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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白江口海战，是一场很容易被忽略的战争，但它的意义却非常重大。作为中日两国间的首场战事，白江口海战给日本带来灾难性的创伤，使其在此后900多年间再不敢挑衅中国（下一次挑衅中国，要晚到明朝万历帝时期），同时也坚定了日本“以华为师”的学习历程。而率领中国军队取得这场战事胜利的将军，正是鲜为人知的唐朝名将刘仁轨。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日本曾长期被称为“倭国”，唐高宗在位时期，倭国以自己的国名不雅，遂正式改称为“日本”（“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见《新唐书·东夷传》），但在中国的史书当中，依然经常称其为“倭”。 刘仁轨生于隋朝末年，在贞观年间，逐渐由陈仓县尉递次升迁至给事中，并因直言敢谏深受唐太宗信任。唐高宗在位之初，奸臣李义府依仗着武后的权势，在朝中肆意排挤与己不合者，刘仁轨因为得罪过他，先是被贬为青州刺史，没几年时间又被罢官，以白衣身份到辽东前线从军。 显庆五年（660年）三月，唐高宗为支援朝半岛上的盟国新罗、建立在半岛上进攻敌国高句丽的据点，于是派大将苏定方、刘伯英率水陆大军13万渡海作战，与新罗的军队一起进攻百济，结果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攻陷其国都泗沘，俘获国王扶余义慈。 唐朝消灭百济后，苏定方率军回国，留下大将刘仁愿留守泗沘，并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都督府。唐高宗本来委派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结果后者在渡海时病故，只好起用刘仁轨来代替王文度统领军队。不久，百济残众在大将鬼室福信的带领下，占据周留城开战复国运动，在迎请王子扶余丰回国的同时，遣使向倭国乞求援兵。 作为百济的庇护国，倭国自然不能坐视它的灭亡，于是在显庆六年（661年），天智天皇不仅派人将扶余丰护送回国，又派出大军挺进朝半岛，意图与唐朝一决高低。倭军与百济残军实现联合后，对留守唐军展开猛烈的攻势，一度将刘仁愿围困在泗沘城，亏得刘仁轨及时救援才脱困。 龙朔三年（663年），倭国派军2.7万人入援，除部分兵力进攻新罗外，主力则向周留城挺进。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刘仁轨经与刘仁愿商议后，决定利用扶余丰离开周留、迎接倭军之机，兵分两路直捣其老巢。其中，刘仁愿从陆路进攻周留，刘仁轨则率水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溯江而上夹击周留。 同年八月底，刘仁轨所部与倭国水军相会于白江口，当时倭国与百济的水军共有战船800余艘、士兵4.7万人，而唐与新罗水军却只有战船170余艘、士兵1.7万，场面处于下风。刘仁轨自知本方势弱，于是佯装退却，然后将敌军引诱至提前设好的水阵中，利用船高舰厚的优势，自上而下向敌军战船发射火箭。 倭军虽然船多人众，但由于多是舢板小舰，船小而薄弱不利于攻坚，而唐军皆是艨艟巨舰，舰大而坚利于防守，如今占据高位向下射出火箭，那么倭军便只有挨打的份儿。果然没多久，倭军船只纷纷中招，被撞击沉没、焚毁者极多，士兵死伤不可计数，其鲜血染红了整个海面。此役，唐军四战四捷，大获全胜。 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见《旧唐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三十四》 战后，只有极少数倭军残余突围而出，而扶余丰也逃奔高句丽，百济复国运动就此失败。白江口海战的惨败让倭国极为恐惧，随即将留在半岛的残军撤回，此后900余年间再未敢跟中国交手。不仅如此，倭国因担忧唐朝会乘胜来袭，又斥巨资构筑起四道防线，并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不久，日本开始大规模学习唐朝的进程，来往频繁的“遣唐使”船便是明证。 白江口海战令刘仁轨声震海内，深得朝廷嘉许，仅仅用了3年时间，便由刺史升为宰相，升迁之快堪比火箭般的速度。此后20余年间，刘仁轨又参与过击灭高句丽、东征新罗、抵御吐蕃等战事，回京后又长期主持长安的留守事务。垂拱元年（685年），刘仁轨薨逝，享年85岁，结束自己极为传奇的一生。 史料来源：《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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