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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文明的起源（下） 人文杂志 2019年第6期 江宁康 五 革命:旧制度解体和新体制建立 《牛津欧洲史》的作者罗宾·温克等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横扫了许多旧制度的权力设施和特权，奠定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这次革命的影响超出了法兰西的国界，因为它的许多制度和观念被拿破仑传播至欧洲的四面八方，这样，它催生了一个现代社会。”托克维尔也曾指出，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而创立了新风俗，“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改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这就是说，现代西方社会形成的直接催化剂就是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本身也是被一系列之前的历史事件所催化直至最终爆发。从西方近代历史视野中看，科学革命、环球航海、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三十年战争、光荣革命、美国革命等等划时代的社会变革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了西方古老的旧制度，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节点上逐步建立了现代社会政治体制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建构起新的文化风俗模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15－18世纪许多历史变革改变了西方诸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那么新的思想观念和现代政治机制也不会在欧洲出现。这一认识对人们理解现代西方文明的起源意义重大，因为从人文主义到启蒙主义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正是在许多革命性历史事件中兴起和传播开来的，其生成的新风俗和新体制的真实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不是古代典籍教诲或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事实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都是中世纪以后在欧洲出现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这些新思想和新观念也都在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等新思潮中得以孕育和成熟，在科学发现和工业革命中得到启迪和见证，而仅仅依靠古希腊和希伯来两种文化传承是不可能催生或发展出这些现代思想观念来的。  图：启蒙运动 从14世纪初的但丁时代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代，西方现代文明在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中锻造成熟，并且通过科技创新和世界市场而逐步扩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商文明形态。在具有新思想发源意义的启蒙运动中，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孕育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新思想观念，而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三大政治变革基本上摧毁了旧制度的存在基础，培育起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现代价值观念，推动西方诸国逐渐建立起“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支撑这种新体制的新思想源自于培根的经验主义，赫尔伯特的自然神论，牛顿的实验科学，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民主共和体制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罗素就此指出，17世纪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开端，因为人们不再仅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寻找复兴的思想源泉，而且还从近代科学技术发明和地理大发现等现实事件中获得了新思想的灵感和对未来的展望。但是，新体制的建立并不能彻底消弭旧思想和旧制度的残存势力，因此在19世纪就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例如波旁王朝复辟，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革命，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第二次工业革命等等。这也告诉人们，新体制的建立必然会经历多次的历史波折，甚至是一时的复辟倒退，然而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旧的社会体制必然要被新的进步机制所更新。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看法，也是在启蒙运动进程中不断被证实了的历史发展规律。正如法国学者斯达尔夫人写到的:“在纵观世界各国的革命以及时代的交替时，……无论是在光明的时期或是黑暗的世纪，人类思想的逐步前进从来没有中断过。”斯达尔夫人对于革命作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催化力量是深有体会的，而她本人主张摒弃古典主义法则和贵族趣味、亲自进行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等活动也显示了厚今薄古的艺术思想倾向。可以说，启蒙运动前后在欧洲和北美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事件既是相关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移风易俗、建构新时代价值观念的思想革命。法国学者托多罗夫认为，“现代欧洲历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伊拉斯谟到卢梭，是公共机构和宗教传统分离以及个体自由扩展并得以加强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场长期的、复杂的、始终伴随着新旧思想碰撞的历史进程中，政治革命和文化转型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革，工业革命和资本市场的扩张推进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使得科学精神、启蒙理性、唯物主义、共和政体、人民主权等等现代思想体系与“两希文化”一道构成了三足鼎立的西方文化基石。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时代，民族便和'人民’及国家密切相关，于是，'民族国家’和'合众国’的呼声响彻云霄。”确实，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从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署以后加快进程的，而这种政治文化建构从本质上说是人民大众参与了新的国家体制建设，贵族君主和教会势力逐渐被驱赶出政治中心地带。从整个西方历史进程中看，共和体制或君主立宪制成为现代西方诸国的主流建制，“人民”的地位在政治话语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种重要的现代政治文化观念与古希腊贵族民主制、中世纪神权统治、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各国封建君主统治等等旧制度、旧观念是截然有别的。格林菲尔德认为，17世纪以后的欧洲民族国家观念主要指孟德斯鸠所谓的“人民主权”，它最终取代了封建贵族的精英统治体制。当然，作为新体制的民主共和政体不仅推翻了贵族君主的专制统治，而且确定了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法治关系。这些认知在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历史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得到多次申明，“这个文件既是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的宣言，又是被平民革命所消灭的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当然，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旧制度的消亡和新体制的建立常常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曲折的历史进程。仅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直到1848年遍及欧洲的革命浪潮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而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直到今日还不时出现各种反科学理性、搞愚昧迷信、宣扬虚无主义等反启蒙主义的思想逆流。从一定意义上说，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可以在瞬间冲垮旧制度的罗网，但建立新体制和树立新思想却是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启蒙历史学家乔纳森·伊瑟尔近来提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还是一场思想革命，“在1760－1789年之间发生的这场思想革命(revo-lutionofthemind)改变了西方世界，其在人类历史上无疑也是一场最伟大、最具有决定性的转向。”这一看法不仅反映了21世纪初西方学者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再次高度评价了启蒙主义思潮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坚决抵制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否定启蒙运动的虚无主义立场，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启蒙运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的重大生成意义。  图：霍布斯鲍姆 六 结语 启蒙运动研究专家安东尼·帕格顿指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意图恢复古希腊文化艺术观念，而宗教改革则希望恢复罗马帝国早期的使徒教会道德;然而，启蒙运动却不是要复兴这两种文化传统，“启蒙运动具有自身的历史定位……它是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它最初就不愿拯救神圣的过去，反而以未来的名义攻击过去。”帕格顿的认识提示人们，启蒙主义思潮和启蒙运动变革是一场破旧立新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摆脱旧制度的束缚而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工业文明新体制。尽管西方文明的“两希文化”传统仍然延续着持久的文化影响力，但是，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观念、社会体制、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的变革却带着明显的现代文明特征，刻上了时代精神的印记。当然，西方文明第三源头的产生不仅仅出自本文论述的几个重要方面，但是本文作者相信，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带来社会政治的变革，而社会政治的变革最终将带来文化风俗的转型。所以说，启蒙运动及其思想传承为西方现代文明开创了第三个重要来源，人们应该转变长期以来用“两希文化源头”解说西方文化史和文学史传承的既有模式，对人文主义到启蒙主义的现代西方文明源头给予文化发生学的历史定位和谱系认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今天，确立这样的认知对于人们深入理解西方世界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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