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发现的匈奴金银器在草原丝路的作用

SLK3482 2018-08-10

展开全文

内容提要：鄂尔多斯地处历史上的漠南地区，是战国时期和汉代匈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遗留下大量的遗迹和文物，其中包括数量较多的金银器，以装饰品、兵器饰件、生活器皿为主要类别，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为造型或装饰，反映了匈奴的经济类型、原始信仰、图腾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从匈奴金银器的造型看，一方面与中原地区形成双向交流的状况，另一方面又有西方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在早期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从鄂尔多斯地区的发展历史看，匈奴占据北方草原期间，这里是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留下大量的文化遗存和历史文物，其中包括匈奴的墓葬和窖藏，并出土有数量较多的金银器，属于战国晚期和西汉两个阶段，以游牧民族特有的动物纹装饰艺术反映出草原文化的特征，同时兼容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因素，在早期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鄂尔多斯发现的匈奴金银器

（一）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1］出土的金银器有：鹰顶金冠饰、虎咬牛纹金带扣、嵌宝石豹噬野猪纹金带扣、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卧虎形金缀饰、鹰形金缀饰、盘角羊形金缀饰、圆形盘角羊纹金缀饰、刺猬形金缀饰、羚羊形金坠饰、方形四鸟首纹金扣饰、圆形变形鸟纹金扣饰、嵌松石金耳坠、铺首衔环金饰件、金虎头饰、狼鹿纹银缀饰、虎头形银饰等。为战国晚期。

（二）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墓葬［2］出土的金银器有：虎衔羊纹银项圈。为战国晚期。

（三）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墓葬［3］出土的银器有：虎咬鹿纹银带扣、双虎咬斗纹银扣饰、双虎咬斗纹银饰牌、刺猬形银缀饰、羊纹银扣饰等。为战国晚期。

（四）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塔拉壕乡碾房渠窖藏［4］出土的金银器有：虎狼咬斗纹金带扣、双龙纹金饰片、嵌宝石金耳坠、铺首衔环金饰、银环等。为战国晚期。

（五）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5］出土的金银器有：虎豕咬斗纹金带扣、串松石金耳坠、伫立状怪兽纹金缀饰、长条形蛇纹金缀片、鹰形金带饰、双兽纹金剑鞘饰片、卧鹿纹金剑鞘饰片、卧马纹金剑鞘饰片、双马纹金剑鞘饰片、马纹金剑鞘饰片、卧状怪兽纹金剑鞘饰片、双兽咬斗纹金剑鞘饰片、三兽咬斗纹金剑鞘饰片、怪兽纹金剑鞘饰片、卧马纹银缀饰、虎形银节约等。原报告为战国晚期，经过金银器的对比分析虽然有战国的遗风，但西汉初期的特征更浓。［6］

（六）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墓［7］出土的金银器有：金头饰、嵌松石鹿纹金耳坠、盘角羊纹包金铁带扣、银筒、银匙等。原报告为西汉初期，金银器和其他伴随物的风格与西汉中晚期接近。

（七）在鄂尔多斯地区征集到虎咬鹿纹金饰牌、虎咬鹿纹银饰牌，从风格上看为战国晚期。双鹰搏驼纹金带扣，成对出现，风格为西汉早期匈奴的遗物。

二、匈奴金银器反映的图腾崇拜

野兽纹、兵器、马具是亚欧草原文化的主要特征，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金银器动物纹装饰和兵器饰件，作为战国至汉代亚欧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代表游牧经济的同时，还寓意图腾的文化含义。北方草原生态环境赋予了动物的生存和植物的生长，匈奴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这些动植物，对它们产生了依赖感和亲情感，从而加以崇拜，出现了最初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之一，与原始时代出现虚幻的、超自然力观念密切相关，也与氏族外婚制和氏族组织密切相关，它负有维系血缘亲属关系和实行族外婚制的职能。崇拜同一图腾的人们被认为来自同一祖先的后代，属于同一社会组织，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信仰，他们一般选择与其物质生产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某种动物、植物作为图腾崇拜对象。

“图腾”一名为北美印第安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其实体是某种动物、植物、微生物或自然现象，含义为血缘亲属、祖先和保护神。原始人把与自己日常生活中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等作为血缘亲属、祖先、神加以崇拜，而产生了图腾文化。由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马、牛、羊、鹿、虎、鸟等动物便成为匈奴的崇拜物，即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物。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匈奴的图腾崇拜，大量出土物上的动物造型虽然反映了匈奴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也代表了一种原始信仰的深层含义。在金银器的动物造型艺术中，分为单体动物、复合动物和动物咬斗三种形式，表现在图腾文化中又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匈奴金银器中单体动物表现形式的种类有马、羊、鹿、虎、刺猬、鸟等，表现为或立、或卧、或蹲踞、或行走、或飞翔，在装饰中出现的几率较多，这些动物与匈奴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成为各个氏族或部落的图腾。如马、羊、鹿、虎造型，在杭锦旗阿鲁柴登等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上都有装饰，风格和造型呈一致性。马多表现卧状，四肢内屈；虎多为圆雕的虎首和静态中的卧虎以及动态中行走的虎形象。这些动物在匈奴氏族或部落林立的时候作为各自的图腾，直到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地区后，随着匈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逐渐演变为民族图腾，故出现了多个动物图腾的崇拜。

复合动物式造型，由多种动物组成，一方面展示草原生活的画面，另一方面也是匈奴民族建立共同体过程中征战的象征。如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鹰顶金冠饰，在冠顶、冠体、冠带上分别有圆雕的展翅雄鹰和浮雕的狼、羊、虎、马等图案，在冠顶醒目的位置上突出了鹰的重要性，所以学术界对此解释为草原情景的简单描绘的说法有些单一，应该还有部落联盟国家形成的文化象征之意。战国晚期正是匈奴建立部落联盟国家的时期，匈奴中以鹰为图腾的部落经过多年征战，逐渐统一了以虎、狼、马、羊等为图腾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国家。金冠上的动物造型和布局正与匈奴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吻合，说明了复合动物造型表示了建立部落联盟国家和以动物为图腾的文化寓意。

动物咬斗造型，多表现凶猛动物吞食弱小动物，或者凶猛动物间的争斗。如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虎咬牛纹金带扣，四只猛虎两两成对咬住牛的颈腹部，牛虽被猛虎捕杀，但仍表现了顽强的反抗精神，利用锐利的牛角，刺穿虎的耳部。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墓葬出土的虎咬鹿纹银带扣，主体图案突出猛虎的形态，张口咬食小鹿，鹿只占整个图案的一角，作挣扎之状。东胜区碾房渠窖藏出土的虎狼咬斗纹金带扣，虎呈伫立状，前肢踏住狼身，张口咬住狼的上颚，狼反口咬住虎的下颚；狼口下部有一蜷缩的小动物，虎身上饰有群狼图案。匈奴势力强盛时，“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8］就是说，在战国晚期，匈奴先后征服了东胡、月氏、楼烦、浑窳、屈射、丁零、鬲昆、新犁等部落，建立部落联盟国家，与出土金银器的年代一致。可见，这种动物咬斗造型也是匈奴部落间互相征战和图腾文化的象征。

匈奴每年举行三次集会，分别为春、夏、秋祭。《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即祭祀的对象有祖先、天地和鬼神。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图腾的信仰，但祭祀的对象与图腾有关。从民族学资料看，最初的原始人把图腾认作血缘亲属，用“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等亲属称谓称呼。后来，原始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来源，误把图腾视为群体的祖先，以为群体成员都是由图腾繁衍而来的。随着人类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原始人认识到人与兽之间有很大区别，不再认为图腾能生人，但图腾祖先观念在原始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神的观念。

匈奴祭祀的天地，即自然崇拜，当然离不开大自然赋予的动物，马、牛、羊、虎、鹰等都是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与匈奴的生活密切相关，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图腾。祭祀的祖先也与动物图腾有关，匈奴各部落把草原上生存的动物认为与自己的来源有关，把之作为祖先崇拜。虽然在汉代匈奴已经建立了奴隶制政权，祭祀祖先的对象不一定完全是动物图腾，但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既定的习惯流传下来。祭祀的鬼神，是比较高一级的崇拜对象，在图腾祖先观念的基础上演变而产生。匈奴有把偶像作为祖先、天地、鬼神的化身而予以崇拜。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羚羊形金饰件，角部占了整个造型的三分之一，指向苍天，可能与祭天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匈奴有以偶像祭天的惯例。“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9］由此可知，这件角部朝天的羚羊形金饰件是匈奴祭天用品之一。

三、匈奴金银器中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

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与斯基泰文化的“野兽纹”有着密切的关系。斯基泰人分布在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南俄罗斯地区，于公元前8至前3世纪驰骋在俄罗斯草原上，以兵器、马具和 “野兽纹”为其文化特征。特别是“野兽纹”对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金银器动物装饰艺术有很大的影响。斯基泰文化的形成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公元前7至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至前3世纪。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日渐丰富，学术界已经对那种认为斯基泰文化是欧亚草原兵器、马具、“野兽纹”中的某些母体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这种文化模式不是产生于一个地区，而是每一个地区都有其发展的历史渊源，只不过在相同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之下有文化的共同性而已。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纹就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在某些文化因素和造型艺术上受到了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包括了匈奴金银器的动物纹。

在南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卡耳梅次卡亚自治州发现的斯基泰文化遗迹［10］中，出土的属于公元前5至4世纪的金银器与鄂尔多斯地区战国晚期匈奴金银器既有相近的地方，同时又有一定的差异，这正是说明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状况。南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达尔州的斯基泰文化的遗迹中，出土有虎首金项圈、虎咬野猪纹金饰牌，动物造型与玉隆太墓葬出土虎衔羊首银项圈、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嵌宝石豹噬野猪纹金带扣、虎咬牛纹金带扣非常相似。项圈都是在端部装饰动物纹，但形制有所不同，虎首圆形金项圈只有一圈，前部中间有缺口，两侧装饰相对的虎纹；虎衔羊首银项圈盘曲两圈，一端装饰虎衔羊。虎咬野猪纹金饰牌与嵌宝石豹噬野猪纹金带扣在题材上相同，但制作工艺和动物间排列却不同。罗斯托夫州基托可夫墓地2号墓出土的鹿纹金缀饰，与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卧鹿纹金剑鞘饰片，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鹿的造型近乎一致，只是在姿态上有所差异。罗斯托夫州五人兄弟墓群8号墓出土的金珠项饰，与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金珠项饰属于同一类型的装饰品，但形制有差异，前者以编结的金丝串联金珠，后者将金珠直接串联而成。罗斯托夫州布索奇诺墓地2号墓出土的人形金饰件，与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羚羊形金饰件在制作工艺和祭祀功能上相近，但造型却不相同。

曾被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首部反颈、四肢内屈的造型是由斯基泰地区传入的说法，其实早在早于斯基泰文化的北方草原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就已经发现，从而可以推翻了西方学者的看法，这种动物造型的原型就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斯基泰文化中的同类造型也许是从北方草原东部传入的。所以说，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反颈屈足羊纹金缀饰有自己的造型渊源，并非是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而怪兽形造型却在我国找不到原型，但这种题材的器物无论是北方草原地区，还是中原地区、南方地区都有发现。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伫立状怪兽纹金缀饰、卧状怪兽纹金剑鞘饰片、怪兽纹金剑鞘饰片，怪兽为鹰喙、兽身、头长角。这种怪兽造型属于虚幻的动物，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纹中找不到渊源，但在斯基泰和阿尔泰艺术中广为流行，年代也早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在新疆吐鲁番市交河故城沟北1号台地墓葬［11］中，发现有怪兽啄虎纹金饰牌、立状金鹿饰件、牛头金饰、对鸟纹金饰片等，为西汉早期，其中的怪兽也是鹰喙、兽身、长角。可见，怪兽纹最早在斯基泰和阿尔泰艺术中盛行，此后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匈奴金银器的怪兽纹造型就是受此影响的结果。这种文化的冲击力一直波及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如河北省易县辛庄头30号墓［12］出土的兽身鹰喙金带饰、羊首鹰喙形金饰、兽首鹰喙形金饰，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13］出土的兽首鹰喙金带饰，广西平乐县银山岭94 号墓［14］出土的兽身鹰喙铜带饰。因此，文化交流是客观的、互动的、双向的，只有在交流中才能不断地充实自有文化的内涵，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就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展起来的。

在进入公元前7世纪以后，随着单一游牧经济的形成和繁荣，早期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对生活资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增加了民族迁移和对外扩张的趋势，也使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怪兽纹艺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流行于战国晚期至汉代，但没有成为北方草原地区的主体艺术题材。正如杜正胜先生所言：“中国北方文物的怪兽母题起源地当在黑海北岸到阿尔泰山之间，它们在中国难以追溯根源，而且出现的年代比黑海到阿尔泰晚，大多在战国晚期以后。”［15］近年来，新的考古资料不断发现，属于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的巴泽雷克期是该文化的繁荣期，其诸多的遗存出土了怪兽纹器物，进一步证实了怪兽母题来自于阿尔泰艺术。如图艾克金和卡坦达巨冢出土的狮身鹰头、狮身鹰喙木雕品，巴泽雷克2号墓出土的角上带鹰头的鹿头饰，尤斯特德19号墓出土的兽身鹰喙木雕品等［16］。这些怪兽形象与西沟畔2号墓、交河故城沟北墓葬、辛庄头30号墓、狮子山西汉墓出土金器上的怪兽纹有着惊人的相似，至少说明当时巴泽雷克人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人曾经发生过联系。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金项圈，在黑海北岸的克拉斯诺达尔发现的数量较多，时代约在公元前3世纪。因此，在匈奴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中，西方文化因素占有一定的比例。

在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金壶［17］，口沿外侈，颈部粗高，微内束，环形器身，圜底；口沿下饰一周植物纹，颈部间隔竖排同样的植物纹，肩部由三列横排的叶瓣组成花纹带环绕器身，并略突出器体；腹部纹样分区隔断，为植物纹和飞鸟纹。这件金壶的造型具有斯基泰和波斯的艺术风格，植物纹却接近古希腊的特色，飞鸟与中国的“长生鸟”相似，其神态极似中国汉代朱雀、凤鸟的形象。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哈布力墓地3号墓出土有两件嵌宝石双龙纹金带扣，与中国汉朝常见的龙纹装饰相同。另外，新疆境内的遗迹也发现了相当于汉朝时期的动物纹金银器，如乌苏四棵树墓葬出土的鹰形金饰件、牛形金饰件、双兽纹金饰牌等，青河县阿热勒乡征集的飞马形金饰、虎形金饰，这些金银器装饰的鹰、牛、马、虎等造型，也是匈奴金银器动物装饰中常见的题材，艺术风格比较接近。这说明在公元前1至公元1世纪，汉朝文化和匈奴文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境内，又传播到西方国家。

从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金银器动物造型和制作工艺看，战国晚期继承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因素，西汉早期保留了较浓厚的战国风格，西汉晚期的特征迥然不同，出现了表现祥和氛围的动植物组合纹样。总体上看，匈奴金银器装饰艺术中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为主，在继承北方草原传统的动物造型的基础上又有创新，既反映了畜牧业、狩猎业的社会经济类型，又表示出观念形态上的图腾崇拜的深层文化含义。从地理位置看，鄂尔多斯地区处于中西文化、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匈奴金银器的动物造型艺术和工艺充分证实了这一文化交融的事实，对以后历代北方游牧民族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说明动物造型为北方草原地区早期诸民族的文化共性。

参考文献

[1]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第333－338页。

[2]内蒙古博物馆等：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第2期，第111－114页。

[3]伊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合刊，第91－96页。

[4]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发现金银器窖藏，《考古》1991年第5期，第405－408页。

[5]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第1－10页。

[6]张景明：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陕西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614－624页。

[7]伊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年，第15－27页。

[8]［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

[9]［汉］班固撰：《汉书》卷68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

[10]［日］日本东方博物馆、朝日新闻：《南俄罗斯骑马民族遗宝展》，东京，朝日新闻发行，1991年。

[1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1号台地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第18-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