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明代的乡贤祠、名宦祠在继承前朝之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二祠得以全面普及化和制度化，并与庙学紧密结合。乡贤祠与名宦祠是由国家、地方与民间三者共同构建，虽然出现冒滥之弊，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祭祀乡贤、名宦具有崇德报功、教化民众的社会意义。儒学和孔庙相结合，称为庙学。庙学时代的校园是由教学与祭祀两个空间构成的。（1）宋元以还，特别是明清时期，庙学的祭祀空间得到不断拓展，先后出现了乡贤祠、名宦祠、启圣祠、忠义孝梯祠等祭祀场所。其中，名宦、乡贤之祀至明朝中期得以全面地制度化和普遍化,并为清代所继承。
本文主要利用明清文人文集和地方志，对明代地方庙学中乡贤祠与名宦祠的普遍建立、相关制度、教化功能等问题作一探讨，特别关注乡贤祠和名宦祠是怎样被国家、地方（府县)与民间（家族）三者共同构建的。
地方学庙棂星门
一、地方庙学中乡贤祠、名宦祠的普遍化与相关制度
仕于其地而惠泽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乡贤、名宦之祀其来久远，相传周朝有“祀先贤于西学”之制。实际上，周朝以下，包括乡贤、名宦的先贤祠祀并不必然地相属于学校。宋元以后,名宦、乡贤祠祀才逐渐转向庙学中。元朝许有壬《晋宁路乡贤祠堂记》载：“古乡先生没而祭于社，乡先生之德，乡人心悦而诚服者，其秩于祭，宜哉……祭于社之制不可考，附庙学作屋而祭之者则间有之矣。”（2）明人李堂说:“凡郡国名宦乡贤之祀，防于有宋，盛于国朝……（宁波）府有学宫，肇自庆历。释奠之余，渐及斯举，亦随宜设享而已。”（3）以上表明,宋元时期在庙学祭祀乡贤、名宦虽已出现,但还没有普遍化,相关制度还未建立。真正把名宦、乡贤祀典在庙学普遍化并成为一代制度，是在明代。清人对此最为称道,毛奇龄说:“古者祀邦贤于社，韩退之曰乡先生段而可祭于社，是也。其后社礼废而州县祀社不及乡里，且亦无复有衬祀者……惟明制，建学自成均以下遍及州县,较前代之建置无常格者最为周悉，于是哲配递降，由廊庞以外特设名宦、乡贤二祠于宫门左右。”康熙后期任吏部尚书的宋牵也说:“前明之制，凡郡邑乡贤名宦，各附祀于学宫，守令岁以春秋二仲率官属行礼,(礼)典纂重矣。”（4）
明代乡贤、名宦二祠是经过洪武到弘治的长时间推广才逐步普遍化。明初,天下学校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右祀乡贤,春秋仲月附祭孔庙后。元明之际的林右曾说:“当今（洪武时)天下郡县,必列祀先贤……用二丁祭毕次日。”（5）先贤祠后更名为名宦祠和乡贤祠。弘治时，明朝再一次在庙学中推广乡贤祠、名宦祠。嘉靖《威县志》卷五《文事志》载，弘治中,“令郡县各建乡贤祠，以祀邑之先贤有行义者。”时人蒋冕在《全州名宦乡贤祠碑》中称:“弘治中有旨，令天下郡邑各建名宦乡贤祠以为世劝。”（6）虽然弘治建祠之诏当时在威县、全州等一些地方并未能付诸实施，但为正德、嘉靖以后地方官员兴建二祠提供了依据。
纵观明代乡贤、名宦二祠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正(德)、嘉（靖）前后有显著不同。其前,多继承旧制,采用“同堂合祀”的方式,祭祀名宦、乡贤。文林，成化进士，曾为博平县令。他在该县“敬遵常典，建祠三间于学之东南,合乡贤名宦而祀之”。（7）既是“常典”,也就表明“同堂合祀”为当时各地普遍遵用的形式。“同堂合祀”通常是把一祠划分为左右二室，左祀名宦，右祀乡贤,名宦、乡贤各以时代先后序列。到正、嘉之后,地方庙学“设名宦乡贤二祠于宫门左右”,“二祠分祀”成为主要形式。由合到分,在各地的时间不一,但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宁国府名宦与乡贤初合祀于学宫,成化时分祀二祠。（8）金坛县弘治间建名宦乡贤祠,合而为一,并栖其主于梓憧之祠。正德时,建二祠于儒学二门之右,为南北向,各三间,总一门,自门而后周以垣。（9）宿州名宦乡贤祠原祀于梓撞庙,嘉靖丙申(1936）改创二祠,位于明伦堂之西。（10）分祀制下,二祠分布规制多样，常制是孔庙之戟门“左(东)名宦,右(西)为乡贤”；此外有在孔庙之侧分立二祠；有在启圣祠前，以左右立名宦祠、乡贤祠；有在启圣祠后立二祠；有在儒学之侧立二祠；有在儒学之后，按照前名宦、后乡贤分立二祠。出现以上多样性的原因在于,庙学之建在先,而二祠附祀在后,府县一般都是因地制宜构建二祠,庙学中空隙之地大小、位置有不同,建祠选址也就不同。
由于名宦、乡贤附祀于庙学,其祭祀与庙学密切相关。(一)所祀乡贤、名宦要经儒学生员的公举和府县儒学的勘结,表明推举系出公论,绝无作弊。(二)乡贤祠、名宦祠的祭期一般在春、秋仲月丁日祭祀先师后，主祭官率士儒、僚属祭于二祠。(三)乡贤祠、名宦祠的祭品视孔庙之两庞，牲用少牢。祭品猪一羊一,酒果随用。置办祭品的经费，有的随孔庙春秋二祭时，临时措办。⑾有的出自里甲、均摇等公费银,系额派。（12）
二祠的修建、乡贤名宦的推举等相关事务通常由抚按、府州县正官负责。随着乡贤祠、名宦祠的普遍化,“正德间,提学宪臣始专其事,凡入祠者,府州县必请允而后行。”（13）这里“专其事”指的是,批复地方推举的乡贤、名宦是否可以进人二祠享祀。例如正德时金坛县创建名宦、乡贤二祠,“皆考诸郡邑之志,与邑大夫之公言,始事则白于巡抚张公津,巡按孙君。至于所祀之人,则又取决于提学张君鳌山。”（14）薛应旅,嘉靖乙未进士。任浙江提学时,薛应旅颇有职权的自觉,他在《行各府申明职掌牌》中声明:“本道职专提督学校,凡事关学政及名宦乡贤、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忠臣烈女等项,系干风化者，遵奉救谕，例该本道掌行，各衙门不许侵越。”（15）颜鲸,慈溪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曾任湖广提学御史,礼部考功司王篆欲祀其父于乡贤,颜氏坚执不许。（16）再看江东之人祀乡贤祠。江东之,徽州款县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右金都御史,巡抚贵州。江氏死后,先由徽州府款县附学生员俞文伟、程瑞征、吴鼎和等公举,经由府县申达提学,要求人祀乡贤祠。后提学发下查勘帖文,先会集府、县两学生员汪孟明等人勘结。再经儒学、款县、徽州府、徽安道加勘，最后达督学察院，由提学御史批准,“行府置主人祠。”（17）在地方推举乡贤、名宦的行政程序中,提学官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此外,稽查二祠以防祀典的缺失和冒滥,也是提学官和地方官员的日常职责之一。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礼部题准,各抚按衙门行令提学官,并府州县掌印正官及儒学师生,备查各处名宦乡贤,“果有遗爱在人,乡评有据,未经表彰,即便及时兴立祠祀,以励风化。若祠宇倾颓及未经立祠,地方亦合查,给无碍官钱择地修盖……中间如有匪人滥预、有干清议者，亦要从公厘正。”（18）乡贤、名宦祠能够发挥化民导俗的作用,首要前提必须是所祀之人有功德于一方,真正是居乡为乡贤,居官为名宦。如果享祀的名宦乡贤系庸常之辈,就会使祀典丧失应有的教化功能。故提学官按临地方之时,该地儒学要将名宦、乡贤应祠实迹,或录所存碑志,开报以凭稽考。（19）
二、教化：国家政教系统中的乡贤祠和名宦祠
明人潘高在《正祀典跋》中称:“名宦、乡贤之有祠也,虽非祀典所秩,而稽诸礼文则协也。”（20）虽然地方儒学里的乡贤、名宦二祠非国家祀典,但也绝非淫祠之属。明代国家积极推动各地庙学名宦、乡贤祠的建立，地方官也以改建或新建名宦、乡贤祠为己任,明代中期二祠的普遍化实际上是地方和中央共同努力的结果。究其原因,在于乡贤、名宦祠“可以显忠良,可以仰眷德,可以维风教”的社会教化作用。(21)正是由于二祠的政治教化功能,从洪武到弘治明朝积极在各地推广乡贤祠与名宦祠,并逐步普遍化和制度化。
具体而言,其教化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扶翼圣门、彰显人伦。“庙以尊圣贤,政教之所由出也；学以养士子,政教之所由行也。”（22）学校作为教化之本,实际上包括教学与祭祀的双途并用,士人所习乃孔子之道,而崇祀孔子,也就是推崇“孔子之道”。正如明人徐程所说“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23）什么是孔子之道? 明太祖直揭其旨:“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枚序······”（24）
而乡贤、名宦二祠所祀大儒、名臣、忠臣、孝子。其出处、事业虽殊,“夫于民彝、世教有功，则不悖于圣人之道，祀之于此，宜也。”（25）祠名宦,示劝官也；祀乡贤,昭往而训来者也。祀之而必附于学宫,谓素履无愧于名教,故跻之于夫子之门墙，于诸贤后先相望。”（26）郡邑祠名宦乡贤 制也；建于学宫,富激劝也······渴其祠仰其风,为臣思忠,为子思孝。”（27）大儒、忠臣、孝子身上体现出的正是“三纲五常” 的孔子之道,因此把二祠置放于风化攸关的庙学，二者表达的人伦道德、具有的教化功能都相一致，这也揭示了近世以来二祠向庙学转移的内在理由。
2.激励后人追踵前贤。入祀二祠的乡贤、名宦,都曾是地方精英,地缘的亲近感、地方社会的口耳相传,使人们对先贤的事迹能够耳濡目染,了然于心。明初著名文人徐一夔有论:“所谓古之人者虽皆圣贤之徒,然或生于中国,或生于东夷，或生于西夷，漠然隔宇宙而不相及。讵若一乡之贤,里闬相接,封珍相连,而其人之德行风节、文学事功、遗风余烈洽于所见所闻所传闻者，至亲且切有不待旁求远访而后知也。”（28）人们对先贤功德事迹的熟知,自然会产生景仰追慕之情,把先贤作为人生之楷模,起着引领、表率的激励作用。“盖人心有感发之机,天下有风动之理,使官于斯者皆有志名宦,居于斯者皆有志于乡贤。”（29）“崇先正以示轨范于后之人，礼行于一堂而有以风动乎一郡。扶世导民,其所关系非小也。”（30）要之,向往、感动、奋发、兴起,这是乡贤祠、名宦祠发挥教化功能的基本心理基础。
同崇祀于孔庙等其他地方的圣贤相比,名宦、乡贤更具体直接、亲近易感。明人钱术无疑看到了乡贤祠具有独特的教化作用,他说先师孔子万世祭祀,已为神人；从祀诸贤另为一等人物,皆非普通百姓所能企及。而乡贤乃乡人,耳闻习见,“彼若是,吾独不能若是耶?是将奋然自信,以乐受吾朝廷之教。”（31）这一“相近而易化”的道理,也为地方官所注意,嘉靖时有聂御史巡抚江南,见华亭民有信鬼好讼,乃修学宫、立乡社、礼儒生,以振声教，但效果不佳,便哨然叹曰:“圣人之道远而未易求,吾即其近者以劝,可乎?”于是博采史乘,参互旧闻,建名宦、乡贤二祠于学宫之东西,以风励民俗。（32）
3.化民导俗。“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无论是扶翼圣门,还是激励后人,各地建立名宦、乡贤祠的最终目的仍是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使地方上的道德风尚符合儒家礼治的政治目标。“故,乡贤者俗之表,名宦者政之纪,俗良而民志定,纪正而民力足,斯其道以理天下,可也。”（33）以上提到的那位聂御史建名宦、乡贤二祠于学宫之东西,就是要改变华亭县“信鬼好讼”等不良风俗。至于如何化导,明儒邹守益《乡贤祠碑记》有详尽的分疏:“国家彰善恶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择郡邑之德行道艺者,生以乡饮酒礼之,段以乡贤祠之。昭荣辱,别赏罚,其劝戒至精也。人之情不相远也,世所宾礼而姐豆，则油然慕之矣……(祠)有孝友者,有廉洁者,有鲤直者，有宗正学者,蔼蔼然足以励俗矣……故彰其孝友而俗知笃亲矣,章其忠义而俗知报矣,章其廉洁而俗不贪矣,章其鲤直而俗不诡随矣,章其宗正学而道术一矣,章其相业而履惊者惧矣,章其吏事而素餐者惭矣,彰其训迪而乐育者奋矣,彰其文学而通今学古者出矣。”（34）简言之，化导之法不过是感慕而化、表率而导。
三、攀引与贿求:地方、民间参与下的乡贤祠和名宦祠
从国家政教方面看,乡贤祠、名宦祠举其功德,风励民俗，是教化体系的一部分。从一定的地域视角论,乡贤、名宦往往体现地方历史的光辉。从民间私人立场看,父祖享祀乡贤、名宦祠,乃光宗耀祖,门嵋有幸。国家、地方、民间三方关注不同,对乡贤、名宦祠的态度也就相异:枚关政教,应严格管理,以防冒滥,所以要公推公举，提学检勘批复；事关地方历史的光辉,府州县便尽力以名人入祠,是否“此地”则不去深考；而为了家族的荣耀,私家便贿赂请托,极力活动,何良浚说:“今吾松(江)士大夫子弟亦有为其父祖营求人乡贤祠者,无非欲尊显其父祖之意。”（35）缘于此,明代中后期乡贤、名宦祠出现“祀非其人”的冒滥之弊。
1.地方夸耀先贤而推选不当。名宦、乡贤祠为一方之祀，名宦是官于其地,乡贤乃生于其乡,二者都有一定地域的限制。但各地乡贤、名宦祠所祭祀的乡贤、名宦常有他郡之人。如苏州名宦祠所祀,其间有不系于苏者六人:王旦、富弼、欧阳修、苏轼、陆九渊、李侗。六人虽皆贤者，而“诸君子未尝在官兹土，虽声实显着而惠之流于苏也,不专其祀之也,(为）越于礼矣”。（36）又如太仓州乡贤祠祭祀元儒杨廉夫,而杨氏为居太仓的流寓之贤。（37）《江都志·秩祀志》所载同样有名宦、乡贤所祀名不副实的泛祭现象,志书便援引通州举人顾磐《名宦考》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报功怀德之祠,非攀罗张示之具,敢不慎哉!”（38）按照礼义,乡贤、名宦所祀超过地域之限制,属于“祀非其类”,流于谄、渎。但各地为夸耀历史上的先贤,往往不顾地域之限制,竞相攀引,故出现上述冒滥之弊。
2.乡贤、名宦祠冒滥之弊由于私家“贿求”。首先是明代的乡贤名宦推举制度为私家的黄缘贿求留下活动空间。有明一代始终没有明确何种人可以人祀乡贤祠或名宦祠,所谓“有功德” 、“ 惠爱在民” 等只是一种模糊的规定,缺乏起码的量化原则，因此制度本身面对“贿求”也就缺乏抵抗力。其次,名宦乡贤的推举程序提示,决定能否人祠的关键在于学政系统,即由儒学生员、教官推举，特别是提学官批准。这些人的流品高下是抑制“贿求”的重要因素。令人遗憾的是，史籍所载明代中后期世道日衰,士习伪滋，生员包揽词讼、说事过钱、鱼肉乡民者比比皆是，其甚者“旧伺郡县之前，以待人有事者，而为之干渴也。其富家豪俗，尝豢养数人而呼奔走之”。（39）地方儒学教官,职司风化,本应礼义相先,正身律己,但成化以后,不知名节者多有。如公举乡饮宾介时,生员、教官被人用钱收买而串通作弊，妄举匪人。（40）提学官素质的下降,直接关系到二祠祭祀典礼严肃、公正。早在成化初,礼部就曾上奏,提学官贪婆贿赂,学问疏浅,不谙宪体。（41）嘉靖九年(1530),给事中王汝梅指出,民间子弟规避摇役营求人学,提学官多询情市恩。（42）到天启时,督学多非其人,“蝇擅鼠汁,贪污不可名状。”（43）总之,学政系统的卑污使“贿求”有机可乘。
“贿求”猖撅下的乡贤、名宦祠祀,必然是高官厚爵、富室大户者优先准人,“功德”的要求被悬置一旁。沈德符以乡贤为例,他说:“学宫祀乡贤，最为重典。今乡绅身都雄贵,其父必登姐豆,至有生前屡催肯靡之罚、暴著耳目者，亦俨然当春秋两祭。而库序中,遂借公举以媒重贿,日甚一日。”（44）吕坤亲见当日公举乡贤之弊端:“学宫姐豆非独祀先贤,正以劝后学也。果善,盖一乡众所推服,何须子孙自言。果行不孚众,美恶相兼,岂宜请托。公举今也伤心矣,即使贤人君子,昭昭在人,子孙而不设席具币,未有人乡贤(祠)者,遂使朝廷公典为贿赂之媒。”（45）“贿求”使乡贤祠、名宦祠祀典冒滥,江南胜于他郡,而乡贤祠又胜于名宦祠。清人宋荦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论:
前明之制,凡郡邑乡贤名宦各附祀于学宫,守令岁以春秋二仲率官属行礼,礼典茶重矣。不意沿至末流冒滥日滋,其弊天下皆然,而江南尤甚,江南之乡贤祠则较名宦尤甚。盖名宦非稍稍遗爱在人,士民莫肯阿好,虽其子孙欲得之于祖父,无可如何。乡贤则皆其子孙之陈乞与津要之请托，始而荐绅之谨愿者得祀矣，继而荐绅之有遗行者亦或祀矣，始而科甲之她封得祀矣，既而入费得官者之她封亦祀矣，甚至市籍估人其子列仕宦则亦巍然祀矣。求之立德立功立言,一无托足；考之乡评公评史评,略无据依。姐豆之席罗列骄填，真伪混淆是非失实。致使正人君子临投以此举诫其后人,因而孝子慈孙不忍以虚名奉其祖父。（46）
冒滥产生于有权、有力者。江南为人文之蔽,财富之区,有权、力者较他郡为多,故名宦、乡贤祠冒滥之弊较他郡为甚。乡贤祠所祀匪类，有志之士羞于为伍，因此宋氏所说乡贤之滥“使正人君子临段以此举诫其后人”也为实录。王徽,字尚文,应天人,天顺四年进士。他曾遗诫其子,“我耻人乡贤,慎毋涵我”。（47）嘉靖时,江西名儒罗洪先见其父神主在乡贤祠中,耻与非类并列,遂泣拜奉主以归。（48）
冒滥之下,乡贤祠变为民间的公共家庙,不问其何人,死则奉主以人,充满祠内。名宦祠也沦为人人可及,所谓名宦不过尽职分之常而已。乡贤、名宦祠鱼龙混杂,良莠不分,难以叫人产生“高山仰止”的崇敬感,其神圣性受到质疑。“(名宦祠)非有华宵必不易得,其得之也不必其贤,甚则去思、专祠不必良牧。乡贤滥举,或参匪人,而祀典几于不足重。”（49）“明代中叶多取宦达者填于其中（乡贤祠),既则渐及于赠君、于封翁,又既而货豪者皆得以黄缘而篡人之故,以至重之典而轻于鸿毛。”（50）
明代地方儒学中的乡贤祠和名宦祠是在国家、地方、民间三者合力下形成。一方面,有明一代(包括清朝）地方庙学普遍建立乡贤祠、名宦祠,以期发挥二祠的政治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乡贤、名宦祠举行日久,地方政府和民间家族的力量运作其中,出现了攀援、冒滥之弊,所祀之人名不副实,难以起到风励一方的作用。如何理解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 笔者以为,乡贤、名宦祠虽有庸常阑人之辈,毕竟也有功德卓伟的先贤。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明清时期社会舆论对二祠之弊的批评,表明公论犹在。由此,我们不能因为乡贤、名宦祠有“贿求”、冒滥之弊而全盘否定其固有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