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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为祥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 首先，笔者将从理学崛起的思潮背景与问题意识出发，分析张载“造道”的历史因缘与逻辑依据。在笔者看来，汉唐以来的经学衰微、三教并行，以及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对儒学从“大道精微之理”上的批判，是理学崛起的思潮背景，也是张载“造道”的根本坐标；而汉唐儒学超越意识的匮乏——“知人而不知天”，则是张载“造道”（实则为儒学补课）的主观动因，也是张载以孟子自况且被视为“孟子后一人”的历史根据。 笔者认为，由于张载在理学中开创者的地位，因而理学崛起的思潮背景与张载探索的问题意识对理解其哲学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直接规定着张载哲学探索的重心与体系的指向。在以往的张载研究中，人们或从程朱陆王出发对张载以流定源，从而形成种种偏取；或者以西学为基本坐标对张载进行种种诠释，但恰恰忽视了汉唐佛老炽传与儒学不振这一推动着张载“造道”的具体而真切的历史因缘，这也是张载哲学性质长期以来聚讼不已的真正原因。所以，笔者强调从理学崛起的思潮背景与张载探索的问题意识出发，就是强调从张载时代的理学思潮以及具体的文化感受出发去把握其哲学、理解其体系。 其次，具体到张载的哲学体系，笔者将从其基本问题——虚气关系人手，集中分析张载哲学体系的指向与特征。由于张载在理学中开创者的地位，所以我们将从理学崛起的思潮背景与张载探索中的“问题意识”出发，揭示其由太虚与气的统一所构成的宇宙本体论和由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所构成的人生实践论。笔者认为，在张载哲学中，不仅从宇宙本体论到人生实践论是一虚贯通、一气流行的统一，而且太虚与气、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形上形下之别也始终是“一滚论之”的。当然，这里的“一滚论之”，既不是二者的浑沌不分，也不是半斤八两的“混一”，而是有分有合、有主有从的统一。所谓“气性二本”，从宇宙论来看，不过是本然与实然两种不同角度认知的结果；从人生论来看，又不过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烛天理与随人欲以及君子与小人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张载看来，这前后项之间，从来就不是平列并重的关系，而是超越与被超越、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因而他既没有陷入所谓“二本”，也不是所谓气性并重的“二元论”；所谓二元论，实际上只是我们将张载立体而超越的虚气关系（包括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平面化实然化的产物。对于张载来说，吕大临所概括的“穷神化、一天人”（《张载集?横渠先生行状》），才真正是其哲学的“大本”。 再次，由于张载是通过二程与理学主流发生关系的，而二程对他的评价与批评在理学中又具有定向作用，因此，笔者将从张载与二程思想的比较、辨异出发，揭示二程对张载的继承、批判与取代关系，并以此对其贬《正蒙》而扬《西铭》的缘由作出分析与说明。在此基础上，朱陆对张载“亲和”与“疏离”的不同态度，恰好表现了理学主流对张载本（应）然与实然相统一的宇宙本体论和人生实践论的双重分裂；而王阳明、王廷相和王夫之对张载的双向继承，又表现了心学与气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张载哲学的不同择取。所以，张载哲学对理学的发展便不仅具有开拓规模的纲维作用，而且对其分化与流向，事实上又具有一定的定向作用。 这样，对于张载，笔者总体上就是坚持从理学崛起的思潮背景及其探索的问题意识出发去理解其“造道”追求，从对“六经”、《论》、《孟》的不同择取与超越追求和现实关怀的不同侧重中揭示张载的造道指向以及关洛学旨之异；最后，再从理学发展的分歧与流向中反证张载哲学的理论规模及其对理学的纲维与定向作用。笔者认为，之所以要将理学崛起的思潮背景与张载探索的问题意识作为理解其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就主要是坚持从张载时代的文化氛围及其主观的担当精神与具体的探索指向来理解其哲学创造。 至于方法，笔者将以天人、体用以及本（应）然与实然三重关系贯通全文。天人是张载哲学的基本概念，二者的合一不二以及如何合一又是张载全部探索的重心所在。体用关系即张载哲学的方法论，在张载哲学中，体用不二不仅是他批判佛老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其解决天人合一问题的基本方法。天与人是人所面对的两大领域，二者的合一则必须通过对各自体用两界的划分来实现。从天道而言，体与用就表现为本体论及其发用流行的宇宙论；从人道而言，体与用又表现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及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等等。天道本体对宇宙的统摄与天地之性对气质之性的主宰，就既是其体用不二原则的贯彻，又是其天人合一任务的落实。所以，从天人到体用，本身就是其天人合一任务的展开与实现。 至于本（应）然与实然，虽非张载哲学的原有概念，但却是其体用方法对人的对象性呈现与主体化运用。当客观天道之体用以对象的方式呈现于人的面前时，本然与实然便构成了人把握天道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两种不同的认知视角，——其虚气相即以及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即由此而来；当体与用内化于人道之中时，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便蕴含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或不同的人生选择，——其“立志”、“养气”以及“变化气质”、“知礼成性”之说正因此而成立。而从本然到应然，又不过是同一本体在天道与人道两界的不同表现而已。所以，本（应）然与实然，既是张载体用方法的天道落实与人生运用，又是其把握世界、指点人生的两种不同的视角。这样，如果我们要从方法的角度对张载的哲学探索作一概括，那么，他一生的理论创造也就主要表现为三个合一，即天人合一、体用合一、以及本（应）然与实然的合一。这三个“合一”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从其宇宙本体论到人生实践论的展开与统一的过程。 本（应）然与实然，相当于张载的“真际”与“实际”，但由于后者是发自对佛教“直语太虚”的批判，因而只涉及对象性呈现而不涉及主体化运用，而前者在体用观念的贯通下，自然会从天道指向人生，因而本然总是涵括应然而表现为一贯性。从概念起源上看，本然源于朱子的“义理本然之性”，且其本身就预定了与实然（气质之性）相对的性质，所以本然与实然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本有概念；至于应然，则英国哲学家休谟，且同样具有与实然相对的性质。所不同的是，西方哲学家往往只将道德理性视为应然，而中国哲学崩不仅视道德理性为应然，且首先将其视为本然。正是有了本然的规定，所以应然不仅仅是出自人生实用性、功利性的需要，而是来自天道本体的规定；同样，正因为应然原自本然，因而所谓应然就不仅仅是从人出发且为了人的利益的应然，而首先是从天道本体出发的当然、定然，而实然则既是本然的现实落实，又是当然、定然得以实现的具体出发点。这样，本然（应然）与实然的关系便一如本体与现象一样，恰恰是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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