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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60年前的今天，8月27日，发生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白江口之战。 这场战役是唐朝和新罗联军与倭国和百济联军之间的一次水战，地点是白江口，即现在的韩国锦江入海口。663年，倭军（约4万2千人，拥有1000多艘战船）和唐军（约1万3000人，拥有170艘战船）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唐将刘仁轨指挥船队灵活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团团围住，使他们的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们陷入混乱之中。最终，日军的战船全部被焚毁，上百甚至上千名日军被杀或溺死。 在这次战役中，唐朝水军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以少胜多，打败了兵力和船只都远远超过自己的倭国水军。这场战役堪称经典的水战之一。这次战役标志着中日两国首次正式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早期的一场国际性战役，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存在着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独立的国家。其中，高句丽声名显赫，军力强大，对中央王朝时而臣服时而叛逆，时而敬仰时而傲慢。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是导致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国内民生困苦，国力大幅削弱。 唐高祖李渊登基后，并不对高句丽的臣服感兴趣，对臣下说：“高句丽虽然曾臣服于隋朝，但最终拒绝了隋炀帝，我们为何要臣服于他们呢？我们应该安抚人民，又何必接受他们的臣服呢？”裴矩和温彦博劝谏说：“辽东本是箕子封国，魏晋时期也是封内之地，我们不能不让他们臣服。中国和夷狄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星星一样，“不可屈服。” 当时的高句丽国王高建武是隋炀帝时期一直与帝国对抗的国王，他也想了解新帝国的实力，派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前往辽东旧战场，收埋隋朝将士的尸骨，摧毁高句丽人夸耀武功的京观。高建武感到恐惧，下令国人“修建长城千里，东北扶余为首，西南属于海洋”。 后来，高句丽发生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害了一百多名大臣，并将高建武的尸体扔进沟里，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己则成为主帅。这位高句丽种族的领袖，“相貌英俊，胡须浓密，穿着金饰的冠服，佩带五把刀，左右无人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时，国内的贵人大臣都争相跪地，将屁股抬高，给他当“脚垫”。 高句丽发生内变朝廷决定暂时撤军，等待春季再行进攻。春天一到，唐军再次发起攻势，最终成功攻陷安市。太宗为了表彰李绩的功绩，封他为辽东都督，授予他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以便巩固唐朝在辽东地区的统治。这次征伐高句丽的战争，不仅使唐朝扩大了领土，还加强了对辽东地区的控制，为唐朝的疆域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太宗展现出他英明果断的领导才能和对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的一次重要时刻。然而，唐军在辽东寒冷的冬季受到了严重的后勤运输问题的影响，最终不得不撤退。 648年，唐太宗原本计划集结三十万大军，由长孙无忌担任大总管，一举消灭高句丽。然而，由于太宗突然病逝，这个计划被迫取消。655年，新罗国向唐朝投诉，称高句丽、百济和靺鞨联合进攻，夺取了新罗的三十多座城市。唐朝下令劝和，但没有被接受。作为帝国的仲裁者，唐朝于660年派遣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军进攻。 唐军并没有直接援助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盟友百济。百济和高句丽一样，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渡海，在熊津口大败百济军队，接着攻占了真都城，击溃了百济军队的主力，斩首万余人，夺取了他们的城池。在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陷入困境后，他们逃到了北方的一个小城寻求庇护，却被苏定方率领的唐军团团围困。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趁着父兄逃亡之际，趁机自立为王，并带领众人坚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身边的人说：“现在国王和太子都在，如果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军撤退，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害！”扶余文思非常着急，于是带领身边的人“随城而出”，城内的人见到王太孙这样做，也纷纷跟随他离开。扶余泰无奈之下，最终投降，百济都城沦陷。 不久之后，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其他五十八名百济豪族，将他们全部押送到长安。“平定了他们的国王部落、三十七个郡县和三百个城市，共有七十六万户。”唐朝在百济设立了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并选取了酋长来进行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犯抵达京城，“诏令释放而不处死”。在百济灭亡后，唐朝大军凯旋而归，只留下刘仁愿率领数千士兵驻守百济城，同时派遣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然而，在途中王文度不幸病逝，刘仁轨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归顺唐军，但当他看到唐军主力撤离后，产生了叛心，并与名为道琛的和尚合谋，在周留城发动了百济旧民的起义。很快，百济各地纷纷响应，支持扶余丰。众军团结起来，反而将唐军刘仁愿的驻守军团团围在百济城内。唐朝政府下令，任命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刺史，统领王文度的旧部和新罗军队，共同救援刘仁愿。唐军和新罗军一路奋战，直到攻下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立了两座巨大的堡垒，刘仁轨率领众人猛攻，百济军队无法抵挡，只能退守任孝城。 661年（高宗龙朔元年），唐将苏定方又发动了对高句丽的进攻，在严寒的大雪中，唐军不得不撤退。然而，刘仁轨却上书请求继续坚守在百济。高宗深思熟虑后，认为刘仁轨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决定让唐军留在百济城坚守。刘仁轨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战术，率军先攻下了扶余福信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尽管这座城市地势险要，但唐军在夜间发动奇袭，成功攻破了城墙，从而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食运输路线。与此同时，百济内部发生了火并。百济王子扶余丰越越来越无法忍受他的堂叔扶余福信的专横行为，于是将其杀害。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刘仁轨以及之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领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奔白江口，准备合军攻打固周坚城。 663年（高宗龙朔三年）八月，刘仁轨的水军率先抵达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也赶到了，总共有四百多艘船只。在广阔的水面上，唐军和倭国水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两支水军在海上对峙，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唐军在四次交战中取得了全面胜利，陆海双方都连续获胜。尽管唐军的船只数量明显劣于对方，但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非常先进，船体高大坚固，设计精良，而日本的战船相比之下则简陋不堪。 当时，日本还没有从中国学习技术，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士兵的装备质量也不佳，唐军的箭雨让日本士兵感到胆寒。最重要的是，刘仁轨熟悉中国的历史典故和兵书，而日本当时还没有像唐朝以后那样熟悉这些知识，他们的四百多艘木船挤在一起，成为唐军火箭和火攻的目标，一时间火焰冲天，海水都染红了。结果是，许多日本士兵被火烧死、呛死或者被迫跳水淹死，上千名日本士兵全部沉入了白江口的海底。 在海上遭受惨败后，百济和日本的陆军也无法抵挡唐朝和新联军的进攻，他们被杀得丢盔弃甲。扶余丰成功逃脱，但唐军最终夺得了他的宝剑，百济王却神秘失踪了。周留城内的百济王室成员扶余忠胜和扶余忠志意识到形势已经不利，率领城内的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的倭奴兵向唐军和新罗军投降。当时，倭人还没有养成临败自杀的习惯，一群矮个子军官们都跪在泥泞中，听从唐军和新罗军的命令。倭奴军队中的人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逃的逃。这一战的结果让刘仁愿回到长安后备受高宗的关注，高宗询问他情况时，刘仁愿谦虚地表示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和计划者是刘仁轨。高宗对此深表赞赏，晋升刘仁轨六阶，任命他为方州刺史，并赐予他京城的一处住宅区。刘仁轨没有因此而懈怠，他安抚百济的余众，加强农田和军队的训练，储备粮食，为下一步灭高丽的战争做准备。 与此同时，他也努力巩固百济的统治，确保国家的稳定。他紧握着笔，坚称百济之地不可轻视，“陛下既然已经拥有了百济，想要征服高丽，就需要内外一致，上下齐心，采取无懈可击的策略，才能取得成功……”高宗深深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百济灭亡后，接下来肯定轮到高丽了。在668年（高宗总章元年），唐朝大将李勣率领军队，在泉男生的引导下，一举攻下了高丽，最终完成了隋炀帝和唐太宗未能完成的事业，收复了一百七十六座城市和六十九万七千户。唐朝设立了安东都护府，派遣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军驻守平壤，高丽最终成为了唐朝的治理地区。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宽恕了他，还封他为司平太常伯，只将顽抗不服的泉男流放到了黔州蛮荒之地。 在百济灭亡后，倭国接纳了许多百济的难民，与此同时，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对立加剧了。受到这种影响，天智天皇制定了被称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在天武天皇掌权之后，他迅速重组了整个国家体制。他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和律令法等法规，将日本迅速转变为律令制国家。在701年，大宝律令的制定导致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标志着新国家的建设告一段落。对于唐朝水军的评价是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以少胜多地击败了倭国水军，堪称经典的一次水战。这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唐朝和新罗联军的胜利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然而，在白江口之战中，日本遭受了惨败。此后的数百年间，日本不断派遣使臣（如遣唐使）向唐朝学习，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日本的经济和文化制度几乎成为了唐朝的一个翻版。然而，一切改变的时刻发生在1592年，当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这也是日本近千年来再未敢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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