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顺风车”遇害：公众到底愤怒什么？

网约车的“恶道上”，空姐之后又添一人。依旧是“女性遇害”，同样的“先奸后杀”，却再次说明“人性之恶”与“规则不济”往往同流合污。事实上，我们很清楚“顺风车”仅是一种“运营标签”，如若从网约车平台抽离出来，它就是“司机和车辆”的简单合体匹配。     不过，在这种“合体匹配”过程里，因“网约车平台”的存在，绝大多数人的戒备心会减弱，这也导致很多人早已身临危险，却不自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要求“网约车平台”，必须“严格把关司机入场，谨慎管理日常运营”，否则类似“网约车奸杀事件”将会再次发生。     很多人在围观“网约车奸杀事件”的过程中，情绪直逼脑门，就好像“网约车”天然存在凶险。所以，有必要对“网约车奸杀事件”进行抽象的复盘。通常而言，但凡有基本常识的司机，都很清楚“侵犯乘客”意味着什么。     惯常而言，就“网约车奸杀事件”的推进，基本上都是从司机“试探”开始，然后彼此“冲突”、“再冲突”，直到“不可控”、“实施侵犯”、“侵犯失控”，最后“杀人灭口”。这些节点变化，即便在事件发生时都是瞬间的，但却真实的存在于事件本身的发生路径上。     从本质上讲，类似这种陌生人间的加害，十之八九都是冲动型举动。我们很容易能想象到，在封闭的车体内，陌生异性之间，如若做不到基本的尊重与自控，就容易发生轻浮和挑逗。如若试探过程合理，就会触发心术不正的持续张狂；可但凡发生冲突，却又很容易走向加害路径。     于是，司机成魔，一不做，二不休，在冲突与后果的恐惧里，他们选择以杀人来避免后患。只可惜，他们在慌乱中，早已忘记“行程轨迹”是存在的，可以逃得一时，但后果终究需要承担。所以，就“网约车奸杀事件”而言，通常都是发生的突然，但追凶也迅速。     只是，在“网约车奸杀事件”的外围舆论中，公众到底在愤怒什么？或许依旧需要厘清其中的要点和盲点。要点是人们正义的愤怒，代表公众对于事件起码的评价金线；盲点是人们的狂热，反映公众对于事件盲目的指责底色。     其一：网约车平台处于“监管有型”，“落实无形”？     从多起“网约车恶性事件”应急处置过程来看，只能说“网约车平台”处于“监管有型”，“落实无形”的状态。只要不出事情，“监管有型”就可称之为“监管有行”，这种效果的传递，起码在公众的评价上是有效的。     只可惜，侥幸之下，必出蹊跷，不是所有的“监管有型”都可以万无一失。从公众的认知中，有监管的出事可称之为“难以避免”。但是，“监管疏漏”出事就属于“不作为”，或者“纵容犯罪”，而这也是人们愤怒的主要触及因素。     尤其，对于“网约车平台”而言，公众在预设上就是弱势一方，而当弱势遇到无助时，愤怒自然就会被激发。而平日里选择性忽视的“落实无形”，在此刻就会成为主要的“攻击点”和“情绪点”。与此同时，平台的价值观也会被全面直击。     其二：要反向警惕“网约车”向“网约色”的过度。     透过“网约车奸杀案”，我们也应该清楚，社交服务时代里，暗藏着“网约色”的可能性。作为社交服务，“网约车平台”将司机和乘客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有一方打破这种基本关系，并能顺利的进入更为暧昧的关系生态，就很容易产生“网约色”的链条。     当然，作为“网约色”而言，也不都是所谓的“交易链条”，但是“交易链条”但凡被触及，往往隐患就很大。不过，在这个过程里，即便会产生“灰色交易”，“网约车平台”已经无权监管，本质上已经属于“社会范畴、法律范畴”。     但是，我们要知道，平台要关注这类问题。因为类似“网约车奸杀事件”的缘起，几乎都来自于“试探”的原罪。既然总有“冲突发生”，想必就有“共谋发生”。而“共谋发生”的越多，越顺利，就隐约的为更多“乘客”挖下大坑。     其三：除却愤怒平台与质疑人性，我们为何别无选择？     无论怎样，面对死亡，我们只有一种姿势：“愤怒平台，质疑人性”。无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会无意识的选择愤怒平台和质疑人性。但是，他（她）们多数人并不清楚，其实这些愤怒没什么实际作用，质疑也没什么未来增量。不管怎样，在大权在握的“商业平台”面前，受害方（当事人或家属）在接纳到补偿后，会认为问题就这样被解决，而公众会天真的以为，从此无患。     因为，作为散户的个体，对于愤怒的坚守，永远不会超过一个星期，便会黯然离去。由于缺乏对抗资源，他（她）们的同盟往往很松散。于是：“愤怒的群众两三天，残酷的现实未可知”。人们希望道歉，却不曾想，道歉早已“白菜价”，真正的“硬通货”是“监管的落实”。     而作为“商业平台”，也永远不要低估公众的愤怒。虽然，他（她）们会选择性忘记，但还是会记住“不堪之道”。所以，只有从自己的利益上退一步，坐上自己平台中的网约车“走一遭”，才能明白公众为何会那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