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沉思录:直男考卷，这个招我们直男不接

猪小安 2018-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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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份名为《接招吧！直男》的直男考卷伴随着七夕节的隆隆炮声火遍全网，这份考卷不光广大男同胞做不及格，很多女同胞也表示懵逼。那么，直男到底是什么？如同考券里的这些标签就可以定义直男吗？我们当然还是有请著名两性情感问题专家罗神来解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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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理论中的物化（objectify）在某些语境下更适合翻译成客体化，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中，这种客体化体现在男权在性伦理上对女性的双标和暴力，也包括将女性“幼化”（Infrantilize）。

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伦理结构中，不仅在礼仪和规范动作上更多要求女性打扮外在形象，否则不符合社交规范。在伦理上，女性坐姿和言语，哪怕是拒绝都受到诡异的道德剥削---如果女性不这样做，似乎受到性骚扰或者其它就理所当然---这种恶劣至极的价值机器就如同拉康的能指链中出现了一支菲勒斯（阳具）意象杵在那里，作为男权机器运转的标尺。

而幼化又是一类，便是认为无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放弃自己主动性是一种幸福---这也是种诡异的男权论调。

而最近出现的所谓直男考卷算是幼稚化女性的一种体现。大量的题目预设女性本身性别文化中的性别偏见。或者说，刻板印象打包过于拙劣到不仅惹到女权自媒体，还惹到了路人的吐槽。私人关系中把自己囿于一个自留地只需要放弃主体权，默默逼迫男方作为，自己接受就好。在消费主义的包装下这似乎在不少人那里还视作一个“迪士尼童话”（我就不说迪士尼的早期公主形象被女权主义者，尤其是Gloria steinem骂成什么了）。实际上从激进女权的角度来说，某种客体化自己的居高临下（patronizing），与其说在行使性筛选权，不如说是种男权剧场上的诡异反串。

消费主义通过投喂受众的方式给予其一种自我想象或者身份，但是显然这次玩脱了，以至于大部分哪怕沉浸于消费文化的人都感到不对劲。

但是消费文化制造需求主要提供两种东西：

1.虚妄的主体性。（来自鲍曼）

2.制造负面对象，和把某种生活方式作为厌弃对象，以至于行成普遍性的个体焦虑。

于是消费媒介的构成模式就在于此。并以此展开话语生产，说白了消费主义的再生产逻辑是：制造焦虑——身份捆绑——投喂，而受众仿佛得到了极大的个人自由，以至于消费行为成了类似于宠物一样的除了饿了哭两句和烦了喷两句以外啥也不会的“所谓自由人”，前者自由消费媒介贩卖生活方式，后者自然也有人贩卖价值观。

当然，当代消费媒介和我刚才提到Gloria Steinem批判的那个时代比进化了很多，毕竟在《Her》作为女权旗手的时代，消费媒介还在通过刻板印象定义女人在制造消费理念，被80年代的女权先贤们打得脸肿。当代而言，时尚界从当您的反向规训者，变成了开始迎合自主意识的解释者---“要爱自己，要用xxx才是女人”变成了“独立女人就该买xxx”。媒介学派的梅罗维茨对于广告语的符号生产中，重点强调了“身份”和“场景结构”这两者构成了广告语输出的意义生产机制。

首先此处激进女权和西马的批判理论批判的对象是再生产机制和权力结构，不是评价单个人的行为。您个人自愿买买买和我没半毛钱的关系，也不是说男人肯定会持有某种倾向（如果真是这样，那人类目前就不是男权社会晚期，而是基权社会早期）。

而这个意义上直男在此处承载了两重意义上的批判：

1，性别政治而言，直男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男权遗留的社交文化或者秩序，也是公共领域再生产的主体。从平权本身的解构任务来说，包括对原秩序的话语重构，深层次点甚至包括劳埃德对于“理性”（比如某些布尔乔亚的公正世界假设被视作公共理性）的解构。这种情况下，转型期，我认为对男性有愤怒甚至觉得男性有原罪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同阿伦特对革命的动机阐述一样，一个自代表的政治行动体刚形成，共情是一种非理性但是诱发变革的一部分动力。

但是某些人就比较逻辑不自恰了，就如同刚才提到的媒介学派来说，性别政治本身在政治传播中形成了一套场景结构——仿佛社会被简化成了一个家庭，分化众多的性别群体被标签统合成了一个人格化的男性或者女性，被诡异地翻译成了“男人-女人”问题。于是男权--对性别问题麻木的男性--某些直男就形成了这样一条翻译链。

2.消费文化是一种厌弃的方式。厌男（Misandry），厌弃是厌弃新穷人（来自鲍曼，被排除在主流消费文化外的群体，虽然他们未必没有消费能力），制造一种对不可接触者的隔绝。在主流时尚机器的消费场域中男性市场在很多地区的开拓是很一般的，厌男的做法，将直男视作不洁，脱离生活方式（当然是它贩卖的生活方式，卖宅男东西的肯定说你这种生活有情趣得很），被异性厌恶（实际上取悦的群体和被厌弃的群体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多少交集），实际上需要你行成个体焦虑，来进入这个新的文化身份（当然，为避免某些男性把消费文化等同于针对女性的性别文化，我会告诉你卖男人的东西也是这一套逻辑）。那么某种程度上把男性市场转成男友市场是一种方式（虽然被厌弃的受众和被取悦的受众完全是布尔乔亚中接触奇少的陌生群体，但这种诡异的场景连接在此形成了），也比较符合媒介的运作模式。

Bell Hooker曾经警惕过实际的性别剥削被去政治化而被晚期现代性生活变成某种“生活方式之争”。这无疑模糊了真正的男权社会内在矛盾，和不自觉的剥削，比如她认为黑人女性在公共领域受到的二重剥削就很少被人提及。

具体而言，现代性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体系中提出了一组很好玩的概念：

1，自我产出。

2，自我指涉。

前者是在说现代性社会是我们第一次坦然接受“过密化”社会的一次尝试，在物质发展和分工集中所诞生的城市体系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物理上极度狭小但是意识上非常广阔而扁平的公共空间。这个很好理解，一个城市在外人看来或许千城一面，但是其所容纳的社会思潮，各阶级的人群，各种生活方式是可能远远超过物理空间远大于城市系统的其他环境中的总和。

于是在这种公共空间里面。我们虽然首先是作为生理上的人类出现（即自然人阶段），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被社会秩序打碎，然后在公共空间中按照一定的价值认同重组了自己，以完成自我的“社会人”形象的建构。

这个叫做自我产出。

但是在这基础上，我们会重新在公共的社会秩序中重新生活，互相交流，形成一定的结构结构认同，这个结构包括三个要素组成：

你实际生活所处的结构以及价值观体系；

你的文化认同，意识认同所依赖的文化阶级；

以及文化阶级本身对你的接纳程度。

这三者使你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同，以至于你可以站在一个“社会人”的角度认识自己的生活处境。

这就是自我指涉。

于是乎，我们知道以上两者之后，就很容易解释这个问题了。

从自我产出的角度来说，审美话题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两次变革：

1，消费主义对于后工业社会中社会价值系统的改造。中文世界可能流传最广的批判是某人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审美产业是随着后工业化中内化出的庞大消费市场的过程开始同时产生的，对于消费市场的文化工业品产业；其次是对于消费市场而生的”专家系统”，即文化工业的价值标准制定者。前者用于文化工业品的生产，后者用于制定标准并且带起消费需求。

而这使得审美或者说时尚成了一种价值性话题而不是需求性话题，而这种性质转变从几百年前瓦卢瓦王朝的宫廷流出到了老百姓这里。

于是，你秉承什么样的审美特性，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标准，以及你在主流话语秩序中的认可程度，这些本应诞生于你的”需求“，反而通过某些价值话语来反过来主导你的生活。

2，其次是性别革命的要素。女权主义和LGBT运动的合流不仅仅是政治行动中的偶然，实际上是因为属于同一个意识结构的过程。

传统父权社会中，对于”性“这个话题的规训或者说独裁，实际上包含性的规训（父权中心话语的性伦理），性别（基于父权血缘共同体和生育权责的性别角色），当然也包括性向和性表达，因为后两者也是性自主权的意味。

性自主权的剥离也可以继续衍生到对于”男性气质“的剥离，于是乎似乎和男性气质框架有关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战争，生态破坏，工业化等等，都被等同于社会”男性气质“（侵占，欲求等等），于是就出现了著名的美国历史上的”红绿合流“。

虽然以上说辞，在美国主流女权学术界是没人认可的，因为学术界早就倾向于纯粹的性别建构论，欧洲是压根就不会提出这类（因为欧洲平权运动是反”性别“捆绑群体文化的）。但是在NYT专栏（纽约时报）的主要受众中产阶级的范围内，依然保持这套说辞，这套论述也直接引入了我国。

这两者合并在一起，就形成了自我指涉层面的合流。

”男性“+”直“本身在这种指涉同时成了父权社会中性自主解构这部戏剧的天然“反面角色”，即父权，性压制，性别权力迫害者；同时也成了消费主义之前（这个在美国不成立，但是在中国成立，因为我朝消费主义的价值体系在引入上是滞后于改开后的第一轮发展的）一切粗劣的男性形象的综合体，因为消费主义自诩是革新旧时代审美的代表---而至今时尚界和流行艺术界也是这么自我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