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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巨大不幸，刚刚起步的现代化，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所打断，几十年发展几乎一切归零，从头开始。 不过，这场战争从大历史来看也给中国一次巨大的历史机会，在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中，中国人始终没有认清西方的意义，不太清楚工业革命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中国知识精英将西方近代简化为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视为一切物质性的、形而下的东西。正是因为如此区分，那时的中国人才有一种不自觉的自大，以为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只是暂时领先于我中国，只要中国人发奋努力，这些形而下的东西并不难学。这个思想一方面激励中国人学西方，另一方面规范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范围。这就为后来的变局预留了伏笔。 甲午战败让中国知识精英第一次意识到先前对中西文明的看法可能不对，第一次意识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真正意义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中国固有文明不是不优秀，而是不合时宜，不合乎工业社会的需要。在这批最早觉醒者看来，先前几十年的洋务新政之所以成效有限，不足以抗衡日本，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整体上还处于农业文明的历史阶段，尚未有意识实现跨越，向工业化转型。 基于这样的认识，重新理解《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迅速发生的维新运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场运动的本质就是思想启蒙，就是要将中国从沉睡的农业文明中唤醒，就是要建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匹配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实事求是说，中国人谨记知耻而后勇的古训，失败并不可怕，失败之后重新开始并不是问题，失败是成功之母，因而回望《马关条约》之后至戊戌那三年，中国在政治改造、经济体制调整、社会功能释放、近代军事体制重构、媒体重建，政治团体社会团体创建等方面，都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湖南为代表的地方自治尝试，大胆推进，为全国范围的改革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国已经迈进“维新时代”，一个全新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就在那个微妙的时间点成为事实。 思想启蒙成为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的先导，不论是北方的《强学报》《国闻报》，还是南方的《时务报》《湘报》；也不论是严复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以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一系列作品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第一次大潮，这是历史大转型时期必须完成的思想转折。 这些思想对早前的洋务思想、富强思想、中体西用思想都有深刻反省与批判，启蒙思想不再站在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立场上说变革，说改造，而是基于工业革命的结果为起点，探讨中国社会应该有的发展方向。假如不发生重大意外，中国沿着甲午后维新路径走下去，一个全新的政治、社会、文化架构要不了很多年一定会建立起来。 3.不幸的政治干扰 历史总是充满着意外，平静的发展方案总是被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所干扰、打断，甚至粉碎。《马关条约》开启的维新运动、维新思潮平稳进行了三年，却因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打断。 德国强占胶州湾有复杂背景、原因，中德两国稍后达成的胶州湾租借协议也并非全无是处，清政府照着这个模式迅速与法国、俄国、英国达成广州湾、旅顺大连湾以及威海的租借协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政府并非完全反对以租借的方式解决经济大发展中的中外困扰、困难。只是政府实在太傲慢了，清政府对于这系列租借协议的背景、理由、利弊，始终不愿意向公众作出解释。这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带给中国无穷的困扰，戊戌年初，不论是北京，还是外埠，均群情激愤，亡国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心头，救亡压倒了启蒙，如何在大局极端恶化的情形下为中国保留复兴的种子，成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头等大事，“亡后之图”、国家主义，成为这批启蒙思想家的新意识。 外交危机让政治变革迅速提上日程，一系列租借协议签订不久，恭亲王去世，在朝野内外压力下，光绪帝于1898年6月11日发布《明定国是诏》，历史上所谓戊戌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明定国是诏》以及此后百日发布的一系列变革文件，其主旨都是加快甲午已经开始的全方位变革，过去几十年议来议去而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新教育问题、科举制度改造问题、商人地位以及商会建设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特别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出现，私有财产保护，政治权力分享，皇权边界认定，议政机构设置等等，都是百日维新应有之义，清政府在光绪帝大刀阔斧主导下，确实作出许多极有意义的发布。 然而，这场改革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就因为另一场政治干扰而中断，甚至一百天中已经发布的许多改革措施也因此而取消。 系统研究戊戌政变来龙去脉的文章已经很多了，大致上说人们渐渐认同这场意外的政治干扰实在不应该。康有为对政治不进步的急切、焦灼情绪可以理解，但试图以非和平的手段去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无论如何都是欲速则不达，揠苗助长，得不偿失。用严复的话说，康梁是1898年戊戌失败最重要的责任人：“吾国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销匿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严复这段话说得很尖刻，但大致反映了戊戌年的情形。120年的戊戌，我们一方面应该记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思想启蒙、政治变革付出的心血、智慧，乃至生命，另一方面对知识人如何介入政治必须有一反省，有一超越，尊重专业，各司其职，让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重建一个现代国家，可能是我们对戊戌最好的纪念与超越。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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