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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 杜甫是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但前人的研究对杜甫各体诗歌开拓创新的意义还缺乏足够的理解。为此我希望通过公正地辨析前人争议中的焦点问题，深入探讨杜诗的表现艺术与辨体的关系及其中的原理，以求对杜诗的重大贡献获得更透辟的认识。——葛晓音 葛晓音，1946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京大学客座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她的代表作《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等，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著作。其《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研究》一书荣获了2017年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新著《杜诗艺术与辨体》也已于2018年问世。 本书从历代诗论评价杜诗艺术的重点问题和争议焦点出发，探讨杜诗的表现艺术与辨体的关系。论述了杜甫“诗史”的叙述艺术，“诗圣”的艺术形象，五古、七古、歌行、五律、五排及五绝、七绝等各体诗歌的艺术成就和表现特征，并阐发了杜诗艺术在荟萃前人基础上的多种创新变化的原理，以及杜甫对诗歌体式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外围研究值不值得做？怎么做？ 提出回归文学本体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从目前的研究动态出发的。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的外围研究发展得很快，成绩也很突出。尤其是唐代，几乎所有与文学沾点边的题目都被挖出来做过了，很难再找到特别重大的新课题。这类研究的目的是再多找一点解释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因为做的时候可以借鉴史学界、哲学界的很多成果，所以现在博士生选题多喜欢做这一类。外围研究不是不能继续做，但是应该由里到外，而不是由外到内。我以前也做过一些外围研究，都是先从作品研读中发现问题，然后再找外部原因。这样的角度，是属于文学研究界的人特有的，做好了对史学界也有启发。做古典文学研究的路子很多，喜欢做什么路子，主要由个人的才性决定，不必分得很清，如果喜欢史学、文献，或打通文史，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提出回归文学本体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从目前的学科动态来看，很多学者都感到这方面比较薄弱。 本体研究走向纵深的五种方法 人们对文学本体研究的理解一般偏重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研究，以及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但我认为其实范围可以放得很宽，只要是从文学作品中读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算是文学本体的研究。小到作者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思想、情绪、感悟，大到一个历史时段的文化现象，等等，并不限于艺术分析。 文学本体研究有以下四方面的难度：一是没有什么现成的新选题，要自己通过阅读文本耐心地发掘。传统的那些角度很难深入了，泛泛地谈风格、语言、意境，不容易讲出新意来，而且讲不深。而对创作现象的发现、创作规律的归纳，更是要下大力气。所以选题最难，如果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选题，而且可以持续地做一个时期，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课题，那就是最幸运的了。但是做完以后，还要靠自己再下苦功夫去发掘新的选题，这种选择、徘徊的过程有时要很长时间，对于急于出成果的人来说，这条路太难走了。 二是在没有新选题的情况下，旧的选题如果有什么新的研究思路可以再深挖下去，也可以。诗歌史和诗学批评史上有很多悬案，如果能跳出前人固定的思路，解决这些难题，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但是如何解决？很难事先设定，要根据不同对象寻找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也是文学本体研究最大的难度所在。 三是要求研究者以极大的耐心和细心去分析文学作品，找出规律，在说明现象之外，还要阐明原因或者原理。追究原理的研究已经不是传统的感悟式的表达可以说明，需要一些很繁琐的分析，要下很深很细的功夫。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提炼上升为论点。这个过程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四是文学本体研究要求感觉的准确。但这是没有什么判断标准的。有了这种感觉，还要力求比较准确而又艺术地表达出来。三、四两点往往是博士生写作论文时最感困难的。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有几点体会是可以供参考的： 1、在研究某个对象之前，先搞清楚别人的思路是什么，搞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绝不再重复走别人的旧路。比如诗经四言诗，大家都在做二二节奏问题。其实先秦时《尚书》《易经》很多四言，为什么我们不称其为诗呢？可见研究四言体的形成，二二节奏不是关键，关键在篇体的节奏如何形成。这就要绕开前人的纠结，自己从文本中去分析。 2、阅读文本时，尽量读懂所有必须读懂的资料，注意努力理解那些泛泛浏览时不会注意的意思。有大量的作品可能因为意思太平常而忽略，也可能因为一下子没读懂而轻轻放过，这样就不能真正读懂作品和作家。 3、阅读文本时，努力准确把握总体印象和突出印象。这对创作现象的发掘和创作规律的归纳来说，尤其重要。古人的文学批评术语建基于大量阅读的感觉的积累，他们是能够把握这种印象的，然而说得比较虚，很多都是打比方。我们要理解古人的说法，必须自己在阅读中对古人的印象真正会心。同时还要能实实在在地论证出来，努力把感觉变成理性分析。 4、避免分析的一般化：不少论文在分析某个作家或者某个时段的作品时，并不是没有感受，但是分析时，使用的仍是一些很一般化的概念，如移情、象征、情景交融、心物关系，还有用词的数量、性状等情况的统计。这当然是一些最常用的绕不过去的术语，但是因为适用于所有的诗歌，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本来不一般的诗歌讲成很一般。而诗歌创作现象是很微妙复杂的，分析要从诗人的用心着眼，这种用心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把每首诗读懂了，能讲出其中的道理，再总结出一些共同特点，就可以避免一般化的问题。 5、从细处发现问题。有时文字记载中一些细微的差异，甚至几个字词都可能勾出大问题。 本体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因为上面所说的几方面的难度，文学本体研究不是很容易在短期内出比较有深度的成果的，这就对研究者本身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耐心、细心和悟性。耐心和细心要求不浮躁，不急于出成果，肯下非常细致的分析功夫。悟性体现为对文学性的新鲜准确的触觉、发现问题的敏感性、切入问题的锐利度、论证问题的穿透力。这几个方面要融为一体。 2.格局要大、器局要宽。格局大小并不表现为选题大小。大题目，时段长，如果思路单一，流于浅表，仍然谈不上大格局。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要求多元复杂的艺术思维，能够掌控较为复杂的内容。只有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才能培养较大的格局。 3.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反思：对于已经有一点成绩的学者来说，以往的成绩只能证明过去，开始一个新题目时，永远要有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从零开始。所以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有准确的自我感觉，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这才能不断进步。（转载自《羊城晚报》2012年7月8日）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诗人。他一生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难，执着地关怀现实政治，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优秀篇章，深刻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广阔的社会现实,因而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歌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如地负海涵、包罗万汇，形成了宏博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诗圣”的杜甫，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树立了忧国忧民的百世楷模，为中国的诗歌艺术建立了沉雄博大的典范。 目 录 第一章 杜诗艺术的历史评价和争议焦点 杜甫在诗歌中为自己提炼的形象是孤独无力的“腐儒”和衰老穷愁的“野老”。前者侧重于内心，后者侧重于外表。二者融合成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诗圣”形象。他虽有经纬天地之志，却无扭转乾坤之力。他不懈地探寻拯世济民的大道，却无人理解，寂寞终生。然而他关怀苍生黎民的热肠一刻也没有变冷。他不肯趋走风尘，不善逢迎干请，坚持用拙存道，心迹双清，所以只能穷愁潦倒，自甘老丑。但他能在生活中随时发现人间真情，善于用幽默调侃排解苦难衰病。他真诚地袒露自己的苦恼，坦率地嘲弄自己的困境。因此在他之前，从未有一个诗人能将他的性情面目如此鲜活地突显在诗作之中，这才使得后代读者能与这位“诗圣”如此亲近。 杜甫的“诗史”主要体现在五古、五七言新题乐府等直陈时事的体裁中，反映了他善于叙事的特长。但也在律诗、排律和绝句等不适宜叙事的体裁中随处可见。他运用各种诗体的表现原理，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的时代。同时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现了从帝王后妃到官僚士子等各色人物在大动乱中的命运，尤其是最前线的战士和最底层的百姓在血泊和饥寒中挣扎的惨状。最可贵的是诗人的心始终和人民一起滴血，所以他的诗笔能发掘到人性的深处，深刻地揭示出处于历史灾难中的人们对生存境遇的痛苦感受和复杂心理。可见杜甫的“诗史”绝不仅仅是用诗的形式实录历史事件的“史”，而是以史实为背景观照人生的诗。 推荐阅读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各类体式发源和成熟的时期。《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由葛晓音所著，从语言、节奏、结构、表现方式等多种角度，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从《诗经》、《楚辞》到五言、七言、杂言等各类诗体产生和发展的原理，各类诗歌体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体式的形成与各类诗型的艺术表现感觉和创作传统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是一部视角新颖的唐前诗歌体式生成和体调演进的发展史。 本书出于传承北大艺术理论传统和回答当前中国艺术界新问题的自觉，提出了艺术公赏力这一原创性命题，并做了开拓性论述。它在回顾北大艺术理论传统基础上，对艺术公赏力重心位移、艺术公共领域、艺术公赏质、艺术公共自由、中国艺术公心等问题做了论述，指出当前艺术分赏条件下尤需倡导艺术公赏力及公民艺术素养提升。全书有关“艺即心赏”“美美异和”“三才分合”等主张，对把握当代中国艺术生活应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王一川 本书对作者自己提出的艺术公赏力命题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指出在当前艺术分赏条件下，尤需倡导艺术公赏力及公民艺术素养的提升，注重艺术公共性问题。全书就艺术理论中的艺术公赏力传统、艺术公赏力的重心位移及其动力等问题做了历时性论述，进而就文化产业中的艺术、当代艺术媒介状况、艺术公共领域、艺术辨识力、艺术公信度、艺术公赏质、艺术品鉴力、艺术公共自由、中国艺术公心、艺术公共性体验、艺术批评等问题做了共时性论述，最后得出“人为中介，艺即心赏；分赏偏美，公赏中美；公心互融，美美异和；人顺天地，三才分合”的结论，对把握当代中国艺术生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书摘： 其实，中国古代还有一种不可忽略的重要的观有品无方式，这就是老庄开创的道家式观照方式。《老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按老子的论述，“道”诚然没有固定的实体及形状，令人难以捉摸，但毕竟还是有“恍惚”的“象”与“物”的，所以，一般的“目视”不可能企及，而需要倚重特殊的“心观”之法才能观照到。老子于是提出“玄鉴”之法——“涤除玄鉴”。当主体彻底清除掉内心的杂念、调动心灵去展开属于超感官的观照（即“玄鉴”）时，就可能真正感知到“道”的本来面目。而随后的《庄子》传承老子的衣钵，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心斋”、“乘物以游心”、“游心于淡”等观照方式，更加突出个体的内在自由精神驱动下的感知。 这种感知方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式观有品无方式的一种主流，对后世中国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宗元这样写道：“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窗窗，可以观妙。”透过对幽深的东丘的静观品味，个体可以体会到“道”的奇妙动人的魅力。这里从山丘的幽深景致而“观妙”，其实正是“观道'，也就是借助山丘的幽深而领悟到“道”的恍恍惚惚的真相及其奇妙处。其实，按照道家美学传统，观有品无方式的一个具体表现在于对“妙”的追寻，也就是“观妙”。《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为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里首次提出了“观其妙”或“观妙“的思想。“妙”，是指“道”的奥妙；“徼”，是指“道”的端倪。把握“道”的“无”的一面，正是为了观照“道”之“妙”（而与此对应，把握“道”的“有”的一面则是为了观照“道”的“徼”的特性）。尽管“妙”和“徼”都属于“道”的具体表现方式，所以说“妙”和“徼”“同谓之玄”，但毕竟“玄”更偏重于展示“道”的幽深特性，与“妙”的含义更为接近，所以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如此，“道”的至深特点在于“妙”。正是在这里，观有品无具体地表现为“观妙”。“妙”，可以说是“无”的一种审美与艺术特征，它传达的是“道”的恍惚、幽深或玄远的自然姿态。 本书基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讲义，以时间为序，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在西域考古与艺术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内容涉及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遗物所见古代冶金技术的传播、西域古民族迁徙和重新分布对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的影响、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发现，以及珠宝艺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全书以考古材料为依据，结合扎实的文献考证和实地踏查，对目前学界存在争议的一些学术问题得出了独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众多欧洲联合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其中，以奥地利人库登霍夫-卡莱基（1894—1972）倡导的“泛欧”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他领导的“泛欧”运动也最具有影响力。卡莱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联合思想家之一，被誉为“现代欧洲思想之父”。本书发掘、整理、使用了德奥地区的原始材料，考察了“泛欧”思想的历史起源、主要内容、历史影响等重要方面，解决了国内外学界长期关注的若干难点问题，是一部原始创新的世界史研究著作。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当代俄语，具体指苏联解体之后至今这二十余年的俄语，研究内容为这期间在俄语各个层面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形成原因。本书涉及俄语语言系统的所有层面，六个主题章节分别是当代俄语语音、词汇构成、词汇意义、构词、语法、修辞的变化及其成因。 （备注：北京大学人文学部自2016年3月10日起开始规划建设“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截至2018年初，文库共立项18套丛书，现已有235部专著立项，并将逐年增加新的立项。截至2018年5月已有19部著作正式出版。） 文章来源：博雅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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