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心学大法

 孟子的浩然之气无人不知，以前读起这一章来总是有些费解，但直觉这篇文章很重要，于是下了一番功夫，昨晚一直读到子时，似乎明白了一些，写下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孟子是继曾子、子思以后的心学大家，完全遵守儒家内圣外王的理念宗旨，并且提出“仁者无敌”的口号，这一篇阐述了孟子内圣的修行心法。
这篇文章是孟子弟子与孟子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的，环环相扣，最终达到“百世之王”修为境界。
首先，是公孙丑发问：“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其实以前我忽略了这一段，仔细琢磨，才能看出端倪，也正是这句问，总领全文：
“加齐卿相“的分析：1、齐国的国际地位：齐国在孟子时代是东方最强盛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和秦抗衡的大国。当时商鞅变法，秦国强盛，收复河西之地，魏国已不是吴起变法后的军事强国，魏之武卒也不能和秦军抗衡，韩、魏、赵、楚四国屡屡垢难。公孙衍合纵抗秦失败，张仪连横退魏削韩。秦楚丹阳、蓝田之战，楚国一蹶不振。韩、赵、魏只能事齐抗秦，在当时齐国可以称得上是周朝老牌诸侯国的最后一丝希望了。2、功名之士对卿相名位的觊觎：《孟子·滕文公下》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张仪是秦相国，公孙衍是东方联军总司令，齐国相位的重量，是可以和他二人相抗衡的。且齐国当时田忌、孙膑已去，邹忌改革吏治，齐国强盛，人才济济，却有无“世臣”之忧。齐国仰仗离秦较远，没事就欺负欺负魏燕楚诸国，其他国家急了，也打打他，这样一个国家的相，是何等的乐哉。孟子说：“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所以大发感慨：“以齐王，由反手也。”辅佐齐国代替周室，称王天下，太简单了，今之齐相真建立与周公、吕尚齐名的功业了。
孟子不同意“霸王不异”。“霸王”这个词要在这里分开读的。孟子在政治上提出了仁义治国的“王政”理念，提出了天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又将天命归附于民心，正告统治者们“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在吏治用人上提出了民主的提名制、选举制、监督制。在军事上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总之“仁义”是孟子的思想核心，王政是孟子的从政理念：“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对于霸业的看法，孟子是颇有微词的，从他对管子的看法，我们也就清楚了。总也想不明白儒家为什么就这么看不上管子，至少管子是尊王攘夷的，不像孟子憋着劲的想改天换日。
可愚以为在当时的国际情况下，孟子的王政，需待世而后王，法家、兵家则期年见效，谁会听他在这唠叨？难怪他放狠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既然公孙丑提出了“霸王不异”，这句话就成了师生之间讨论的焦点了。
“动心” 是什么？综合上面的一大堆，我们可以明白，公孙丑问老师的是：“功名垂成之际，您老人家是不是不要那么一意孤行。君王们更愿意听霸业，反感王政，王霸无别，您就活泛一点吧。”这里不能把“动心”的理解停留在名利追求这个层次。
孟子回答的很干脆：no！并且告诉他：“我在不惑之年的时候就已经树立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的理想，我是不会改变的。”
到这，我们应该分析一下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是一个与孟子同样胸怀天下、渴求事业的人，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好青年，而且脑瓜比较活，所以他真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这么固执，就像当年子路说孔子一样“子之愚也。”
继续。
“夫子过孟贲远矣。”这篇文章难懂就在这里，谈论着政治好好的，怎么提起勇士来了？《史记-范睢列传》：“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像这些人是儒家所不耻的。我觉得公孙丑说孟贲的语气恐怕还要带点不屑的口气，也就是说他对老师的这种不动心是不屑的。
老师就是老师，不急不躁，不像孔子张嘴就骂“野哉。”“他也就是个匹夫，何足挂齿呢。”随即引出了一个人——告子，小子，你怎么这么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们可是象告子一类的人，有知识、有理想、有层次，“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你真是所誉非人呀！
“不动心有道乎？”这才把话引到了正题。
下面这段要费劲的捋一捋：
四个人物：北宫黝、孟施舍、曾子、子夏，四个人物分两组。
北宫黝之勇：“恶声至，必反之。”这是一种侠气之勇，这种勇是通过外界对他的反作用才能体现出来的一种外在表现，没有外因的碰触和衬托，他的这种勇是不会有体现的。
子夏之勇：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是一个“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人，难道孟子是在说子夏的境界不宽广吗？这里是不是在为“浩然”二字交代伏笔呢？再有，子夏晚年设帐西河，为诸侯师，弟子无数，名家辈出，可谓经学大家。孟子是不是在批评子夏心学方面不足呢？跟曾子来比，似乎有点这个意思。
孟施舍之勇：“量敌虑胜”，“无惧而已”。孟施舍的勇是知己知彼之后，发自内在的勇气。
曾子之勇：曾子“自反”是“是贤人处横逆之方。”（《围炉夜话》）曾子的勇，已超越了个人，更超越了生死，怯于匹夫，雄于万人，这种勇，已不再是“力”和“气”所能秉赋的了。
总结一下：
以北宫黝的“勇”与子夏的经学对比参照，其共同点是重外不重内，修外不修内。孟施舍的“勇”与曾子心学对比参照，其共同点是由内及外，无内即无外。
三个概念：养勇、守气、守约。
勇，是外在的一种行为表现，他与内在的仁的关系是“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所以无仁义无勇，那只不过是庸人一个，“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勇是要“约之以礼”的。所以说“勇”是外在的表现，再找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东西证明一下，那就是“言”。
气，是物质人体的动态表现，所以说是“体之充也”。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两者互相影响，没有了物质，意识就谈不上存在，没有了意识，物质存不存在谁知道，所以两者没有主次之分。守气也就是守住了两者。
约，是人的内在思维意识，《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一个以仁义为纲的思想统领，在儒家看来是至高无上，一个以身修为本的修为体系，在心学看来是不二法门。
到这里，北宫黝与孟施舍比，则孟施舍守约，孟施舍与曾子比，孟施舍守气，而曾子守约。
“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公孙丑开始开窍了。你想想，北宫黝与孟施舍是两个赳赳武夫，曾子和子夏是两个彬彬儒士，两组人能放在一起且又穿插着比较，恐怕只有孟夫子能做得到吧，其良苦用心，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学生从世俗的见解中引到儒宗的堂奥罢了，老师真辛苦。
下面就腾出手修理告子了。
为什么“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告子说：“人们说话，那就是满嘴跑舌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把言语和他的真实心理强拉在一起，我认为没那个必要。”这就要说告子不了解儒家“察言观色”的功夫了，不光儒家，其他学派对言语的观察和驾驭更是高于儒家，我们可以看看《说难》和《鬼谷子》。那么真有那些满嘴跑舌头，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怎么办呢？孟子说“我知言。”
“心”和“气”是什么关系：
管子说：“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心是存知的场所，在这里“心”也代表着心志。是心决定气呢，还是气决定心呢，我们已没说明的必要了。所以“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对的。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公孙丑此时已经进入了自我审视的境界了。
既然心志是最根本的，再就稍稍关注一下气，象老师说的我只要守住一个根本也就可以了。为什么既要把持住自己的内心动机，还要控制住身体动向呢？
孟子说：“守住了根本，当然就知道了该和不该做。光这一点怎么够呢？你自己隐遁到一处深山里，什么也不做，然后说我守住了根本，不该做的我一点也没做，可该做的你一点也没做呀，这只是为了守持而守持，那不就是沽名钓誉吗？（参陈仲子）人处乱世，却能守持仁心，不为外物所迷惑，见机而动，随时为了仁义大道，不怕牺牲，解百姓于倒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看到那边热闹，脚就止不住的蹭过去，看到法家、兵家受到推崇，而怀疑起自己的立场，你还能做到志壹而动气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小子，看你刚才那我跟孟贲比的神态，我要是郭芙蓉，早排山倒海了。
“敢问夫子恶乎长？”
到了这里，公孙丑的心已经静了下来，用心思考这个让他疑惑的问题了。
知言是对他人思想的观察和分析，为什么能够“知言”，因为自己内心存在着一种“气”。养气是自我修为的把持，这种气是纯洁、高尚、无以尚之的。
浩然之气，既为浩然，那它就是无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不灭的的真理。《周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用这句话解释“浩然之气”的特点还是比较确切的。这种合于天地，不违鬼神叫做“正”。心正依靠的是一个“诚”字，《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中庸》“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以说它“至大至刚”。用“正”来养气，要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这两个“不”说的就是“无害”，不刻意，不伪行，反照其心，自内而外，拳拳服膺而不失。管子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也是这个道理。管子讲“虚素”，儒家讲“絜矩”，心学讲“格物致知”，理学讲“道心惟微”，不管哪一家，做起来都很难的。孟子说：“要有正确的行为，要有正确的理念。”道理知易行难，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认为“义”是与“仁”不可分割，同发于内心的，也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义不是披在仁的上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心里想的是“仁”，偶尔违仁是可以的，可以吗？行为不能满足心理的需求，那就会“馁矣”，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行“义”不是为了得到回报，不是为了念念不忘，更不是为了马上得到。
知言，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有了至大至刚的大道，再用它衡量任何说辞，百家言论，那就很容易找到他们的偏失了。偏颇、放荡、邪恶、固陋的学说都是发自于利己的名利私心，可这些言论用来讨好国君，危害政治，妨害公务，后患无穷。孟子对自己的学说非常自信，“圣人复起，必从吾言。”这也正是他浩然正气的作用，他的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齐之卿相对于孟子的理想又算是什么呢？
到这里公孙丑顿悟了。
后面的内容是通过历史人物，对孟子的思想加以索证，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内圣外王的修行，也正如老子提出来的“道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道由内发于外，又由外回归于内，这才能成就大道，也只有这样的修行过程，才能使一个人成就为“大人”。荀子说：“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格物致知”的功夫不是迂阔腐儒的谈资，而是修为的真言。王阳明的心学盛行于近代的日本，以前总有些不解，试想，在一个社会里建立的是“诚意正心”的处世道德，人怎么会似洪流一样堕入物欲世界，痴迷于诡诈欺罔？社会需要诚信，更需要传统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