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昔熊飞白，楚材为之魁 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就数明末为多，原因当然是辽东抗金旷日持久造成的，但对这些英雄的评价真是很困难，因为这结果是摆在那儿的，无论是谁也不能改变当时的战局，除非你是抱必死之决心以死殉国，如此便可赢得一个民族英雄的名声。 说起来似乎很是容易，但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外有骁勇善战之后金，内有一堆说话不干事的嘴子，加上什么党争、欠饷、天灾等等，大明朝真是到了无望之境地，很多人不是死于战阵，而是被冤杀，所以，要对此间的人物进行评价，真真地是件困难之事。 熊廷弼就是这众多人物之一，他也是被冤杀的，并“传首九边”，有人说他只是将才而非帅才，也有人说他是有才无德，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其实我觉得在此讨论这个是没什么意义的，我只能说他是当时最有眼光的将领，远比那夸口给我六万雄兵便能打败后金的王化贞来得实际，当然也比他的后继者袁崇焕说五年复辽要现实得多。  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北武汉人，明万历年进士，因其才能被擢为监察御史，后受命巡按辽东。他身高七尺，有异于常人之胆，通晓用兵之谋，善于左右开弓射箭。然个性刚正，脾气火爆，不甘为人之下，精于物情而疏于人情。 熊廷弼是在明萨尔浒之败后接替杨镐经略辽东的，此时后金风头正劲，大有摧枯拉朽之势，但熊廷弼审时度势，招集流亡，整肃军令，造战车，治火器，浚壕缮城，于是辽东守备大固。 但随着战事的恶化，努尔哈赤攻破辽阳，继而广宁失守，他又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两人同时被诛杀。及崇祯上位方得平反归葬故里，谥襄愍，著有《熊襄愍公集》。  作为楚人，在朝中当属楚党，当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东林党势如水火，按说他本可不介入这激烈党争的，但他与东林党人的关系不错，特别是同东林党魁杨涟交好，这些人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故而有人说他也是被阉党所害，属死于党争之悲剧。 现在如果要例举熊廷弼在经略辽东的功过怕是很困难的，也是很乏味的。他在此期间也是几起几落。按照阎崇年先生的看法，熊廷弼第一次巡佐辽东有功，第二次有功，第三次则有功亦有过。他虽被委以重任，其三方布阵的构思也曾经被认同，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实施的。并且广宁失守他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不顾全大局，只是在一边看王化贞笑话的作法，为时人所诟病，也是成为后来魏党杀熊廷弼的一大口实。  让皇帝决心杀熊廷弼的缘由，我想大概是这熊廷弼辜负了他的愿望，这神宗皇帝对熊廷弼的期望值是很高的，也是极为支持，不仅熊提出的要求他都一一满足，而且还赐尚方宝剑以加固其权力。但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即告失守，沈阳一时人心大乱，但此时的后金铁骑已令许多人闻风丧胆，经熊廷弼安抚后，形势稍安。 人一有功劳便会有人忌妒使坏，此时就有大臣弹劾熊廷弼“漫无定画”，以尚方宝剑逞志作威，御史冯三元则说熊廷弼在八件事上没有谋略，还有三件事欺瞒皇帝，若不罢免，辽地终究难保。 熊廷弼的人际关系是极差的，虽然有人将其看作东林一党，但关键时刻也并没几人为他说话，加上他性格刚烈，一遇这样的事便沉不住气。于是他上书皇帝，缴还尚方剑，请求将自己罢免。朝议之后应允，决定以袁应泰代替熊廷弼。  接下来的时局就更加糜烂了，不仅沈阳、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自尽，而且辽河以东70多座城池尽为后金所据，辽西军民也因惊恐奔逃，京城震惊。于是朝廷又重新起用熊廷弼。 后来的事就不用赘述了，随着广宁的失陷，各路明军的溃败，回到北京的熊廷弼和王化贞被双双问斩。 想想也有些奇怪，这两人是相当地不对付，不仅所持的战略方针大不一样，而且在两人的交往中可以说是水火不容，朝廷将这二人一并诛杀，说明的是对事不对人。因为皇帝一再强调，二人是“功罪同体”。  但我总觉得这熊廷弼的战守之策比那王化贞来说，还是要现实很多，因为他意识到，要制约后金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以他才能提出详细的军事计划，除了需要十八万精兵外，还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持。这当然不如王化贞一个“六万人即可扫平后金”的豪言壮语受用。 于是大家都打压熊廷弼而喜欢王化贞了，但结果却大失所望，而广宁之战熊廷弼的意气用事，使皇上很是不爽，这时便对他失望到极点了，加上魏忠贤又欲从熊廷弼入手打击东林党，于是，很多对他不利的因素交集于此，熊廷弼便万劫难逃了。 其实明眼人谁都知道，硬拼肯定是打不过正处在上升势头的后金，但守还是有可能守住的，所以熊廷弼并没有同后金面对面地打过硬仗，他采取的策略是：开源节流，修城守土，经济封锁，不断骚扰。以今天的认知来看应该还是很正确的，但执行起来是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才能有效果，而当时的情况是只可能有效于一时，不可能长期为之，所以，失败是必然的了。  失地四百，举国震惊。毕竟这“尽撤关外”的命令是熊廷弼下的，于是大家便不是溃逃而是执行命令的撤退，那些心无斗志的兵将是皆大欢喜，责任当然就要由他熊廷弼来背了。如果他坚守广宁，誓死不退，城破巷战或自尽殉国，如袁应泰那样的话，那么后世对他的评价会大不一样。至于是否于国有益，于世有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熊廷弼的评价后世多多，但我觉得其中作为时人的杨涟，他评价是最为精准：“议经略者终难抹杀其功；怜经略者亦难掩饰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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