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史||隋朝时期的西域与中原的文学艺术交流

随着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日益密切，西域各地商贾频繁地到内陆进行商贸活动。西域东部地区鄯善、且末、伊吾三郡的设置开拓了一条从隋都洛阳经甘肃武威到西域哈密的贸易通道，三郡的设立还直接起了保障商道畅通的作用，因而受到内陆和西域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欢迎。隋朝时，在货物往来方面，既有官方的交往如双方以“进献贡品”和“赏赐礼物”的形式进行，双方交换货物，更有民间的互市，以易货贸易进行。当时，西域各地的朝贡连年不断，隋炀帝在位年间，西域高昌、于阗、龟兹、焉耆、突厥、疏勒等30多国的使臣到隋朝京师洛阳等地进献西域土产品“方物”，例如大业四年(608年)，高昌遣使贡方物，炀帝待其使甚厚。五年，高昌王麴伯雅来朝，炀帝以宗女华容公主嫁伯雅，“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大业中，康国“遣使贡方物”，焉耆“遣使贡方物”，龟兹“遣使贡方物”，疏勒“遣使贡方物”，于阗“频遣使朝贡”，钹汗“遣使贡方物”，吐火罗“遣使朝贡”，挹怛“遣使贡方物”，米国“频贡方物”，史国“遣使贡方物”，曹国“遣使贡方物”，何国“遣使贡方物”，乌那曷“遣使贡方物”，穆国“遣使贡方物”，漕国“遣使贡方物”。这些地方产品，反映着西域诸国的物质文明和物质文明，是西域文明在中原传播的物证。

隋朝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管理西域各地少数民族和外国事务的官府机构—鸿胪寺，“以领四方藩客”，其主事官就是鸿胪寺卿；又设“西戎使者”，“掌其方国及互市事”。隋朝的民间贸易是在掌藩官的率领下进行的。隋朝政府对西域客商接待倍周，商道沿途为商旅客人提供食宿，还不收取食宿钱，这就为民间的互市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隋朝的洛阳是全国的商业都会，商业经营大都是在洛阳城内政府修建的三市(即东市丰都、北市通元、南市大同)进行的。“三市”名副其实成了洛阳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其贸易种类和贸易数量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大业六年(610年)，在洛阳城还举办过规模空前的商业贸易大会，“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隋书·音乐志》）西域各地来的商人被安排在洛阳城“三市”经营，致使“洛阳城内胡商充盈”。西域方物传入内陆，内陆各类物品也大量传入西域，其中丝绸制品传入西域的最多，此外，传入西域的还有大宗生活用品和工艺品等。隋朝时，在我国西北地区还形成了不少贸易中心，如河西走廊的甘肃张掖就是贸易中心之一，政府还特设西域校尉负责监理贸易，前文提到的编纂《西域图记》的大臣裴炬于隋炀帝时就在张掖主事西域互市。

西域各民族自古以来就以能歌善舞著称于世。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开始，西域乐舞便陆续传入中原地区，至隋代更加兴盛，成为中原艺术苑中一朵奇葩。隋朝时期内陆与西域之间的音乐、舞蹈交流十分频繁，且产生深远影响。

隋文帝杨坚是一位受鲜卑文化影响很深的汉族官僚。他在北周为丞相时就“颇好音乐，常倚琵琶，作歌二道，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隋书》卷15《音乐志下》）他“受命惟新，八州同贯，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隋书》卷13《音乐志上》）其妻独孤皇后，是鲜卑族首领独孤信的女儿。“隋文帝十分重视礼乐的建设，接受‘礼乐不兴，国家将亡’的古训，即位的第二年便下旨属臣整理民间音乐、创作新乐曲，并吸收大量的西域音乐、舞蹈，采用‘华戎兼采’的办法，把西域龟兹琵琶七调作为隋朝宫庭燕乐(宴乐)的基础，设置了‘七部乐’”。(《隋书》卷14《音乐志·中》)开皇初设置《七部乐》(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又杂有疏勒、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至炀帝大业年间(605～617年)，“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其中《清乐》始于《清商三调》，为汉魏旧曲，灭陈后获得，是所谓“华夏正志”。《西凉》始于前秦末期，吕当等占据凉州(今甘肃武威)，变革龟兹声而成，号为《秦汉伎》。其乐器“并出自西域”。因此，《西凉》乐中七八成为西域乐。《龟兹》乐，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以后多有变革，“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音乐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康国》乐，起自北周武帝纳阿史那氏为皇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疏勒》、《安国》等乐，并起自北魏“通西域，因得其伎”(《隋书》卷15《音乐志·下》)。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清乐”和“高丽”两部乐舞外，“九部乐”中的七部都是西域少数民族乐舞或是西域民族色浓重的乐舞，尤其是西域龟兹乐舞在隋朝宫廷和民间盛极一时，到处传习。还有中原地区盛行的《胡旋舞》(出自康国)、《胡腾舞》(出自石国)、《柘枝舞》(出自恒罗斯，今在独联体国家境内)等等，都是西域少数民族的舞蹈。此外，西域佛曲也传入内陆，如天竺乐舞曲《天曲》、西凉乐舞曲《于阗佛曲》等西域佛曲在内陆佛门寺院流传，有的佛曲还被列入隋朝宫廷燕乐节目当中。西域乐舞在长安、洛阳一带大盛。

音乐，舞蹈需要相应的乐器演奏配合。隋朝时随着西域乐舞传入内陆，西域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各类乐器也大量传入内陆，西域民族乐器的制作工艺也相应传入中原各地。在隋朝设置“七部乐”、“九部乐”中使用的乐器，大都是由西域伎工(演奏家)传授给内陆伎工的，诸如琵琶、五弦、箜篌、胡茄、腰鼓、筚篥、横笛、贝、毛　鼓、檐鼓等十多种，这些都是西域地区少数民族的乐器，其中鼓类就有好多种。可见隋朝宫廷燕乐使用西域民族乐器之多和西域乐舞、乐器对内陆音乐、舞蹈发展以及乐器制作影响之大。

隋朝时西域乐舞、乐器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促进了西域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流，也对隋朝以后的唐代、宋代等各朝代的音乐、舞蹈的创作和乐器制作产生深远影响。

在绘画艺术方面，隋朝时期内陆与西域同样进行了交流。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北齐的曹仲达、隋代的尉迟跋质那及其子、唐初画家尉迟乙僧，代表了西域画派的最高水平。尉迟跋质那在隋朝就以画著名，后来他和他的儿子尉迟乙僧把西域和内陆的绘画技巧融合在一起，采西域佛教绘画与内陆绘画艺术之长，创造出一种新的绘画技绘法，这种新画法后来又传回西域并用于西域壁画中。尉迟跋质那在大云寺的壁画，共有《鬼神》、《菩萨》、《净土经变》、《婆叟仙》、《鹰》和《犬》等6幅。这些壁画的内容、技法和画风，可以从现存的敦煌莫高窟的一些壁画和尉迟氏故乡、今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动物画中，找到印证。尉迟跋质那的技法，主要特点是凹凸画法。尉迟氏父子在隋、唐前期画坛上享有盛誉，为中原绘画艺术的发展，为把佛教绘画艺术中国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佛教在隋朝时盛行于全国各地。印度佛教自东汉永平年间至东汉末期经西域传入内陆，到隋朝和唐朝达到鼎盛。隋朝时全国寺院、佛塔和僧尼很多。据《隋书》记载，隋文帝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各地兴建寺院、佛塔，并招请和剃度僧侣，还组织翻译佛经。成为了宫廷燕乐的西域佛曲天竺乐舞曲《天曲》、西凉乐舞曲《于阗佛曲》就是隋朝时由西域传入内陆的。

隋朝时期，西域高昌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北史》卷97《于阗传》）。从本世纪初迄今，在吐鲁番地区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书，其中包括隋朝时期高昌地方文书，例如高昌延昌二十四年(584年)的《道人智贾夏田券》等等，大都是用汉文书写的。在阿斯嗒那古墓中，曾发现有《毛诗郑笺》、《孝经》、《孝经解》、《论语》等残片，恰好同上揭史书记载相印证。在吐鲁番文书中还发现有儿童学习汉文用的《千字文》及通俗读物《急就章》等。这些都是高昌国使用汉字的确凿证据。高昌“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大业五年，麴伯雅入朝，娶隋宗女华容公主为妻。八年冬归高昌，下令国中改革旧俗：“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任。”炀帝闻知下诏鼓励其“削衽曳裾，变夷从夏”，高昌“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隋书》卷83《西域传·高昌》）

高昌“其刑法、风俗、婚烟、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焉耆在车师南，本汉时旧国，受华夏文化习染既久，故“婚姻略同华夏”。龟兹亦为汉时旧国，其“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北史》卷97《西域传》），在西域诸国中，受华夏习俗影响最深的是高昌，其次是焉耆和龟兹。

中原的典章制度对西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载，西域高昌国“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旧唐书》卷198《高昌传》）高昌国仿效汉晋至隋的官制，“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为交河公，一为田地公；次有左右卫；次有八长史，曰吏部、祠部、库部、仓库、主客、礼部、户部、兵部等长史也；次有五将军，曰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也”（《北史》卷97《高昌传》）等等。另外，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高昌官府文书的用语、程式上，亦可看出内陆汉族文化和制度，对高昌地区的影响是何等巨大。甚至，麴氏高昌王朝城市建筑，亦仿效中原王朝的城市建制。高昌城垣上，四面都开城门，文书中保留下来七个城门名字，即东面的青阳门和建阳门，西面的金章门和金福门，北面的玄德门、武城门，南面的横城门。有趣的是，有些城门的名字和汉、魏、晋以及北魏洛阳城或十六国时期姑臧(今甘肃武威)城的城门名称相同，显然，高昌城门的命名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以五行学说为依据的。

综上所述，隋王朝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在汉魏以来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融合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又经过隋炀帝等人的经营和西域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了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