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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今南安丰州）为泉州，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徙泉州府治于今泉州市后。泉州港凭借其港湾深邃，晋江畅通，可进出巨大远航木帆船，而成为 “梯航万国”、“海道所通，贾船所骤”的贸易港，在日益繁盛的东西方海上贸易中，亦占有了一席之地。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著名的地理学家伊本·考大贝在他所著的《道程和郡国志》一书中，即把泉府（Djanfou，泉州）同交州（越南河内）、广府（Khanfou，泉州）、江都（Kantou，扬州）并列为中国的四大贸易港之一。 五代时期，泉州先后归属王氏闽国与名义上臣服南唐的军阀留从效。自946年起，留从效掌控漳州、泉州达十六年之久。当时周长仅3里的泉州城太狭窄了，无法适应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商业兴盛。留从效开始进行拓展泉州城的伟大工程。留氏新版筑的泉州城，周围达20里83步，高1丈8尺，共设7门。城外有壕，碧水环流，萦回如带，的确宏伟壮阔。在拓建中，留从效特别重视面向港口的城东“仁风门”和城东南“通淮门”的建置，使港城联系更加便捷。城内的街道加宽了，客栈、库房也兴建了起来。所有这些均大大有利于货物运输及商旅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沿城环植的著名风景树刺桐，给往来客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自此“刺桐”港之名便流传海外。阿拉伯人来到泉州港，他们依照刺桐城之意，译作“麦第涅特扎桐”（Medient Jeytoun）前一字为城市，后一字为刺桐。自此以后，泉州港别名为“刺桐港”，直到宋元以后，阿拉伯人及其他外国人仍称呼泉州为“Zayton”。  入宋之后，很长时间内广州港依然独占鳌头，这从宋政府为管理海外贸易而设立了专门机构市舶司（或称提举市舶司）的时间就看得出来。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掌管进出港商舶，负责货物的征科和抽解，防止漏税和违禁品走私，招徕外国商客，进口海外物产，处理对外贸易事务等。开宝4年（971年），宋太祖始置市舶司于广州；太宗端拱2年（989年）和真宗咸平2年（999年），又分别于杭州、明州（今宁波）设置市舶司，仍然没有泉州的份。三者之中， “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于是到了熙宁9年（1076年）又变市舶法，罢废杭、明二州市舶司，只保留广州市舶司负责抽解。这样一来，凡泉州船舶欲往海外经商者，均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领取公凭，方许出国。回航时又须先经广州市舶司抽解，违令者没收其货物。不用说，这对泉州海商的贸易活动是非常不利的，正如当时的泉州知府上书朝廷所说的：从泉州通商海外，本冬去夏回，一年即可往返。如今却须于冬天乘北风先至广州，办理手续，住上一冬，待越冬始得发舶往南海，第三年才能回来。泉、广间海道又有礁石浅滩之险，加上官吏乘机敲索，费重利薄，自然商旅裹足，难怪去南海的商船日少，而广州的市舶课税年亏。针对这种情况，他建议，只要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便可息弊止烦。但这个意见直到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 1087 年）才被采纳，“泉州增设市舶，从户部尚书李常请也”。 泉州市舶司的建立意味着从此以后，无论泉人贾海外，还是番舶至泉州，再也不必绕道寄港广州，而可以直接通航了。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与广州相比有其特色。譬如泉州市舶司的官员每年要两次祈风，春天一次，秋天一次，其原因在于：春天要祈求南风早日来临，好欢迎海外的番商及回归的泉州商人，秋天祈求北风，是为了让去东南亚贸易的商人一路顺风。而广州市舶司每年只于五月祈风一次，秋天不祈风。其原因在于：广州人一般不到海外贸易，他们只需等待番商前来贸易，所以，每年他们只要为番商的到来祈一次风就可以了。 宋代的福建海商纷纷冒险去海外贸易，这种情况在中国其他地区相当少见。当然，也因为这一原因，福建成长起了本地的海商集团，这同样是中国其他港口所罕见。福建沿海船民长年海洋航行，积累丰富的航海经验和驾驶技能，“风色既顺，一日千里，曾不为难”。泛“舶由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使得泉州海商船队拥有远航海外的优势。直到南宋前期，泉州大海商还多为本地人，如朱纺、扬某等人，都是亿万巨富。但至中期以降，本地海商“破荡者多，而发舶者少”，海外贸易的主导权逐渐转到“贾胡”手中，其中就有一个对日后的泉州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蒲氏家族。 这个蒲氏家族的来源至今仍未有定论，其原因在于见诸史册之时，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本地化了。翻阅古籍，有的说他是阿拉伯人，有的说他来自波斯，更有人说他是西域回纥人，莫衷一是。不过，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其是从广州迁居泉州的阿拉伯人的说法。南宋时期，蒲开宗把整个家族从广州迁到了泉州。定居在泉州的蒲开宗，带领族人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一边继续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一边跑去泉州安溪当起了安溪县的主簿。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胡椒等。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很可能就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为了鼓励他的贸易活动，南宋政府还赐给他“承节郎”的官衔，虽然不是大官，但这是有官阶的，比他之前当的“主簿”分量重多了。当时，在泉州获得这种荣誉官衔的中外著名商人，有阿拉伯商人蒲罗辛、福建纲首蔡景芳。他们分别是因载乳香来泉州抽解价值30万贯，和贩入海外宝货收息钱98万贯，而被授以“承信郎”的。蒲开宗的承节郎叱他们还要高一阶，说明他贩运或招徕的蕃货更多，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贡献更大。尤须注意的是，蒲开宗于修祠造桥之类的社会公益事业已多介入，并由此而博取了一定的好名声。 蒲开宗死后，其子蒲寿庚继承父业，继续做香料生意。至迟到1252年，他已继承其父的衣钵而大显身手了。史称他年少时“豪侠无赖”，可见他具有一种豪爽顽强的海商性格。以后的事实更说明，他不仅在经营海外贸易方面很有本领，而且在外商中负有威望，故而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载，“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在海上贸易中影响力巨大的蒲寿庚终于被南宋政府看中而登上了泉州市舶司提举的宝座。在如此重要的港口，一反常规地起用一个蕃客商人来担任市舶使，只能说明当时的宋廷希图借此招徕更多的外商前来贸易，从而增加舶税的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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