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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到历史和自然中的现代的过程概念，也同样比任何其他一个理念更为深刻地将现代与过去区分开来。 在这种事态之下，存在着一种致命的恶：不可见的过程吞没了每一个真实有形的事物和我们能看到的每一个单个实体，并将之贬低为一个无所不在的过程中的某个功能。如果我们任凭自己被世界的祛魅或人的异化之类的笼统概念所误导的话，这种变易的恶很容易被我们忽略。过程概念意味着，具体和一般之间，单个的事物或事件与普遍意义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了。 在传统历史概念之中，无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史学有何不同，他们都视意义为理所当然。任何做过的事情、发生了的事情，都在它独一无二的形式范围内包含着、透露着它分有的“普遍”意义，不需要一个发展的、无所不包的过程来变得有意义。现代的历史概念，已不再强调传统历史概念所强调的东西了。希腊诗歌和史学是否在值得后代记忆的、超乎寻常的伟大中看到事件的意义，罗马人是否将历史理解为储存范例的宝库，都已不再重要了。而如今，我们的历史过程概念已经推翻了前面两种概念，为单纯的时间序列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与价值。 由于现代对时间与时间序列的重视，于是人们经常说，我们的历史意识起源于希伯来—基督传统。不仅因为它的线性时间概念，还因为它的神圣天意观为人类的整个历史时间赋予了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通过救赎计划而实现。然而，基督教的历史概念与现代的历史概念之间的相似是有欺骗性的，这种相似性建立在与古代晚期循环史观相比较的基础之上，而忽略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历史概念。同时，两者之间还有更为相异之处，基督教观念认为，人类有一个开端和终结，世界在时间之内被创造出来，并最终会消亡，如同所有时间内的事物一样。而现代历史纪年是将基督诞生作为一个转折点，然后向前和向后计算。 这一关于时间的决定性的改变，将人类历史第一次可以追溯到无限的过去，也可以延伸入无限的未来，我们既可以随心所欲地增添过去，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探查未来。在现代这种观念中，过去和未来的双重无限性消除了所有开始与终结的观念，而建立起一种潜在的、世俗不朽的观念。 历史观念对于现代历史意识的重大影响来得相对晚些，它的出现不早于十八世纪的后三十年，并很快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它的顶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是历史，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它处于与所有从前形而上学成最尖锐对立的位置上了，因为，所有值钱的形而上学，从柏拉图起，就一直在寻找真理和永恒存在的显露，他们到处寻找，除了在人类事务领域内。十九世纪人文主义的兴起也是为同一种历史感所激发，从而明确地与发生在之前时代的古典文化的重新复兴区别开来。 近来的历史研究使得对现代起点的认知从文艺复兴上溯到了中世纪的中间年代。这种对于不曾中断的连续性的越来越强的坚持虽然是有价值的，却有一个缺点，即它试图弥合宗教文化和我们生活的世俗世界的鸿沟时，却绕开了世俗世界突如其来的巨大秘密。如果“世俗化”这个词指的仅仅是世俗世界的兴起和超越世界的衰落，那么无可否认的是，现代历史意识确实与之紧密相关。但是世俗化绝不意味着宗教和超越范畴向内在世俗目标与标准的可疑转化，而恰恰相反，它首先简单地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对于双方的影响都是如此根本，使得没有什么比历史连续论的捍卫者所尝试确立的宗教范畴向世俗概念的缓慢转化更不可能发生的了。 在所有关乎信服与不信服的哲学中，“理念”问题使得该问题更为复杂。理念的一般性质可能超过人们所处理的那个时期的特殊性质而成为令人信服的历史说辞的关键。任何时候只要人们把一个理念完全从它真实的经验基础分离出来，就能轻而易举地建立这个理念和几乎其他任何理念的联系。换言之，如果我们假定有某种纯粹理念的独立领域存在的话，那么所有观念和概念都能不可免地相互关联，因为它们就出身而言都来自同一个根源：一种在其极端的主体性中观看的人类精神，它永远玩弄着自身的映像，既不为经验所影响，也不和世界发生任何关联，无论世界被理解为自然还是被理解为历史。之前有关世俗化的不同理解，即分野于历史经验与理念的分途与异象。 现代世俗领域兴起的最重要后果是，个人不朽的信仰丧失了它在政治上的约束力，无论个人不朽指的是灵魂不朽，抑或肉身的复活。实际发生的事情是，政治问题重新获得了对于人的存在而言严肃的、决定性的关系，自古代终结以来，这种关系就丧失了，因为它和基督教对于世俗世界的理解格格不入。如果暂不考虑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不同，那么对他们来说共通的一点是，政治实体的基础建立在克服人类生活的有死性和人类作为的徒劳性的需要之上。在政治实体之外，人类生活不仅是不安全的，而且是无意义与尊严的。它无论如何，在个体生命消殒之后便留不下任何印迹，这正是希腊思想诅咒整个私人生活领域的原因。因此西塞罗才会说，只有通过建立和保存政治共同体，人类德性才能通往众神之路。现代的世俗化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理解再次搬到台前，而意欲成为一种不朽的事业。 追求不朽的动力存在于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之中。但是自苏格拉底死后，城邦政治生活的日益衰微，使得哲学家们中间日益盛行的非政治主义要求从政治活动中摆脱出来。古代哲学的非政治主义预示了早期基督教更为激烈的反政治态度。对于基督徒而言，只有个人是不朽的，除了人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生不朽。只有超越此世才能成就不朽，而在世俗领域内唯一有理由存在的机构就是教会，即地上的上帝之城。 有可能使基督教及其早期的反政治冲动转化为一种伟大政治制度而完全无须曲解福音书，差不多要全部归功于奥古斯丁。其中，最关键的是奥古斯丁仍深深扎根于罗马传统之中，因而他能够给基督教永生观念加上一个未来之城的理念，一个上帝之城，在那里，人们甚至在死后也过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奥古斯丁的信念是，即使在无罪的、完全圣洁的情况下，也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政治生活，他一言以蔽之：甚至圣徒的生活也是与他人在一起的生活。 …… 在追寻一个永恒存在的严格世俗领域的过程中，现代发现了人类的潜在不朽。这就是我们的历法中清楚表达出来的东西，是我们历史概念的实际内容。这一历史概念的最大优点一直在于，历史过程的双向无限性建立了一种时间-空间，在这个时间-空间中，终结的观念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而同时，它的最大缺点在于，与古代政治理论相比，似乎永久性被赋予给一个流动的过程，而非一个稳定的结构。同时，成为不朽的过程变得独立于城邦、国家、民族了；它把人类整体都包括在内，由此黑格尔才能够将人类历史看作是大写的精神无间断的发展过程。于是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一个亚种了，使人区别于动物的不再只会是人类会言说，也不再是人的理性，现在，正是他的生命本身使他与动物相区别。用德罗伊森，这位也许是十九世纪最有思想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动植物的物种类型……也就是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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