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 长江，当它慈祥平和的时候会造福人类；当它狂怒咆哮的时候，也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南通历史上沙洲的三次大并接完成以后，长江的主泓道偏向北岸，江水开始浸蚀由它一手孕育起来的通州陆地。后周建立的海门县的坍没，可以说是南通历史上境土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坍塌。 宋初的海门县是长江口北岸的一个比较大的县份，有三乡一镇。宋元以来，海门县沿江地带多次发生水灾，县城多次遭大江浪涛的冲击而***迁移。宋元丰四年(1081)七月，元泰定三年(1326)十一月，海门县很多沿江田地被冲坍，民房被卷入江涛。史书中江海巨涛冲垮江堤，淹没田庐的记载屡见不鲜。由于江海冲蚀，海门县境的土地大量坍入江中。从明洪武九年(1376)到弘治十六年(1503)的一百多年间，海门县的田地草荡由1556顷减少到293顷。明嘉靖年间，海门县的智正都、嘉会都、人和乡、礼安乡、崇信乡等乡镇大部或全部坍人江中。宋明时期，官府也曾修筑江海堤防，较大的工程有宋至和中(1054—1055)自吕四到余西的海堤，明宏治十一年(1498)的沿江堤防等。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沿江堤防不能遏止塌势。封建社会的田赋是固定的，土地坍没后，原田赋在豁免之前得分摊在留下的农民身上。在重税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压力下，人口外流不可避免。诸多原因导至农民大量逃离故土，这又降低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土地的大量坍没导致了海门县治的多次迁移。从元至正(1341)到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近200年间，海门县曾四次迁移县治。前两次迁县境内的礼安乡，元至正年间(1341)县治从大安镇北迁礼安乡，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西迁在市。第三次约于正德七年(1512)迁治余中场，这时已到了通州境内，海门县已没有多少土地了。第四次迁县在嘉靖二十四年(1819)，迁往金沙场南，海门除吕四一角以外，几乎没有地盘了，只得割借通州清干乡部分土地作为县辖地，维持残局。金沙场南的进鲜港是海门县的最后驻地。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因坍塌仅存民田27顷37亩，中灶田12顷17亩，只得迁县治到通州永安镇，降为海门乡并入通州。古代的海门县在历史上仅存在了七百多年。 长江在吞没海门县境土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向通州进逼。通州于宋初著名的利和盐场、明代的利和镇、海门借以避居的永安镇、余中盐场……都被大江浸蚀殆尽。这时通州的东部江岸，后退到陆洪闸、观音山以东经袁灶、八索镇、余东镇、包场镇、头甲镇到吕四的一线上。金沙以东到吕四，呈一东西长、南北狭的半岛，凸人海中。为了观望水情，通州建有好几个望江楼。也许是五山的屏障作用，也许是长江主泓道离开了通州江岸，江涛到了观音山、陆洪闸一线时就开始平息下来，大江又悄然操起了为南通造陆的旧业。 清康熙、雍正年间，从通州余西到余东一线以南的长江中，一个个沙洲纷纷出水。雍正六年(1728)，原余中场南的扁担沙率先靠上了北岸。此后，其东西两侧沙洲陆续形成，通州、崇明的农民争相围垦，往往发生纠纷。为解决通州和崇明县两地农民之间的沙案争端，雍正十三年(1’735)划定大安、戏台沙以北归通州管辖，以南归崇明管辖。此后的三十多年中，这一带又涨出了很多沙洲，争沙围垦十分激烈。为解决纠纷，乾隆三十三年(1’768)建立海门直隶厅，归江苏省管辖。为此，通州划出天补、东洪、日照等21个沙洲，崇明划出大洪、复兴、戏台等11个沙洲，连同新涨出的天南、满洋、吕复等10块沙洲建立海门直隶厅。这个海门直隶厅，即今海门市的前身。位于今启东市南部一带的沙洲，如日旺沙、永兴沙、北连升沙、惠安沙等于清末称崇明外沙。 海门厅诸沙洲及崇明外沙与大陆的连接，是南通成陆史上的第四次大并接，这次大并接与前三次并接不同。其一，沙洲并接的过程历时长。如果从扁担沙连陆算起的话，到20世纪初崇明外沙连陆，历时近二百年。其二，人为因素加快了连陆的进程。这一带沙洲出水后，通州、崇明两地的农民就进行围垦，而对长江残留水道中沙洲的围垦，则加速了水道的封闭，从而加快了沙洲连陆的过程。海门厅最初的40多块沙洲并不是连为一体的，其间有较宽的水道相间、与裙带沙之间，东天补沙与富民沙之间，都有夹江存在。直到嘉庆初年，厅境东部的塘芦港最宽处还有十多里。到光绪年间，这些沙洲终于与通州陆地连成一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崇明外沙中的惠安沙、连升沙、杨家沙等沙洲与大陆连接起来，南通的境域大体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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