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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西名医舒驰远，名诏，著有《伤寒集注》，受喻嘉言影响颇深，以温阳派著称，其学术思想独树一帜。 一、辨证治病皆以阴阳六经辨证为主体 舒氏学识渊博，是继喻嘉言之后又一温阳派大家，他倡导凡病辨证皆以阴阳六经辨证为主体思想，厘订六经定法。他认为六经辨证，仲景不仅仅为伤寒而设，而是用以治疗百病的辨证纲领，凡病离不开六经。如他在“凡例”中强调指出：“医书自《素问》而下不啻汗牛充栋，其间虽备医药之理，而无六经定法、定方，汉儒张仲景著《伤寒论》始创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大开六经法门。匪特专治伤寒，凡百杂病，要皆不出六经之外，治法即在其中。”他还认为医者如不明六经之理，则临证胸无定见，举手无措。他说：“三百九十七法，万法之祖也，学者若不从兹入门，则临床一无所据，即以病属何经，当用何法，宜主何方，乃茫然矣，虽穷年浩首，究何益哉。故必熟服仲景原方，揣摩六经证治，而后胸有成竹，目无全牛，否则不足以言医也。” 舒氏主张以六经辨证为辨治百病之纲领，因此他别具匠心地把《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归纳分类为六经定法。并以辨阴证阳证各十六字诀为总纲，辨阴阳十六字诀形成了在辨治疾病时有章可循、井然有序的辨证论治体系。这里难免有人批评他是唱着以六经吟百病的曲调，但舒氏的这一学术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使初学医者对《伤寒论》的奥旨有“夫子之墙数仞，不知其门而入”之嫌者找到入门捷径，而且能使学有所成，临床医师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疑难病证时也会柳暗花明。 这里就以六经定法中的少阴病为例予以说明。舒氏说：“少阴真阳素旺者，外邪传入则必协火而动，心烦不眠，肌肤熯躁，神气衰减，小便短而咽中干，法主黄连阿胶汤，分解其热，润泽其枯；真阳素虚者，外邪则必协水而动，阳热变为阴寒，目瞑踡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四肢逆冷，腹痛作泄，法主温经散寒，回阳止泄。”像这样对《伤寒论》六经形证运用高度逻辑化手段，再结合阴阳辨证之十六字诀，确实为学习中医有望洋兴叹之感的人指点了迷津，可见舒氏用心良苦，这切非浅学者所能步武。 二、阴阳六经辨证在中医临床中的指导意义 舒氏总结的阴阳六经相结合的辨证思想，在指导实际临床中确实起到了执简驭繁、纲举目张、左右逢源的效应。 以辨舌为例，如舌苔干黑，芒刺满口，有因少阴中寒，真阳遭其埋没，不能熏腾津液者，法当驱阴救阳，阳回则津回，方如附子、干姜、黄芪、白术、半夏、砂仁、故纸等药， 辨阴证十六字诀曰：“其证必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恶寒”； 有阳明火旺，烁干津液而舌苔干黑起刺者，法当驱阳救阴，阴回则津回，用药宜斟酌于白虎、承气诸法， 辨阳证十六字曰：“其证必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 所以对于出现这种舌苔，切不能一概认为是“阳热”证，医者务必脉证合参，因为临床上许多阴盛阳衰危重病人会出现这种舌苔，否则差之毫厘，谬失千里。 我曾诊治一吐血病人，舌起芒刺，苔焦黑，脉浮数，不是见其有目眠倦卧、声低息短、恶寒身重、大便溏泻等阴寒见证，险些误以为阳旺火热之证，后投以桂附、理中加龙牡三剂而安。 又如在治疗头痛一证时，他批评世医六经不辨，妄投以川芎、藁本、白芷、细辛而胡乱瞎撞，主张分经辨证，先别阴阳。太阳头痛连后脑，其法分主麻桂，前额属阳明经，主用葛根，两侧痛属少阳，必用柴胡； 太阴头痛他认为是痰湿壅塞胸膈，其见证多有脾虚症状，法宜理中； 少阴头痛他认为属少阴经直中寒邪，阻截清阳不得上达，阴邪僭犯至高之处则头痛如劈，其必有少阴见证，治当从四逆辈； 厥阴头痛在巅顶，他认为是阴邪上逆地气加天，其见证多有腹痛拘急、四肢厥冷，治用驱阴救阳法。 厥阴头痛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血虚肝燥，风火相煽，上攻头顶而痛不可近手，见证必有口苦咽干、恶热喜冷，治当用养血滋阴、清火泻热之法。 我们在临床中常常碰到一些久治不愈的头痛，如能以六经辨证为主，再参以其他法，确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舒氏治疗疑难病，每以阴阳六经辨证出奇制胜，屡起沉疴。如治邓德宜令正，初起右耳根一条筋入耳中，走入舌根，舌即缩不能言语，良久方已，日数发，见胸膈不开，饮食无味，属太阴证；又见头眩身重，少气懒言，证属少阴；兼见四肢微厥，腹痛拘急，属厥阴见证；且耳中亦属少阴，舌缩亦属厥阴。前医用舒筋活血十余剂而加剧，舒氏认为是三阴里寒证。药用芪、术、砂、半以理太阴，附子、干姜以温少阴，以川椒、吴萸以散厥阴寒邪。只一剂而诸证见减，但又见后脑及前额右鬓之处各起一块，大如海壳，赤热而痛。 舒氏意度其初必有三阳表证，陷入于里，今得温化而托出。于是于前方中加入三阳行经之柴、葛、桂枝，一剂知，数剂愈。 又如治一痢证：“陈春元一焯，其侄患红白相兼痢疾，身发热而食不下。”前医谓之伤暑，投以香薷、黄连等而病加剧。 舒氏观其证见恶寒、发热、头项强痛，时有自汗，为太阳风伤卫证；前额、眼眶连两侧头痛，属阳明、少阳经证；胸痞不欲食，证属太阴；而又有少阴之目瞑身重、少气懒言，厥阴之腹痛拘急、逆气上冲。他认为属陷邪六经皆俱之证。投之柴、葛、桂枝以解三阳之表合理中，四逆加吴萸、川椒以理三阴，数剂而病霍然。 从上述验案我们可以看出，舒氏临床遇疑难杂证，每以六经辨证为准则，详审阴阳，法度森严，丝丝入扣。尽管症状错综复杂，用药每能切中病机。 三、重视脾肾之阳，善用温阳之法 舒氏治病以阴阳六经辨证为法，执简驭繁，每于病证疑似之处，都胸有定见，不乱阵脚，每起沉疴。 他通晓阴阳之理，重视人之真阳，崇尚喻氏之说。他强调：“肾中真阳禀于先天，乃奉化生身之主，内则赖以腐化水谷，鼓运神机，外则用之温肤壮表，流通荣卫，耳目得之而能视听，手足得之而能持行，所以为人身之至宝也。”他认为前人之所以重在养阴清热，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前人阳旺多寿，参芪附桂不宜用，后人多见阳虚之证，用药多以温阳为法，能服寒凉药者百中难见一二。 如他所论吐血一证，舒氏不苟同诸家所谓的“伤寒失表”、“肺金受伤”或“相火烁肺”之说，认为“人身后天水谷所生精血，全籍脾胃气健，若脾胃失其健运，血乃停蓄胸中，如因忧患忿激、劳心伤力则动其血。”反之，如脾胃健旺，敷布有权，血不停蓄，即使忧郁忿激、劳心伤力等大患卒临，也不会吐血。对于大便下血而不上逆，他也认为属脾胃气虚，与吐血同源而异派。治法总以理脾健胃为主。他进一步认为，即使其人委实阴亏火旺，或表邪盛实，也必须重在理脾健胃，或兼表法，或兼滋阴。 从他治疗姓魏的吐血一案可以看出：患者吐血冲激而出，见苔干、口臭、心烦、恶热、终夜不眠而且黑暗中目光如电等一派阳热症状，舒氏认为是真阴素亏，血复暴脱，阳无所附而发越于外，精华并见，故黑夜生明，是阳光飞坠，如星陨光，顷刻烟灭。投以养阴之剂，如生地、玄参、知母、贝母、阿胶、侧柏、童便，日服四剂，服二百剂而愈。可第二年九月旧病复发，吐血倾盆而死，由此他深有感触地说：“尔时识力尚欠，仅据火旺阴亏一端，殊不知吐血者皆由脾胃气虚不能敷布，药中恨不能重用参芪，以治病之源。” 舒氏认为吐血而兼喘咳之病机为中气不足，肾气涣散，胸中之气不能下达于肾，上逆而为喘咳，主张用大剂芪术大补中气，故纸、益智收固肾气，以砂仁、半夏宣畅胸膈而醒脾胃，使脾土健旺、转运有权，肾脏恢复摄纳之权，气下行于肾而喘咳自止。 又如舒氏诊治一陈姓之子吐血案：患者吐血甚多，又兼咳唾脓血相兼，喘促不得卧，气息奄奄，投理脾健胃剂，其中芪术用至八钱，“世医见其方药缩腮吐舌，认为芪术提气吊血，是吐血之大忌，而患者服药数剂血止而愈。陈子告之：其家兄弟三人、下辈十人，皆为吐血死去其九，皆因过服寒凉清金所致”。 舒氏批评世医见血止血、滥用寒凉，他强调“吐血一证皆由脾胃气虚，不能传布，法主理脾健胃、宣畅胸膈，使传布如常，血不停蓄，其病自愈。医家不明此理，希图暂止，谬以为功，犹不思停蓄之血败浊之余，岂能复行经络，况败浊不去，终为后患……”舒氏的这种见解是值得重视的。 在舒氏治疗郁证的记载中，从他答门人问，可见其独具见解。患者因家难不决，数月郁闷，忿怒不已，抱病不堪，神识不清，不知昼夜，欲寐不寐。前医用安神解郁药而加剧，证见脉细如丝，不知人事，饮食不下，翕翕发热，濈濈汗出，昏眩少气，欲言不出，半夜时胸中扰攘，两气欲脱，五更时方安，日中时亦然。舒氏捉襟见肘，认为此人阳虚之极，肾阳复强，孤阳为阴所迫而下陷，为阳从下竭之证。心中烦忧者，因其人抱闷，终日默默不言，静而生阴，浊阴壅遏胸中，冒蔽清阳，所以神识不清，饮食不下；子午二时阴阳交替，因阴过胜不容阳进，故有此脱离之象；其所以不寐认为属孤阳不与强阴交也。其治法应以参、芪、术、鹿茸之类大补其阳，阳旺阴自消，阴消阳不陷。其结果一剂而效，十数剂而愈。 可见舒氏胆识过人，不为世俗所惑。 以上阐述的仅仅是舒氏整个学术思想的只鳞片爪，未能窥其全豹。其实他的《伤寒集注》的思想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医学造诣很深，应该说他是一位卓有见树和胆识的医家。我读过他《伤寒集注》的木刻本，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本书的再版，也很少见到后世的医学著作引证过他的学术思想，大概当时他著作的版本流传得很少，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我想当时如果他的《伤寒集注》能重新付梓而行于世，肯定会引起中医学界的一场争论和思考。 在他的著作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使人无法接受的观点。 例如他对心下痞的认识，他说：“心下痞之证，无论由该下或不由该下而来者，皆为阴气痞塞也，当用术附姜半砂蔻等药扶阳散逆、温中逐饮，三黄断不可用……”他着眼于“无阳则阴独”、“手足温者易愈”。真正属于阳虚阴盛，寒饮痞阻于心下者，用上述的温阳涤饮药肯定恰到好处；如果属于饮热互结之心下痞，则非用辛开苦降之三泻心汤而不除。 对于他厘订的六经定法，有人批评他过于刻板，唱着以六经吟百病的曲调。 他对六经定法中太阳经证的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认识，被有人认为不符合现代辨证分型的观点。 如论述肺痈、肺痿病，他说：“咳唾痰血，腥臭稠黏，为肺痈肺痿也，肺痈之证面红鼻燥，咽中干涩，喘咳声哑，胸生甲错；肺痿之证口吐涎沫，饮一溲一，遗尿失声。二证治法以肺痈宜泻、肺痿宜补之外，均当滋阴清火、润肺豁痰，愚谓所说非理也。肺为娇脏，岂可生痈，溃出脓血，肺已坏矣，尚得生乎？……其证皆与肺经无相涉也，何得谬名肺痈肺痿哉。”在论心跳一证时，他说：“心跳一证医家谬谓心虚，主用枣仁、柏子仁、远志、当归以补心血，于理不合。 心君藏肺脏之中，深居于内，安静则百体顺昌，否则百骸无主，颠沛立至，岂有君主跳而不安，百官泰然无事，治节肃然而不乱者乎？必无此理也……或曰，凡受惊而心跳，跑急而心跳者，非心跳乎？是则毋庸置喙。于曰，非也，盖惊则气散，跑则气伤，不过阳气受亏，阴气上干而为悸，尚在肺腑之外，安能摇动于内乎？” 诸如以上的几种观点，是他对病理大胆和抽象的主观认识，当然与客观实际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不能说不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所致。但他这种大胆的思维，却教人以规矩，示人以绳墨。我看医者只要能从临床实际出发，敢于想象，敢于探索，哪怕存在许多认识上的错误，瑕不掩瑜，也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医家。 本文摘自王能治《舒驰远伤寒集注六经定法鉴识》版权所有归原著作者所有，如有使用不妥请联系小编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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