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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西安生活的时代正是希腊、拉丁两种语言地位更迭的转折时期，他的修道思想被其灵感来源——东方的修道院所接纳，经历了从拉丁语到希腊语的翻译，是为一种文化反哺。所以真正的卡西安从未“消失”过，梅黛奥拉抄本就是他存在的明证之一。而察马里克斯坚持认为母语为拉丁语者不可能熟练使用希腊语，拉丁语作品也不值得被译成希腊语。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他对材料的判断和使用，也折损了其核心观点的有效传达。 公元386年左右，青年修士约翰·卡西安 （John Cassian）和他的同伴正从伯利恒经水路到达埃及港口城市塞尼苏斯，目力所及是大片的海洋和盐湖，迥异于他们后来看到的沙漠景致。这位西欧修道制度的奠基人不会想到，1600多年后，自己竟然被“消失”了：2012年，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系教授帕纳约蒂斯·察马里克 斯 （Panayiotis Tzamalikos）出版了两部著作，分别是《重访真正的卡西安：6世纪的修道生活、希腊教化与奥利金主义》（The Real Cassian Revisited: Monastic Life,Greek Paideia,and Origenism in the Sixth Century）和《一位新发现的希腊教父：被马赛的约翰·卡西安遮蔽的撒巴特的卡西安》（A Newly Discovered Greek Father: Cassian the Sabaite Eclipsed by John Cassian of Marseilles）。在这两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即所谓的“西方修道主义之父”约翰·卡西安是一个中世纪伪造的人物，其原型是一位6世纪早期巴勒斯坦地区的修士——撒巴特的卡西安（Cassian the Sabaite），而传统上归于约翰·卡西安的《要则》（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对谈录》（Conlationes）等拉丁语作品，其实是后者所写的希腊语原文的译本。 正如上世纪许多新的发现重塑了我们对早期修道文本和权威的理解，这两本书的作者亦怀有类似抱负。因其结论的颠覆性，两书甫一面世便激起了不小的波澜。然而，这究竟是不可多得的学术创新，还是站不住脚的刻意证伪？ 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 - 另一位卡西安 -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规范集体或独身宗教生活中苦行和沉思方式的机制”，修道主义最初发轫于3世纪的埃及沙漠，经历了从个人隐修到集体修道的组织方式转变，后由阿塔纳修（Athanasius）、卡西安等教父传播至拉丁西方。6世纪初，著名的《本笃规章》（Regula Benedicti）问世，标志着西欧修道制度最终确立。由于《本笃规章》中多次援引《要则》和《对谈录》描述的修道生活准则，将之奉为“修德的指导工具”，因此其作者卡西安也被冠以 “西方修道主义之父”的头衔。据欧文·查德威克等学者考证，卡西安于360年左右出生在小斯基泰地区 （今罗马尼亚境内），早年在伯利恒修道院出家，386年左右前往埃及接受沙漠教父的训练，后来去了君士坦丁堡和罗马，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他又被迫辗转至马赛，最终定居于此。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间，他在当地著书立作，先后建立两所修道院，于435年左右去世。 这样一份清晰、自洽的履历，被察马里克斯打上了问号。事情源于1908年在希腊梅黛奥拉的基督显圣修道院 （包括它在内的梅黛奥拉修道院群坐落于高耸的岩石山顶上，是东正教修道中心的典型，有着“空中修道院”之称，如今已成为知名旅游景点）发现的一份编号为573号的希腊文抄本，这一抄本形成于9或10世纪，有着将近300页的篇幅，主要内容是 《启示录》评注 （Scholia in Apocalypsin）。自面世以来，学者们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这份评注的作者身份问题上，多数猜测指向奥利金（Origen）。作为奥利金研究专家，察马里克斯在一个世纪后接触到了这份抄本，起初他认为作者是狄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rhus），但随着对评注以外的最后45页文本的重新审视，他意识到这一小部分内容是广为人知的《要则》和《对谈录》的缩略本，而封面上的标题“卡西安修士之 书 ”（Κασσιανοῦ μοναχοῦ βιβλίον），标 题 下 方 的 一 行 引介“由罗马修士卡西安所写，献给卡斯托主教，主旨是关于东方和埃及的修道规范和守 则 ”（Κασσιανοῦ μοναχοῦ ‘Ρωμαίου, πρὸς Κάστορα ἐπίσκοπον, Περὶ διατυπώσεως καὶ κανόνων τῶν κατὰ τὴν ’Ανατολὴν καὶ Αἴγυπτον κοινοβίων），以及最后一页上的补充 “罗马修士卡西安”（Κασιανοῦ τοῦ 'Ρωμαίου μοναχοῦ，此处少了一个σ），都强化了这份抄本与卡西安之间的联系。此外，抄本中还夹杂着90多页出自至少五位作者的内容。面对这样一份繁复庞杂的文本，察马里克斯发现除了《要则》和《对谈录》的希腊语译文缩略本，其他都是抄自狄迪穆斯（Didymus the Blind）、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等东方教父的希腊语原文，由此，他不禁对标题中 “卡西安修士”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指出，假使这位卡西安真的将东方修道传统传播到了西方，那么东方地区的抄工有必要抄写其拉丁语作品的译文吗？这些内容本就属于东方传统范畴之内，何不直接引用希腊语原文？还是说所谓的译文，其实正是原文？更进一步， “卡西安”确实是游学埃及、定居马赛、用拉丁语写作的约翰·卡西安吗？还是另有其人？ 巧合的是，另外一位 “卡西安”，真的被找到了。在6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修士西里尔 （Cyril of Scythopolis） 的《圣撒巴传》（Vita Sabae）中，察马里克斯发现了一个名叫Κασιανός的人，与 “卡西安 ”（Κασσιανός） 拼写相近，更是完全对应梅黛奥拉抄本（Ms 573）末页上的人名。根据西里尔记载，他是自己的同乡，曾先后担任苏喀修道院（themonastery of Souka）和撒巴的大劳拉修道院 （the Great Laura of Sabas）院长，因此察马里克斯称他为 “撒巴特的卡西安”。此外，这个名字还出现在536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的奉献者名单里，他被列为“撒巴的劳拉修道院的长老和修士”，印证了西里尔的说法。 凭着这些少数的迹象，察马里克斯建构出了一位新的基督教知识分子的传记：公元475年，撒巴特的卡西安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西托波利斯（Scythopolis，即《圣经》中经常提及的伯善），他在君士坦丁堡久居，继承了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神学传统，担任过两所修道院院长，于548年在撒巴的劳拉修道院去世。他用希腊语写作，除了梅黛奥拉抄本中的《要则》和《对谈录》之外，还有原来假托狄迪穆斯的《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等作品传世。在此基础上，察马里克斯断言，约翰·卡西安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现在，是时候去倾听这位撒巴特的卡西安的声音了！” 上述便是 《重访真正的卡西安》和 《一位新发现的希腊教父》的主要工作。这两本书于同年出版，前者侧重推论“卡西安”的真实身份，后者则是对梅黛奥拉抄本最后45页文本的编纂和评注。在 《重访真正的卡西安》开篇，察马里克斯坦言：“我意识到，我所定义的‘一位作家的复活’是不易为当下学界接受的，尤其是那些研究所谓的 ‘约翰·卡西安’的人。这位拉丁作家获得了普遍的宗教忠诚，一些学者将他定义为 ‘连接东西方修道主义的桥梁’。”但他强调自己并不怀揣这种忠诚， “只希望做一个精细的学者”。 这种“精细”体现在第一章“推翻与约翰·卡西安相关的证据”的论证方面。约翰·卡西安的名字、事迹常被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提及，“消灭”他的前提就是否定这些引述。察马里克斯指出，5世纪的马赛人跟拿丢 （Gennadius of Marseille）在《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中对约翰·卡西安生平的详细记载是后来添加的；奥古斯丁的拥趸普罗斯佩（Prosper of Aquitaine）在《驳对谈录》（Contra Collatorem）中没有回应关于《对谈录》卷十三的主要争议；主教帕拉底乌斯（Palladius of Helenopolis）提到402年 “虔诚的日耳曼努斯神父和卡西安执事”前往罗马为约翰·克里索斯顿求情，这里的“卡西安”是指另外一个人；9世纪拜占庭藏书家佛提乌斯（Photius）说卡西安是“一个修士，家乡在罗马”，此处的“罗马”是指罗马帝国境内，并不仅是拉丁地区。通过逐一排除这些证据，作者似乎动摇了约翰·卡西安存在的根基。 第二、三、四章致力于建构“被遮蔽的作家，撒巴特的卡西安”。这里涉及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借助严格的文献校勘建立梅黛奥拉抄本最后45页缩略本与撒巴特的卡西安的关联。学界普遍认为，《要则》和《对谈录》先由拉丁文译成希腊文，后来又有了希腊文的缩略本。但察马里克斯通过对比这两本书的缩略本，认为“拉丁教父大全”（Patrologia Latina）中的拉丁文缩略本和残篇是根据梅黛奥拉抄本译成的拉丁文译本，“希腊教父大全”（Patrologia Graeca）中的希腊文缩略本则是对这些拉丁文译本的再一次翻译，正是因为这些二次希腊文翻译的出现，加深了其原始语言是拉丁文而非希腊文的印象，巩固了约翰·卡西安的“神话”。另外，通过列举卡西安所使用的诸多希腊语特有术语的例子，他指出有些表达在拉丁语中没有任何知识背景，对拉丁传统来说是异质的，反而在希腊语中有着“悠长丰实的传统”。至此，一个希腊语作者的面目在他的论述中逐渐浮现。 但这与撒巴特的卡西安有何干系？为了解释这一缺漏，察马里克斯只能回到撒巴的劳拉修道院。他认为，从一些抄写习惯来看，梅黛奥拉抄本正是诞生在这所修道院的缮写室里。9世纪的修士们通过抄本的标题和引语，为他们曾经的院长、撒巴特的卡西安正名——因为卷入教义之争，这个名字曾经在6世纪的第二次奥利金主义争端中被“处以精神死亡和完全消失”。结合神学争端的背景，他使自己的猜测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 承接上文，第五、六、七章将撒巴特的卡西安置于6世纪大环境下。察马里克斯提示读者，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碰撞是当时特有的一组现象，卡西安的作品正反映了这种张力。他接受了奥利金、狄迪穆斯、克莱门等人的神学遗产，但在基督教内部反希腊主义运动和以查士丁尼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干预下，他拒不服从的姿态使其处境更为艰难，也因此“消失”了数个世纪。这种解释又回归到了主流认识之中，为这两部反叛性的著作 （包括它的姐妹篇《一位新发现的希腊教父》）收了一个不那么反叛的尾。 梅黛奥拉抄本（Codex Metamorphosis 573）封面及内页 - 被证伪的证伪 - 然而，虽不至于没有可能推翻这样一位有着长期学术传统支撑的圣徒的身份，但也需要更多有力的证据。约翰·卡西安的拉丁语作品自有清晰的流传脉络和文献传统。在5至9世纪这段时期， 《要则》和《对谈录》的章节是分开传抄的，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北部博比奥 （Bobbio）修道院的 8世纪安色尔体抄本，其中就只囊括了《对谈录》前十卷的内容。直到9世纪以后的编辑们才开始将这些文本编为合集，如9世纪的一份伦巴第语抄本涵盖了 《对谈录》二十四卷全部内容。现代较为权威的版本则是收于“教会拉丁作家集成 ”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的校勘本。与之相对的是反证的匮乏，察马里克斯承认 “梅黛奥拉抄本是能揭露这一谎言的唯一一份现存文献”，面对长篇累牍的拉丁传统，一份9世纪的希腊文缩略本显得格外单薄，以它为出发点的论证也充满了漏洞。 2015年，美国学者科伦巴·斯图尔特（Columba Stewart）在《教会史杂志》（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上发表了一篇针对察马里克斯这两本著作的书评，系统回应了他所做的证伪工作。斯图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察马里克斯最大的漏洞是未能通过文学史和希腊、拉丁语版本的文本对比，回答修道作品的作者身份问题。从文学史来看，如果《要则》和《对谈录》的拉丁语版本是对6世纪希腊语版本的翻译和扩写的话，很难解释它们对成书于6世纪20年代的《师尊规章》（Regula Magistri）以及 540年左右的 《本笃规章》的直接影响。对照《师尊规章》和拉丁语版本、梅黛奥拉抄本，可以发现 《师尊规章》逐字逐句引用了拉丁语版本，包括一些在希腊语版本中没有出现的短语，比如拉丁语版本的《要则》第四卷39章中提到的 “通往谦卑的途径”也出现在了《师尊规章》中，很快又被 《本笃规章》沿用。这两部修道规章与所谓的 “撒巴特的卡西安的希腊语作品”几乎同时问世，时间上后者根本没有翻译和扩写的余地，遑论其译文会被引用了。即便我们认为《师尊规章》和《本笃规章》的成书时间不够确切，那么6世纪的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也曾称赞卡西安的拉丁语写作风格，作为兼通希腊和拉丁文学的博学之士，他怎么会受到 “拉丁语译文”蒙蔽、略过 “希腊语原文”呢？约翰·卡西安的作品传诸久远，抹煞他的同时需要抹煞更多相关引文，而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另一方面，从文本本身而言，察马里克斯的论证也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正如斯图尔特所说， “约翰·卡西安的拉丁语文本的体量远大于撒巴特的卡西安的希腊语文本，至少有15倍之多。希腊语文本的每一段都可以在拉丁语文本中找到。是增还是删，通过句子、段落以及整卷内容就可以一目了然，更不用说都没发现希腊语的全文了。”察马里克斯通过对比拉丁语缩略本和梅黛奥拉抄本，认为前者译自后者，但只要回到拉丁语全文，便能发现梅黛奥拉抄本中的希腊语缩略本并无新的亮点，更像是一份中规中矩、经过删节的译本。此外，很多学者都认为卡西安的拉丁语文本有着谨慎的写作计划和执行方案 （这也是许多古代作品的特点），如果它们是希腊语文本的翻译和扩写，那已然是相当大程度的文学重构了，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斯图尔特判断道：“一个语言能力良好的人，翻译了一份对更长的拉丁语文本的文雅的希腊语摘要，才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人可能还是这本评注和其他作品的作者。”至此，他不仅证伪了察马里克斯的 “证伪”，还提出了一个颇有建设性的意见。 除了斯图尔特在大方向上的批判，《重访真正的卡西安》中的一些细小论述环节也值得商榷。例如书中认为，如果卡西安是马赛修道运动领袖，那他为何没有提及当地的主教、神父或者修士？为什么将他的神学作品题献给了一个生平模糊的卡斯托主教，而不是当时的马赛主教普罗库鲁斯（Proculus）？这一质疑低估了早期修道中心林立局面的复杂程度，教会中上层人士的交际圈还有待深究。而且恐怕只有后世伪造的书，才能做到与当代掌握的信息严丝合缝；反之，这种不对称性恰好验证了其真实性。另外，察马里克斯的论证方式也不够具有说服力。他经常引用查德威克对《要则》、《对谈录》传抄过程中出现的篡改、谬误和文本变更的分析，以及古德里奇认为“卡西安在高卢的实际影响力不大”的观点，借此说明现存的拉丁语版本是经过篡改的“伪作”，约翰·卡西安也不曾出现在高卢，还宽容道：“查德威克他们没有在结论上走得更远，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或学识，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梅黛奥拉抄本的存在。”可查德威克、古德里奇等学者的批判性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的，他们的结论并没有消解约翰·卡西安的真实存在，反而为我们理解其人其事增加了更多细节。攥住并夸大这些“疑点”来推翻他们的基本立场，绝不是高明的论证技巧。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 总的来说，察马里克斯试图把他浪漫的想象变为事实：一位“消失”的圣徒被另一个人冒名顶替了千年之久，因为一份抄本的发现，终于在沉寂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故事的戏剧效果，岂不正像圣徒版的 “马丁·盖尔归来”？但倘若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撑、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基于学术传统的审慎考量，它也只能是一个动听的故事，终究无法成为事实。 - 傲慢与偏见 - 西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考订有着悠久的传统，与此同时，史料作伪也屡见不鲜，两年前轰动一时的《耶稣之妻福音书》便是近来的一例。在这种背景下，察马里克斯对“教会拉丁作家集成”所收校勘本的怀疑无可厚非。但是，正如凯伦·金教授受其女性主义立场影响而误入作伪者的陷阱，对证伪者来说，一些特定的偏见同样会引向歧途。斯图尔特指出，察马里克斯似乎不愿意接受拉丁语文本先于希腊语文本写就的可能，“否定任何母语非希腊语的作家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修道思想，或者如此熟悉希腊文学和术语。”他毫不掩饰以希腊语为贵的傲慢和对拉丁语的偏见，而这也是长期以来被固化的一种认识。 罗马帝国在政教层面上可分为拉丁西方和希腊东方两部分，但语言的边界并不同政治、教会界限一致，东部皇帝治下有拉丁语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也控制着一些多瑙河下游的拉丁语教区，教宗则在希腊教会拥有管辖权。在帝国早期，希腊语相对拉丁语的确更具优势，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伊雷内·马鲁在《古典教育史》中解释其原因：“因为罗马国家鉴于希腊文化所拥有的伟大声誉，从未真正试图将拉丁语强加给它的东方国民。”适时，有教养的罗马人需要同时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这种情况遍布行政系统和日常生活，“一切有关东方省份的法令、元老院布告、敕令等公布时都被翻译成希腊语；从克劳狄乌斯皇帝直至帝国晚期，帝国司法部门都拥有两套平行的通讯系统，它们自哈德良皇帝治下开始，分别由会讲拉丁语和会讲希腊语的官员管理。”卡西安在《要则》卷五中也讲过一桩轶事：一个意大利人到了埃及成为修士，但他除了写拉丁文，其他什么都不会。善良的院长便告诉他，自己有一个担任公职的兄弟也很擅长拉丁文，想托他抄写一些拉丁文的圣经段落寄送过去。这显然是个善意的谎言，因为这些拉丁文“一点用处都没有，人人都轻视这门语言”。 然而，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和拉丁文学的发展，希腊语逐渐走向衰落，拉丁语教育受到了更多重视。一方面，许多罗马人不再接受系统的双语教育，他们至多只学习基础希腊语，比如奥古斯丁就坦言自己不擅希腊语，更倾向于阅读希腊语作品的拉丁文译本；另一方面，由于 4世纪时拉丁语被定为帝国官方语言，掌握拉丁语便成了进入政府、军队、法律系统的重要途径，东部青年为了仕途而学习拉丁语的趋势愈发明显。 卡西安生活的时代正是两种语言地位更迭的转折时期，不过他的出生地小斯基泰恰好是一个双语行省，转折尚未波及此地。作为一个“双语人”（utriusque linguae），他自幼同时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 《对谈录》中提到自己曾经有个教授古典文学的老师。在辗转于伯利恒、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至少25年间，他一直使用希腊语和当地教父交流，可以说掌握双语是他将东方修道传统带至西方的中介，他最后定居的马赛也是一个有着希腊文化根柢的城市。因此，察马里克斯认为 “斯基泰的卡西安的希腊语不足以去阅读约翰·克里索斯顿的大量作品”，无疑低估了卡西安的语言能力。他也没有正确认识到当时两种语言的地位升沉，实际上，有一类人既可以理解复杂的希腊文作品，亦能毫不自卑、行云流水地用拉丁文写作。 而且，卡西安继承了东方修道遗产这一事实，不能推演出其作品对东方世界没有价值的结论。他所传播的修道制度并不是对埃及修道生活的全然复刻，而是充分考虑高卢现实情况， “如果我认为埃及的规章在此地的气候或习俗下无法实践，那么我将进行调和。”他虽深受奥利金主义和伊瓦格里乌斯（Evagrius）影响，但还是回避了其中与正统神学相斥的部分和过于激进的苦修思想。通过语法和修辞技巧，他“发明了一种新的修道阅读文化，利用阅读和写作来形成修士认同”。我们愈发认识到，卡西安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修道作品之所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创新和活力。所以察马里克斯的质疑 “西方修道思想本就传承自东方，为何需要从拉丁文译回希腊文”也就有了答案。一方面，卡西安所处的时代见证了拉丁语地位的提升，拉丁语著作在东部受到重视，掌握拉丁语者人数的增长为翻译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他的修道思想并非照搬自东方制度，而是对后者做了适当的调整和创新，从而自成一体。它们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西方修道规章，还被其灵感来源——东方的修道院所接纳，经历了从拉丁语到希腊语的翻译，是为一种文化反哺。所以真正的卡西安从未“消失”过，梅黛奥拉抄本就是他存在的明证之一。 尽管察马里克斯声称自己的出发点是 “纯粹客观的学术精神”，但他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傲慢与偏见，在重视希腊语的同时轻视拉丁语，坚持认为母语为拉丁语者不可能熟练使用希腊语，拉丁语作品也不值得被译成希腊语。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他对材料的判断和使用，也折损了其核心观点的有效传达。在他看来， “撒巴特的卡西安”代表那些推崇希腊文化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证明了即使在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学院之后，希腊精神的发展也没有停滞，6世纪恰是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发生空前碰撞、交融的一个时代。然而，倘若拒绝承认拉丁语作品可以被译为希腊语，那么 “碰撞”和 “交融”也就失去了语言基础，只能是单向的输送。事实上，通过卡西安一例我们更能看出，当时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之间有着密切互动——这种互动是双向的、多样的。 学林（2018.6.8）| “消失”的圣徒 周程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订阅我们！点击标题右下“文汇学人” 转载本公众号文章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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