加劳动表现好的，每月有生产奖金，最高3元，最低0.6元，平均每人每月2-2.5元。上海在皖南农场安置一个游民，除了农场建设费、交通费等以外，基本生活方面每人每月需要上海市政府开支至少13元。由于上海和治淮工地源源不断地将上海游民送往皖南农场，开支也节节攀升，民政局1956年预计全年需要花费289万多元。1950年初上海在苏北开辟了第一个用来改造和安置上海收容人员的农场，垦区第一任管理局局长黄序周将军就预计在苏北建立垦区改造游民成本巨大，原本预计可以安置五六万人的苏北垦区在接收了1万多人以后就停止接收了。当时上海民政局认为皖南的黄土地相对于苏北的盐碱地要容易开发，因此才有了新建皖南农场的计划。但是随着农场各项建设的铺开以及开始接收和安置游民，各项费用水涨船高，成为上海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一批游民被安置到3个作业区的8个村子，每个村设村长1人、副村长2-3人，村下设队，每队约200人，设队长、副队长；队下设组，每组18人。副队长以上的人选都需要由上海选派干部担任；另外还需要派出公安干警或战士担任农场警卫工作。但是对于上海干部来说，大多数人都认为从事游民教育改造工作没有前途，尤其不愿意前往遥远的苏北和皖南农场。上海不断动员，并许诺干部到农场不会是终身制，随着遣送安置的游民在当地工作进入正常状态，陪同干部将可以调回上海任职。另外，通过历次政治运动，上海也将许多被认为历史上“有些问题”的干部派到皖南农场。除了部分人后来有机会离开农场回到上海或其他地方任职以外，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农场；由于在农场安家，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也只能留在农场。不过借改革开放的春风，上海最终同意大部分农场干部和职工在退休以后可以回上海，这些当年为了安置别人而离开上海的人，最终得以重新回到上海安置养老。 上海“游民”遣送到皖南以后，上海一度要求安徽省与上海实行共管，由上海市负责提供经费和配备干部，由安徽省负责农场的生产计划安排以及日常物资供应等。由于上海遣送到皖南的收容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各色人等都有，1956年下半年民政局又专门遣送了一批上海妇女教养所收容的妓女到皖南，对当地社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许多妇女到皖南后，与当地农民谈起了恋爱，有些甚至很快就把当地青年农民的积蓄花光；由于追求浪漫，许多当地农民经常不出集体工，影响了合作社的生产安排，导致地方干部甚为不满。上海的农场干部也与安置人员和当地妇女“乱搞男女关系”。另外由于农场是由国家财政开销，农场工作人员也不注意节约，许多当地干部和农民经常给上级报告。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安置人员藏龙卧虎，他们大多数并不安心在农场服这种没有名目的“无期徒刑”，经常发生逃跑事件，甚至殴打干部，损坏财物等。建场初期的农场管理工作难度非常之大，安徽省在接收了一段时间后又还给了上海，因此皖南农场后来也正式定名为上海市白茅岭农场。 随着1957年反“反冒进”以及1958年的“大跃进”的到来，许多地方工农业生产开始“跃进”，各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力增加，上海马上改变了吃力不讨好的将收容人员安置到农场的做法，大力动员在上海需要被收容的各类人员到内陆参加生产建设，而不再遣送到皖南农场进行安置。随着1957年全国人大《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颁布，游民收容改造工作从此并入劳动教养问题一起处理，上海不失时机地宣布上海游民改造结束。1957年12月，白茅岭农场接收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收押的500名少年犯，同年底农场行政上划归上海市公安局领导，皖南白茅岭农场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q@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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