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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社会经商风气很盛，上自王公贵族，下自细民百姓，都普遍从事商业活动。较之宋代，元代中国的造船业又有了新的进步。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000石，而到了元代，9000石的船已很平常。造船中心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整船共有四层，每层除配有舱房、公用房、机房以外，还设有酒茶、水果等各项买卖区域，“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密房，无不设备周到”。  因此元代海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汪大渊曾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干国，莫不执玉贡深，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并域者，如东西州焉”。寥寥数语，海外贸易之盛况已跃然纸上。至元年间，元政府专门拨款十万锭钞用来建造海舶，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在世祖后期所辖海舶达一万五千余艘之巨，由此可见元代官方海上运输力量之雄厚。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谈到元代的广州贸易时说，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市的船只多，翔实而生动地描述了元代海上贸易的规模之盛。 在元代繁荣的海上贸易中，色目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色目人”指的是来自中西亚的各民族，他们在元代的民族等级制度中仅列在蒙古人之下而居于第二等。在蒙古人对汉地人民（包括北方金地的“汉人”与南宋旧地的“南人”）的统治中，色目商人往往充当元朝统治者的帮手而备受优渥，“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并且操纵、控制海外贸易，凌驾于一般海商之上。元代色目海商成分复杂，既有已久居中国华化程度较深的唐宋蕃客后代，也有随蒙古人来华的中亚回回，还有新从海外招徕的各地商人，故其文化背景多样，其中主要是操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穆斯林。 在这些色目商人中独占鳌头的自然是为大元征服福建建立功勋的蒲寿庚，他在泉州之势力于元代亦达到鼎盛。降元的蒲守庚被授为昭勇大将军，并任闽广大都督招讨使，后又迁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甚至晋职左丞。蒲寿庚清楚地知道市舶司及海外贸易对于泉州港的重要性，因此，当元世祖忽必烈因用兵多年急需财力时，他便及时地给出恢复外贸的建议。立市舶司的倡议与忽必烈急于敛财之意一拍即合。元政府下令“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虽然蒲寿庚在元代兼任 “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之职的时间很短，但泉州的海上贸易仍旧掌握在他手中。 1281年八月颁布的《市舶则法》是中国古代最完整、最周密的一部外贸法则。伊本·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说:“中国法制，凡船欲开行至外洋者，水上巡长及书记必登船来查。凡船上弓手、仆役及水手皆逐一簿记后，方许放行。船归中国，巡长复来盘查，对证前记。并查有与簿籍不符，或有失落者，则例须船主负责。船主须证明失者己死或逃走或因他故不在船中之理由，不然则官捕入狱。手续完后，则官吏命船长开具清单，载明船上载有何货，价值若干。完后，搭客方许登岸。至岸，官吏查验所有。若查有未报官吏私藏之货，则官吏将一切货物及船只概行没收。余足迹遍天下，信异端之国，以至奉回教之国，仅于中国见有此不公平之事也”。这自然是蒲氏父子的得意手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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