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中至宝——罗振玉与汉代买地券 文/仲威 2013年5月，笔者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遇到一件褚德彝旧藏汉建宁四年（171年）《孙成买地券》拓本，卷轴装，画芯宽37.5厘米，高140厘米。内有端方、李葆恂、罗振玉、黄士陵等人题记。此买地券原件为山东陈介祺旧藏，传拓少见，以为至宝，欣喜万分。从拓本观之，该买地券高约39厘米，宽约4厘米，如一把戒尺状，券上镌刻三行铭文，共百余字。铭文曰：
褚德彝旧藏汉建宁四年《孙成买地券》拓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画芯高140CM。内有端方、李葆恂、罗振玉、黄土陵等人题记。买地券原件为山东陈介祺旧藏。 目前所知，传世确实可信的汉代买地券约有五六件，其铭文大多相近。内容无外乎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土地买卖年月、买主和卖主姓名、土地面积与地价、购买土地的范围、旁证人姓名等等。 《孙成买地券》铭文看似现实生活中的一份土地买卖文书，但事实并非如此。“买地券”是一种向地下鬼神购买阴间土地的凭据，属于随葬明器之一。将买地券埋入坟墓，象征着由亡人随身携带并执守契约，地下鬼神才能予以接纳，亡人与地下鬼神间的土地买卖契约才可能生效。它不同于世间一式两份的买卖双方互相持有的契约，亦无须子孙后代珍重保存，只需直接将其随葬埋入坟墓即可。 铭文中的买地人“孙成”不是活人，而是亡者，即墓主人。其卖地人“张伯始”以及旁证人“樊永”“张义”“孙龙”“异姓”“樊元祖”等也是早已亡故之人，均是鬼魂，还可能就是与孙成墓葬相邻的墓主。其中卖地人“张伯始”的墓地，不是距离“孙成”墓地最近者，就是附近占地最大的墓地。殁亡人之所以要向地下鬼魂来购买墓地，其目的就是求得冥间的承认与保护。 至于券文所记孙成墓地的四界，所谓“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云云，这些四界相邻的人也都是亡人。所列四界并非指孙成墓地与“张长卿”“许仲异”“张伯始”等人的田产相邻，而是与他们的墓地相邻。 买地券规定的所出卖内容，除土地及土地上的所有“根生土著毛物”外，还有田中“男女尸死”。约定田中“男女尸死”将被作为奴婢，一同卖给买地人孙成，供其“趋走给使”。这就是买地券是一种“冥契”而非人世间契约的最直接证据，同时亦佐证了其买卖双方、旁证者均为亡人的事实。 买地券起源于西汉时期的民间巫术，书写者主要是巫觋。汉代买地券一般刻于铅板或玉版之上，利于在墓中久存。其铭文所涉及的土地买卖内容与现世实际的土地面积、土地价格无关，不具有现世的法律意义，仅具冥世的象征意义。东汉以后的买地券融入了更多的迷信成分，多用方术家言，皆用 “天帝”及“如律令”字样，与世间土地买卖合同差距越来越大，其买地性质亦越来越淡，镇墓性质越来越重。此类镇墓文字亦被镌刻或书写到瓶、罐或瓦缶之上。 说完汉代买地券实物的功能与性质后，再来回看此件《孙成买地券》拓本卷轴。光绪末年，褚德彝(礼堂)购得《孙成买地券》拓本为后，以为奇货可居，爱不释手，即装裱成卷轴并先后延请多位名家题跋。拓本左侧留有端方题跋，文曰：
◥光绪末年，褚德彝（礼堂）购得《孙成买地券》拓本以后，爱不释手，即装裱成卷轴并先后延请多位名家题跋。拓本左侧留有端方题跋，右侧为褚氏释文、题记。 此器物出土较晚，拓本又新出，过去鲜有著录研究者，故端氏题跋的态度十分谨慎。对此器是否属于汉代真品，一时尚无把握，只提出自己经眼的几件同类器物略做比较而已。当年端方应该算是金石界最见多识广之人，此跋亦可见一斑。 其中，端方提及一件《杨绍瓦莂》，为晋太康五年（284年）刻制，晚于《孙成买地券》110余年，其外形如砖瓦状，类同剖竹，且有竹节装饰纹，两者的铭文、器形、材质均不尽相同，唯字体略有相似处，皆属民间“穷乡儿女”体。因此，这两件器物可比性不大。 ◥杨绍瓦莂 端方提及之《杨绍瓦莂》，为晋太康五年（284年）刻制，晚于《孙成买地券》110余年。两者字体略似，皆属民间“穷乡儿女”体。 券文：大男杨绍从土公买冢地一丘，东极阚泽，西极黄滕，南极山背，北极于湖，直钱四百万。即日交毕，日月为证，四时为伍。太康五年九月廿六日对共破莂，民有私约如律令。 ◥三多本《杨绍瓦莂》拓片真本，宝熙题 2017年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第二期展出 图片来源一函公众号 而端方家藏的《建初玉版》倒是与《孙成买地券》极为相类，此玉版买地券刻制于东汉建初六年（81年）十一月，又名《武孟子买地玉券》，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买地券。玉券铭文曰：
《建初玉券》与《孙成买地券》铭文极为相类，只是前者看不到丝毫迷信成分，与现世土地买卖契约无异，相信《玉券》最初出土时，一定会被误认为汉代活人间的土地交易凭证。但是，现在参照《孙成买地券》，其为冥器的性质还是一目了然的。 端方此跋未署年款，笔者最初从题跋位置推测，端跋题写的时间应该为本卷最早者。但是，端跋中还提及“英人所藏二千年前《印度人买地铜券》”，据此可知，此跋的题写时间当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以后。因为1905年12月至1906年8月端方受命出访欧美考察宪政，英人藏品只能是在出访途中所见，故此跋必在端氏回国之后所题，时间约在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应该与拓片右侧褚德彝的题跋同时。因已见有褚氏年款，故端氏此处省略之。 在《孙成买地券》的左下角，光绪二十八年又添李葆恂题记，即在端方题跋的正下方。笔者本以为李跋晚于端跋，现在看来本卷题跋当以李跋为最先，李氏谦让故题写于卷轴最下方。其文曰： ◥在《孙成买地券》左下角，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李葆恂最早题记。其右则为罗振玉题跋，跋文见下文。
李葆恂所言隶书古劲相类的《阳三老石堂刻石》，此石为东汉延平元年（106年）十二月刻立，光绪十四年山东曲阜出土，石归端方。其刻石铭文亦3行小字，共76字，为汉碑文字最小者。其实，两者性质功用与隶书风格均差异较大，故此后的端方题跋中亦未提及这块自藏刻石。 ◥《阳三老石堂刻石》。该石为东汉延平元年（106年）十二月刻立。光绪十四年（1888年）山东曲阜出土，石归端方。为汉碑文字最小者。 李葆恂题跋中还提及《王子渊僮约》，此为汉代文学家王褒（字子渊）与僮仆间签订的一份劳动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和时间安排，属于游戏性文字。李葆恂将《僮约》与《孙成买地券》做对比，显然是将亡者孙成误当作活人，还将阴间的买地券误认为阳间的契约了。由此可见，李葆恂此篇题跋明显有“无话找话”和“生搬硬套”之嫌。 大约半年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此卷迎来了罗振玉的题跋，题于李葆恂跋之右侧，其文曰：
罗振玉此篇题记，因买地券而联系到甲骨文，谈及王懿荣、刘鹗对甲骨文的发现与收藏的贡献，还提及了影印《铁云藏龟》（于光绪癸卯（1903年）九月印成）缘起。这段文字记录了罗氏与买地券的第一次邂逅的经过，算是对买地券研究的一个起点的备注。 罗氏题跋的四年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褚德彝在拓片的右侧留下了《孙成买地券》的释文和题记，其文曰：
褚德彝对《孙成买地券》铭文中“官大奴”“町”和“地价”做了考释，显然褚氏亦误将其认作阳间地契。铭文中“左骏厩”为太仆属官，主乘舆御马，“孙成”为其家之“大奴”，即一个普通平常百姓，焉能出资“万五千”购买“冢百田一町”。据考证，汉代一个中等之家的总财产大约在二万钱左右，当时全国人均耕地一直在14亩上下浮动，洛阳郊区人稠地狭，单人墓地占地“百田一町”，这些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进而证明《孙成买地券》为阴间契约无疑。 就在《孙成买地券》卷轴发现的两个月后，2013年7月，笔者又发现一件罗振玉旧藏买地券拓本，其大小、形制、文字、行款均与此前发现的《孙成买地券》极为相似。故初上手时，还误以为又得一件《孙成买地券》拓本。但细观铭文后发现此券为《汉中平五年房桃枝买地券》，其原器为民国3年（1914年）罗振玉以重金购得，此拓本系罗氏亲手拓制，卷轴装。画芯宽22.5厘米，高64.5厘米，买地券高36.5厘米。《房桃枝买地券》铭文曰：
◥《汉中平五年房桃枝买地券》拓本，上海图书馆藏。原器为民国三年（1914年）罗振玉以重金购得，此系罗振玉亲手拓制，卷轴装。买地券高36.5cm。 《房桃枝买地券》与《孙成买地券》同埋入洛阳广德亭部，若按照房桃枝墓地价格为一亩三千钱的话，孙成买地金为“万五千”，只能购买5亩，然而孙成墓地却是“百田一町”。虽然《孙成买地券》早于《房桃枝买地券》17年，显然汉代建宁到中平17年间土地价格断然不会如此飞涨。这也再次证明汉代买地券均为阴间契约，属迷信之物，与实际生活关联不大。 再来看看民国4年四月罗振玉的题跋：
民国4年罗振玉题跋中再次提及了8年前所见褚德彝《孙成买地券》拓本。不料仅过3年，民国7年罗振玉就已经收集到19种地券，并汇编成《地券征存》一书。正如罗氏在褚德彝藏本中题跋所言“天下之宝日出不穷，但在有心人之搜求耳”。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得见前辈的拓本与题跋，当属“有缘之人”遇见“有心之人”。 仲威 上海图书馆学科带头人、碑帖研究课题组组长、研究馆员，西泠印社社员，复旦大学特聘研究院。著有《中国碑拓鉴别图典》、《善本碑帖过眼录》等，主编有《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等。 初秋补货，全能选手！ ｜桃源仙书｜ 当代名家定制同款 ▽ 微店 桃源仙书｜名家定制，全能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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