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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搜狐国富智库 “创新驱动背后的关键因素一定是人，中国产权改革一定要将自主成果所有权部分让渡给自然人。”9月8日，在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8南京市长国际咨询会议”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创新创业学会副会长徐飞出席并发表演讲。 他指出，现行《专利法》第六条规定职务发明权由单位所有，属于国有资产，但该条规定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是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的根源。 为此，徐飞建议将现行《专利法》第六条修订为“对于职务发明创造所申请的权利，单位与职务发明人可约定所有”，将部分产权所有权让渡给自然人。 徐飞领导的西南交大“职务科技成果混合制”改革，被人们称为科教界的“小岗村试验。”从2010年到2016年，徐飞表示目前的改革成果十分显著。 徐飞认为核心在于突破了三个限制：专利权为纯国家所有的限制，专利先转换后确权的限制，以及专利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分散而导致资源产权不明晰的限制。 以下是徐飞的演讲摘录： 英美的改革经验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创新驱动发展”，但我一直说，这句话实际上只说了一半。什么驱动创新？是科技驱动创新，体制驱动创新，管理驱动创新。如果进一步追问是什么驱动科技、体制和管理，那背后一定什么东西？一定是人。而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驱动是利益驱动。千激励万激励不如产权激励。 资源有效利用的前提是资源产权的明晰。之前国家推出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涉及到了专利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推动作用，但没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问题在于，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都是由所有权这一根本的权利派生出来的，如果我们仅仅谈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而回避产权所有权仍是纯属于国家所有，那就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改革。 无独有偶，在修法之前，英美两国的专利法也规定专利权属于国家所有。从法理角度来讲，这种规定十分合理。可是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种垄断性的法令规定不利于科技成果的充分转化，也从源头上抑制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许多科技成果的转化效果非常糟糕，诸多科技研究成果业因此束之高阁。 因此，英国在1984年修改了《发明开发法》，美国《拜杜法案》也于1980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并在四年后进行进一步修订，其理念都是取消或让政府让渡专利所有权：将纳税人的税款资助产生的研究成果所有权，通过赋予专利所有权给研究单位和发明人，来促进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而政府收益则通过科技成果产生税收来体现，正所谓放长线，钓大鱼，最终获益的还是国家、政府以及整个社会。它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所以这部法居功至伟，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我国《专利法》存在的问题及突破 我们国家《专利法》的第六条是这么说的，“职务发明创造所申请的权利属于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恰恰《专利法》第六条现在就存在问题：因为大家看到，在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利用本单位技术条件——不管是资金条件还是技术平台的条件——所产生的专利的所属权，应归国家所有。 2016年10月19日，西南交通大学印发了一个文件，我们简单称叫“西南交大九条”，短短两年多时间，已有180多项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进行了分割、确权，注册成立高科技创业公司已经达到24家，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总额超过1.3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近8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在“西南交大九条“出台之前的整整六年当中，西南交通大学转让、许可的职务发明成果只有可怜的14项，收入只有158万元，而支出却高达900万元，属于典型的入不敷出。所以，”西南交大九条“出台前后的反差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在我看来，“西南交大九条“有三个突破。第一，将以前专利所有权百分之百的国家单纯所有变成国家、集体与个人混合所有；第二，原来是“先转化后确权”，即需先把专利转化为具体的产品，有收益后再来确权，权是股权，对股权进行奖励。而我们是倒过来，先确权，即在成果尚未转化之前就明确产权归属，百分之多少归学校，百分之多少归团队，百分之多少归个人，确权以后再进行转化，顺序就发生了逆转。第三，我们把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归为一个权利，即所有权产权。 我们解决了一个什么根本性的悖论呢？政府没有动力来进行科技成果的转化，反过来说，发明人有能力和动力进行转化，可是产权百分之百是归政府所有，这就是能力、动力和权利之间一个悖论。那我们的改革试验就从源头上解决了这个悖论，让发明人有能力，同时也拥有权利，可以合法合规地从事科研开发，从而在源头上激发了科技能源，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改革重点在于解决五个问题 除了四川之外，上海及其周边像浙江等地也开始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混合制”改革，那么我在此有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产权改革，应当处理和解决好的五个问题和关系。 第一，职务科技成果究竟是属于资源还是资产？这种混合所有制改革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吗？大家知道，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我们认为，没有转化之前的成果它是属于资源的范畴而不属于资产的范畴。因为成果没有转化之前很难定价，它可能一文不值，也可能价值连城，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科研成果只能是资源。 其次，我们的认识是，科研成果不转化才是真正的流失，成果只有转化了才能够避免流失，这是我们说的冰棍理论。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把一部分的产权让渡给自然人，让渡给团队对不对？从形式上看，这的确是分割了部分的国有产权，但由于转化成果以后，随之会产生税收、就业机会，此外国家还可以从国有股权和分红里面来获得回报，得到两笔收益。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转化成功还可以实现产业结构向高端的调整，进而实现国有资产实质性的保值增值，这就是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第二，知识产权具有人身依附性。打个比方，政府是爹，科学家、发明人就是娘。政府资金和技术条件支持，加上科学家的劳动，共同作用产生的这个知识成果，这个知识成果就是儿。所以如果说专利权属全部属于政府所有的话，就割裂了，只有爹而没有妈。没妈的孩子是棵草，而不是一个宝，爹娘共同抚养才能推动产生这个孩子，这个成果才能够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 大家经常会问，既然科研人员已经有了工资、奖金，津贴，凭什么还给所有权？这就说明，我们老是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说是那么说，一到关键时候就发现作用还不是非常充分。尽管科研人员已经领到了工资奖金，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对价他的付出，因为整个成果的产生过程不是简单劳动，而是复杂劳动，不是依赖劳动，而是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拥有一定的产权，才足以对价科研人员的付出。 第三，是前面说到的“动力、能力和权力”不匹配的问题。我们打个比方，以前是先转化后奖励，与目前的区别就是分地和分粮的差别。以前转化完了后再给你奖励股权，这叫分粮，而先从源头上给了一个产权是分地的概念，你是愿意分粮还是愿意分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是所谓的关于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问题。亚当·斯密有句名言说，任何自利的行为，都在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公共利益。我们把知识产权给了自然人，给了教授，他们好像是为自己在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他们主观上是为自己，但客观上也为社会非常好地解决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问题。 第五，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在操作层面上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但这件事还在探索之中，现行法律上还是存在障碍的，具体就是《专利法》第六条。 那么国务院法制办也有一个关于修改《专利法》第六条的一个方案，具体说可以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法，使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能够合理分享创新的收益，促进相关发展发明创造的实施和运用。显然这同《专利法》相比是一大进步，但是这还仅仅是改良而不是改革，因为它从根本上仍然是将产权归于国家所有：是国家通过股权、期权奖励你。我本人最不爱听的就是“奖励”两个字。什么叫奖励？意思就是说权利不是你的，是我政府奖励你，还是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的建议是什么？要将职务发明权由“单位所有”这句最核心的话，修订为“单位与职务发明人可以约定所有”。这就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纯的国家所有改为混合所有。专利权所有归属是可以商量的，包括这个比例的大小，是三七开，四六开都可以。 如果这一表述改好以后，《国有资产管理暂行的办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也可以相应地释放修订空间，使法律的一致性、逻辑性变得更好。 (搜狐国富智库原创稿件，编辑袁昌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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