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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其白 放在家里七八年了，拿出来一看，铮亮的理发工具已经是锈迹斑斑，可它却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那年，我高中毕业了，只能回乡接受再教育。但是，我身体瘦弱，1.75米高，体重只有45公斤，去梁垛河干了两天，就腰酸背痛地败下阵来。 父母亲很是心疼，他们认为“多门手艺多条路，体力活儿不能做，学个匠人，也可以养家糊口。”学什么呢？我考虑再三，决定学理发。但学徒的申请，没能得到大队的批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借了15元钱，到唐洋买了推子、剃刀、剪子、毛刷等理发工具，在家里暗暗琢磨，苦练功夫。 一天中午，下工了。我迫不及待地让父亲坐下，用一件布裙围在他的脖子上，压低了他的头，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试验。我理发的动作很笨拙，经常夹头发，疼得父亲满脸通红，但他不吭一声。我折腾得满头大汗，除碰掉一点头皮，总算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心里乐滋滋的。父亲高兴地看了看镜子里的花式头型，连声说：“不错，不错，有巧气，还省了一角钱。”于是，我开始大胆地免费帮助邻居、亲戚们理发。手艺慢慢熟练了，理发的人也渐渐多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外边刮着风，下着雨。我正帮一个本家兄弟理发，大队的几个干部闯了进来。为首的姓邹，他眯着眼睛，不紧不慢地说：“寿爹，你儿子私自在家里理发是不合法的。”旁边的人七嘴八舌，跟着起哄，有的说，“这是搞资本主义”；有的说，“有尾巴就要割”。我说：“最近身体不好，请假休息，顺便学着给人理发，总不是坏事吧？”母亲说：“不收钱，帮人理发，‘为人民服务’，还是什么资本主义？”我的一个发小也跳了出来，手舞足蹈地叫着，“想偷懒，图安逸，就是资产阶级。”姓邹的又提高了嗓音，尖声尖气地说：“个个学手艺，田里的活儿谁干？”我搬的凳子，他们不坐，母亲倒的水，他们不喝，瞪着眼，板着脸要没收我的东西。我说：“稍等片刻，总不能把人家理成阴阳头吧？”我收起了剃刀，趁他们不注意，把所有的理发工具全都抛到门口河里，然后对他们说：“我自己把尾巴割了，省得你们操心。” 他们前面刚走，我就跳到河里，扎了几个猛子，把推子等都摸了上来。父母亲望着我，眼含热泪，会心地笑了。 后来，我上了学，当了老师，只帮助家里的人理发，一年能省6块钱。 再后来，弟妹们都不要我理发了，但父母亲还坚持让我理发。他们说：“约个时间理理发，有个念想，回来陪我们说说话，也好放心。” 1985年春，我教两个班高二语文，做班主任，教务相当繁忙。父母亲非常理解，支持工作，与我约定减少理发次数：父亲剃光头，母亲留长发。 不久，53岁的父亲病倒了，唐洋医院诊断为胆管肿瘤。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执意在家里吃药打针，维持生命。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第二天早读前又赶到学校。就这样来回奔波，我一直没有能抽出时间帮父亲理发。 一天清晨，父亲叹着气，低声对我说：“儿啊，我恐怕过不了几天了，能不能请假，帮我理个发？”我望着老人家稀疏的白发，长长的胡须，心头一震：确有两个月没有帮他理发了。每次说到理发，他都说“没事，你去上班，不能耽误工作。”这回他主动要求理发，我觉得这不是好兆头，于是，向学校请了半天假。 我准备了热水，磨快了推子、剪子和剃刀。父亲眼睛凹陷，面黄肌瘦，连坐起身都很吃力。他说：“儿啊，这次不剃光头，只把后面的头发管齐，刮去胡子和鬓发。”母亲扶他伏在床边上，我轻轻地帮他洗头，搓头。这也许是父亲最后一次让我理发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滴。父亲艰难地平躺下来，我用热手巾捂了捂他写满沧桑的脸，然后打上肥皂，让剃刀在父亲枯树皮般的脸上缓缓地移动。理完发，我的手麻了,父亲却笑了，笑得有些苦，也有些甜。他喘着气说：“我儿，不做老师，凭这手艺，也有饭吃啊！”我又流下了心酸的泪。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家，忙着5亩承包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一如既往地按时回去帮母亲理发，晚上，聆听她讲述那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 母亲中风以后，一只臂膀、一只腿都不听使唤了。我把她带到学校，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高兴地说：“这一来，我理发方便多了。”母亲喜欢剪齐耳短发，用两个别针卡在上面，显得格外朴素大方。我每次都用剃刀将周围的头发削匀称，把颈项上的汗毛剃干净，然后再给她做做按摩，尽量让母亲觉得清爽惬意。 五年后，母亲又中了两次风。她几乎全身瘫痪，不能说话。我帮她理发更加麻烦了。我爱人抱着她，让她依偎在怀中，就像怀抱婴儿一样。我一边理发，一边哼曲儿，慢慢地，慢慢地，她就睡着了，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2011年秋，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母亲神情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我按照母亲的喜好，帮她整理了发型：白发垂耳，上面夹了两个崭新的黑色的别卡。 我敬爱的父母亲一生辛劳，呕心沥血，我们备受疼爱，健康成长。他们老了，我们忙着；他们走了，我们闲着。现在，纵然有时间陪他们，有时间帮他们理发，可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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