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施展：从思想到运动，商业过程如何创造启蒙？

即便过去两个半世纪，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仍是谈论现代世界绕不开的话题。启蒙运动究竟启发了什么？大革命又留下了哪些遗产？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达恩顿试图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角度回应这些问题。《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他的最新力作，达恩顿借一位图书销售代表的眼睛，回到18世纪末期，从书与人的纠葛中，重建大众的生活细节和精神样貌。

4月10日，《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译者、北京大学教授高毅，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和资深媒体人宋晨希做客单向空间，从达恩顿的新书展开，与读者一起回望现代世界的重大时刻。

活动现场

（以下内容整理自活动速记）

高  毅：罗伯特·达恩顿的作品比如《屠猫记》和《启蒙运动的生意》，都被视为新文化史的代表。但我觉得他的研究又不完全是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大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这其实是20世纪的潮流，反映了历史学的民主化。但新文化史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把文化和社会割裂开来，为文化而文化，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这样的解释往往容易出问题，或者有些问题解释不清。上世纪90年代，新文化史开始重视社会的问题，结果就出现了社会文化史的潮流。这方面也有很多重要学者，像谭凯。我觉得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比新文化史要进步一些，而且他做的是启蒙运动研究。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本书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展示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大大小小的书商们，他们为当时的图书制作和销售做的种种努力。很多学者研究启蒙运动主要研究的是大思想家，通过他们的著作来揭示启蒙思想的具体内涵，这方面的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达恩顿则另辟蹊径，研究启蒙运动边缘的情况，以及与启蒙运动相关的社会现象，以揭示启蒙运动的运作机制。

他关注的是那些与启蒙运动相关的社会现象，就是启蒙时代的图书出版和销售。这种研究走的就是社会文化史的路子。他注意到了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商，研究这些人在当时怎么做书、卖书。这些书商做书、卖书并不是要传播什么启蒙思想，他们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么崇高的理想。但他们做的事客观上推动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第二个目的，探查启蒙时代，或者说18世纪末大革命前夕，法国人究竟读的是什么书？什么书在当时最受大众欢迎？这项研究也只能通过出版史、图书史来做。通过档案资料保存最全面的瑞士纳沙泰尔出版社，达恩顿理出了一个当时法国的畅销书单。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贡献。研究这种书目，其实就是要看看当时到底存不存在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曾质疑过。罗杰·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启蒙，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编出来的，目的是论证革命的合法性。达恩顿是否定这些说法的，他认为确实存在启蒙运动，看看那些畅销书就会发现，其实都是跟启蒙思想相关的。比如当时非常流行的诽谤性书籍，专门写凡尔赛宫宫廷密事，还有路易十五的私生活，这些书算是启蒙运动书籍吗？达恩顿认为，这些看起来低级趣味的书，实际上严重损害了法国王权的神圣性。这对当时社会大众的心态影响非常大，催生了一种否定旧制度的心态。其他各种类型的书也跟启蒙运动有关，比如也很畅销的儿童读物。18世纪的儿童读物，卢梭的味道特别重，很多都是仿照《爱弥儿》写的，实际上传播了卢梭的思想。所以达恩顿的研究肯定了启蒙的存在。启蒙改造了当时法国的社会思想氛围，使很多人慢慢地产生一种革命的愿望和倾向。

卢梭

宋晨希：通过达恩顿的研究可以发现，可能的启蒙运动并不是说当时人的觉悟多高，主动去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去读《百科全书》，而是说启蒙思想已经通过各种加工浸入到了人们日常的阅读当中。这也是我读达恩顿这本书的感受，从大众的眼光去看历史。

施  展：刚才高毅老师介绍新文化史背后的方法、潮流等，其实特别有意思。后现代的思潮质疑是否有启蒙，实际上不是质疑是否有启蒙思想。承载启蒙思想的著作我们今天仍然能读到，所以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质疑的是，这些思想是否能称为一场运动。思想家们肯定经常一块儿聊天，因为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沙龙，但这些思想如果要成为一场运动，必须在社会上有足够的影响力；要想获得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必须有足够大的传播效应。没有传播，就不能称其为一场运动。

我们都知道有启蒙思想，但是思想正是通过具体的商业过程才能称之为运动。比如刚才高老师提到那些出版新月带的书商，包括《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里主人公服务的纳沙泰尔出版社，以及我在读博的时候，高老师要求我们去看的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那本书里提到了更多的书商，像庞库克等等。这些书商他们自己未必理念先进，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敏感。在达恩顿的书里，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具体案例，这些商人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及时捕捉市场信息。比如他们发现黄色书籍很好卖，购买黄色书籍的人同时会买什么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配货，分销的过程中需要面对走私，当中什么环节怎么打通，得花多少钱，等等。通过一系列出版过程，我们能够非常具象地看到，启蒙思想如何通过一个商业过程成为启蒙运动。

印刷作坊

另外，达恩顿使用了大量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基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什么类型书籍销量比较大，购买这些书的都是什么人。这个统计能大致看出，在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群被启蒙动员起来了，这些人对什么样的思想感兴趣。了解这些之后，再切入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和思考，革命当中什么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发动起来，都可以找到某些线索。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那一刻或者那几年的事，它实际上有更深远的社会基础，而这个社会基础包括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的蓝图的构想。这个蓝图就是由启蒙思想家勾画，它引起了足够多人的共振，才能成为一个运动，从而塑造历史。

宋晨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法国、美国，法国大革命一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这个话题有没有穷尽？或者说人们为什么要长久地关注这样一个事件？

高  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常说常新的历史课题。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开创者，因为它开了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先河。以前广大老百姓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发言权，只能乖乖地接受统治。法国大革命以后情况变了，人民大众做了国家政治的主人。

其实法国大革命在西方不是最早的革命，早100多年还有1640年到1688年的英国革命，之后还有1775到1787年的美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都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也是要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但为什么不说它们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新纪元？为什么从来不说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是大革命？因为是法国大革命首先动员了人民大众，而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主要是精英的革命，没有发动人民群众。而且英国革命根本就不要民主，美国革命其实也是不要民主的，它只要共和国。

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还有许多说法，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种说法流行了很长时间。关于法国大革命也有很多否定的说法，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大家认为革命很糟糕，偏离了理性。的确，有人民群众参与的革命会发生很多非理性的现象，会多流很多无辜的血，但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多一点“同情的理解”，因为法国的国情很特殊，主要的贵族反动派的势力太强，所以法国革命领袖需要发动群众，需要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否则他们没法成功。

我最近关于法国大革命也有一点新的认识，可能还不太成熟。我觉得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模式，一种不同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民主模式。法国大革命是公认的最强调平等的革命，而这无非是因为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太不平等了，特权贵族残酷地压迫着无特权的平民。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就没有这种情况，它们的革命主要是追求自由。英国革命想推翻王朝专制，美国革命要推翻宗主国殖民统治。它们当时的社会不平等都不严重，原因是它们的历史都比较短。英国的历史比法国短了一千多年，它是在1066年才进入阶级社会的，以前是原始社会末期。美国则是欧洲移民建立的社会，而那些移民都是平民，大家没有贵贱之分，完全平等。而法国阶级社会的历史是从公元前50年左右恺撒征服开始的。所以法国的阶级分化、阶级阵线、阶级壁垒都比较清楚，阶级压迫严重得多。

人们都说，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都是自由民主制度，不管英美还是欧洲大陆。这个说法问题很大。其实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充其量只是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主要是英、美、加、澳、新5个国家，而欧洲大陆建立的却是一种大异其趣的平等民主，那基本上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普遍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味道。

《独立宣言》

施  展：不止欧洲，整个西方世界都将法国大革命视作史诗般的革命，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它。一是因为它提出一种全新的制度逻辑。二是因为它对于当时整个欧洲秩序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这跟高老师谈到不同的革命诉求直接相关。一旦想要革命，一定意味着对现实不满，而所谓不满，一定得有一个标准。就整个欧洲的范围而言，在人们对于正义的标准有共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冲突都是有限冲突，目标是达成新的利益均衡，没有必要你死我活。但如果标准没有共识，冲突就变成了无限冲突。

英国革命的正义标准并没有与过去的传统断裂，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某种意义上是对1215年《大宪章》的重申。革命目标跟传统之间是共振的。所以英国革命虽然会发生冲突，但都是有限冲突。但法国大革命把正义的标准彻底颠覆了。人们认为，那种传统等级塑造的自上而下的君权神授是坏的，所以革命要把这个传统彻底颠覆，他们追求的是自下而上的人民主权的逻辑。而当时欧洲其他国家认为传统是维护秩序的重要支持，应该尊重。这就意味着法国大革命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正义标准。对正义的认知差异，会带来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引发刚才我们所说的无限冲突。

命丧断头台的法王路易十六

当年读书的时候，高老师也不断提醒我们要仔细思考，法国大革命提出全新的正当性的基础，那么人民主权当中的“人民”到底是谁？法国大革命把“人民”具化为nation，也就是所有认同这一社会契约的人构成一个nation。而这又构成了民族主义的起源。民族主义给战争动员和组织逻辑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此之前，法国内部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之间是没有认同关系的。第二等级的贵族，根本不认为他和第三等级是一个群体，相反他认同的是德国贵族。贵族之所以称其为贵族，是因为能打仗，战争就是他们的责任。但是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兴起，贵族战争转化为全民战争，因为这是所有人认同的事业。新的战争组织逻辑、新的战争动力出现，迅速冲垮了整个欧洲的传统秩序。

一旦法国转成全民战争，而其他国家还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参与，那么一个国家能动员起来的战争资源，几乎相当于其他国家战争资源的总和。而且法国军队能统一行动，其他国家还要相互协调。整个欧洲联合起来，打了六次都没有把法国打败，直到第七次，反法同盟终于把法国打败了。但是在与法国的一次次交锋中，其他欧洲国家的战争方式、战争逻辑也不得不发生变化，而这些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产生严重挑战。对国家内部的挑战者而言，理想的秩序是什么呢？他们自己可能没有蓝图，但是法国大革命给出了平等民主的蓝图。于是法国革命转化为全欧洲的革命。即便1815年反法同盟胜利，欧洲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欧洲了。

就像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之《革命的年代》里讲的，那个时候欧洲有双重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两者叠加转化为巨大的经济能力跟战争能力，导致欧洲对外扩张。法国大革命冲击整个欧洲，之后欧洲对外扩张又对整个世界进行了重塑。因此法国大革命也使得世界秩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反法同盟

读者提问：高老师、施老师好，我想问高老师，法国的平等民主和英美自由民主，在我看来，自由和平等即便不是反义词，也是有冲突的。所以我想问，自由和平等这两个词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谢谢！

高  毅：关于自由和平等，两者的关系其实相当复杂。启蒙运动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树立了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价值。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东西，在某一层面上看，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但在另一层面上，也可以说两者是尖锐对立的，自由多一点，就会多带来一些贫富分化、等级差异，也就是会让平等少一点。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自由和平等彼此对立的关系，其实在启蒙时代，法国人就已经注意到了。他们意识到，自由、平等这两个权利都是绝对正确的，但如果拼命维护自由，平等就不存在了，拼命维护平等，自由也不存在了。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皮埃尔·勒鲁写过一本《论平等》。在他看来，自由和平等就像两支压满子弹的手枪，准备互相对射。因此他觉得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写上“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非常了不起：因为这似乎就是要通过强调博爱来缓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对立。

我觉得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协调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这种努力现在还在持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源自启蒙运动讲的“自由”，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等等，则源自启蒙运动讲的“平等”。两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需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