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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周之劝后主降魏，为后世所讥，固为驽也。然其非姜维黩戎，作《仇国论》论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博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则非谬也。三国之智勇相敌，不易相吞，实同七国，宜于缓图，不可急争，文王修德尊贤而灭崇侯，秦修农田而并六国，蜀，小国也，宜守不宜攻，当广农桑，养贤才，察魏之衅而徐图之。而黩武以挑魏，速亡而已。其当邓艾之伐，不战而降，示人以怯而为辱，非所以为人臣之表。然全国降魏，无甚伤亡，百姓无虞，为吴之率，亦勿苛责也。而蜀尚可战，周之劝降，群臣无有非者，诸葛、姜维相继黩武而失蜀士大夫之心，迎降魏师不惭，亦可见矣。 刘备之方得益州，急争汉中，既所以图天下，亦以汉中为蜀之屏障，所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也。以汉中攻蜀，则攻之易；以汉中御魏，则守之固。汉中虽小，而物阜民丰，半于蜀，与蜀相邻，刘璋之所以畏张鲁也。况以曹操之雄，而得汉中，实为蜀之大患，备与法正同谋而欲取之也。幸操年老志衰，未听刘晔、司马懿之言，乘势伐蜀，备虑之早，一旦而袭杀夏侯渊，据汉中，甚速也！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操救之不及，闻汉中失，亲征备，备固守不战，操无奈退师，备得汉中，愈难攻也。当备之争汉中，急书发兵，军事将军诸葛亮疑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亦亮所不及也。而先主之智略固不可轻矣，预计早，有魏武所不逮，诸葛所不及。用魏延镇汉中以防魏，而守之固，未若关羽、夏侯渊之见袭于人，亦知人也。以魏之强大，而久不伐蜀，曹丕在位七年，伐吴而不伐蜀，曹睿之世，亦多御之而已，诚以汉中为蜀之障，不易伐也。刘备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亦以拒曹爽。姜维反之以诱敌，而汉中失，不久，蜀亡，汉中之为蜀之存亡也大哉！姜维之黩武急功，不知防御，亡蜀而已。 诸葛之于蜀，可谓甚专矣！史称“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杨顒谏亮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夫治之善者，以人治人，以物付物，而能尽人之器用，专之于己，则有才难展，而魏延叹己才不尽也。而亮不能用，以丞相而兼元帅之任，揽文吏之事。或曰亮之专，虑群臣之不称职也，李严、马谡之诫，固不能无虑也。魏延有大将之才，何不使其独当魏师？则又虑延之刚猛，掌兵权而跋扈不可制也，临死且为计除之。杨仪有文吏之才，刘备之世，用为太守矣，不可治吏事乎？亮之过虑也。李严尤有辅相之才，刘备托国事于亮与严，非不知人也，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亮亦与孟达书，称严“部分如流，趋舍罔滞。”刘璋以为成都令，有能名，刘备之世，剿平盗贼而加辅汉将军，并有文武才也。而亮以微过废之，终身不用，不亦甚乎！岂蜀之乏人才，虽有才，亦以不合亮意而为所废也。 亮之专蜀，虽死，犹操恐蜀之军政。亮死，继亮执政统兵，皆亮之人。蒋琬，亮所辟之东曹掾也，称其托志忠雅，当与共赞王业，密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后主听之，亮卒，即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虽无相名，而实代亮为蜀之相也。亮病重，孙福问以后事，蒋琬之后，谁继之，亮曰费祎。费祎后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亮《出师表》荐有董允，劝后主信用之，亮以允为参军。允后为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之副。姜维，亦亮所信任，以其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亮之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后代费祎为大将军。后主之信亮亦深矣，专权而不怨，死后犹多用亮所荐拔之人，惟宠一阉宦黄皓而已，而不假之以权害人也。托蒋琬，费祎而休养，寄姜维而继己北伐，而蒋琬守成而已，祎为魏之降卒所害，维之黩武，适以亡蜀。亮之知能可见矣。 司马懿拔邓艾典农，用其屯田开渠之策，以为灭蜀之资，后艾继懿之奇谋而为灭蜀元勋，姜维师诸葛亮之兵而败，知人用人固亦异矣。魏延颇有奇谋，可以当邓艾，而亮不能用也，且临死密计除之，损一大将，难当艾之强攻，蜀之亡，亮亦不能辞其咎也。 勇相敌，智者胜，智相敌，仁者胜。曹操与袁绍之勇相敌，而智略过之，遂克于官渡。与刘备、孙权智勇相敌，而仁无以愈之，遂使孙权跨有荆扬，刘备乘据巴蜀。昔隗嚣之据陇，公孙述之据蜀，皆倾心待士，士为之死，守之甚固，汉军久攻不下，岂不如刘备、孙权之据吴蜀哉？而光武卒以破之，一天下，仁德过之，天下未定，而已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定制度，行爵赏，选贤能为之治理。曹操征伐有余，治理不足，徙江淮十余万众，而适驱于孙权，得荆州，汉中，未有治理，而失于孙刘。操之征蜀，刘廙上疏曰：“昔乐毅能以弱燕破大齐，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夫自为计者虽弱必固，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自殿下起军以来，三十余年，敌无不破，强无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胜之威，而孙权负险于吴，刘备不宾于蜀。夫夷狄之臣，不当冀州之卒，权、备之籍，不比袁绍之业，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暗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为计者，与欲自溃者异势耳。故文王伐崇，三驾不下，归而修德，然后服之。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夏，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可为操之谠言，而操不能用也。魏室不知修德恤民，外不能服吴蜀，而内夺于司马。甚矣！仁义之不可不讲也。虽当乱世，智勇与敌侔，而济之以仁义，使士亲民附，可以无敌于天下，而曹操、刘备、孙权皆不能行之也，则止于三分，而未成一统。 范雎之说秦昭王，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激之也，若夫蜀汉当刘备之死，岂复有君哉？独有诸葛丞相耳！史称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后主亦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形同虚君。北伐曹魏，与吴联盟，国之大事，而亮未尝与后主议焉。魏明帝以诸葛之犯魏，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刘备背恩，自窜巴蜀。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神人被毒，恶积身灭。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讨亮之罪，而未言刘禅也，亮之专擅，虽魏之新君亦知也。孙权与蜀联盟，称亮曰：“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未言刘禅也。北伐联盟之事，后主无与。孙权亦皆与亮书，未与禅书，知主蜀实权者在亮，禅置之若无，史曰：“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是诸葛如君，与孙权等也。先主之薨，亮遣邓芝为使与孙权修好，称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亦言亮而不言禅也。是魏吴之君不知蜀之有君，蜀国之臣亦不知有君也，皆知诸葛亮而已！邓艾伐蜀，魏君曹奂为傀儡，司马昭实执魏柄，邓艾报书刘禅，犹不忘称“圣上明哲，宰相忠贤”，礼也，何邓芝无君若此耶！ 李严与亮并为辅政大臣，严为尚书令，亮之副，而严备位而已，受亮之命督运梁草。严心有不平，疑亮之专擅，劝亮加九锡称王以试亮，亮答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其驳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是矣，而言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岂非言之大，言之失耶！灭魏斩睿，谈何容易，自王莽至曹操，皆以加九锡篡汉，船山曰：“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亮岂不知耶？不直斥其非，而曰若北伐成功，虽十命可受，何忍言之？何敢言之？亮之专擅蜀国军政十余年，刘禅年垂三十，犹不还政，即禅之庸而非愚也，以北伐未成，不宜归政，试其亲政，参与国事，何遽不可？人臣摄政，成王且疑周公，宣帝刺于博陆，刘禅信之无疑，安之无怨，岂其贤于成王，宣帝哉？禅只图安逸，无权位之念也，亮死，亦委任蒋琬，于政事无所理，邓艾之伐，尚可固守，亦听谯周之劝而降，求安也。 当亮之病笃，禅遣孙福问以国家大计，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史记》载高祖病重，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夫辅臣大臣，君所定也，而今决之于亮，若吕后之问高祖。禅早已长大，不能有以自选，而必听亮，是亮有君主之实也。亮之专擅已久，内外有疑之者，其与李严狂言灭魏斩睿，不讳十命可受，亮亦幸其北伐之不成也，使其拥灭魏之功，终守臣节，未可知也，权臣立大功于外，鲜无篡代。 曹操杀杨修，与修父彪书曰：“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诸葛亮废李严，与严子丰教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又何相似也！ 荀彧，曹操之首席智囊也，何顒视为王佐之才，曹操比为子房。而彧亦不负所称，画无遗策，操之克敌制胜，雄霸天下，多赖彧之计，迎天子，灭袁绍，彧功为最，曹操与袁绍相敌，而有惧心，彧定之也。而彧非但谋臣也，有御守之能，知人荐人之明，操之报父仇伐徐，吕布趁虚寇兖州，诸城多为布所夺，唯彧保全三城以待曹操，使操有退路定布。刘备之得徐州而为吕布所夺，而屈于布，无如荀彧之智士也。多荐人才于操，所荐荀攸、郭嘉、钟繇、陈群、华歆、王朗、杜袭、辛毗、杜畿、赵俨、司马懿，皆智谋之士，卿相之才也，多著其功。则彧者，张良而兼萧何之任，曹操之有荀彧，如刘备之有诸葛亮、庞统，孙权之有张昭、陆逊也。 彧才智既高，德行又美，操所尊礼而不臣，称为令君，为汉尚书令，是丞相之副也。彧之别传称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司马懿常称书传远事，吾所耳闻目见，逮百数十年者，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钟繇以为颜子既没，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为然。傅玄谓为大贤君子。曹操曰：“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观曹操公文，多有举彧之功者，称其“略不世出”。其为人所推如此之重也！每有大事，操皆咨之于彧，钟繇谓其为师友之义，程昱、郭嘉岂其等伦哉！易中天品三国，甚称嘉之奇谋神算，于操之元勋荀彧则忽之，嘉固神算，其功亦为劝曹操擒吕布，征乌桓，非决存亡兴衰也，彧之守余城以待曹操，劝操破袁绍，定河北，定操之霸业，不可并论也，况彧非徒谋士，亦如萧何之善于守备举荐乎！荐人之功尤过于为人所用也。 而彧非徒知战守之略，亦知定制兴学，举光武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劝曹操集天下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是重圣人之道，劝曹操以王道，行教化，非诸葛亮之徒尚法制，而忽教化，师申韩之术，而缺圣人之道也。彧生于乱世，人多以儒学为迂阔，非以智谋武功为能，则以法术为效，仁义教化，如诸葛亮、周瑜、鲁肃、司马懿之人杰未以为重也，彧能如此，岂不贤哉！惜操之德不及也，不能诚心纳之，苟能如彧推行，必能怀远人，收天下贤才，统一天下有余矣。自桓灵政坏民弊，战乱频仍，人之望仁，如鱼之望水也，行之于上，四海之人，孰不向往？必浡然兴之，继汉唐之盛，无敌于天下也。 荀彧负重名厚誉于时，而以佐曹操成霸业，汉鼎以移，颇为后世所讥。杜牧以为荀彧与曹公论事则比之于高光，以兖州喻关中、河内，有戴公为帝之心矣。后虽殉节于汉，何补其过？司马光则比之管仲。然管仲惟有佐齐匡周之勋，且不死公子纠，彧有安汉济世之功，能死汉室，仁过管仲矣。驳杜牧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所谓高光者，盖史氏之文也，岂为实哉？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勋，文若不利此而反持进爵异议，岂人情乎？ 王船山论曰：“荀彧拒董昭九锡之议，为曹操所恨，饮药而卒，司马温公许之以忠，过矣。乃论者讥其为操谋篡，而以正论自诡，又岂持平之论哉？彧之智，算无遗策，而其知操也，尤习之已熟而深悉之；违其九锡之议，必为操所不容矣，姑托于正论以自解，冒虚名，蹈实祸，智者不为，愚者亦不为也，而彧何若是？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于此亦可以征人性之善，虽牿亡而不丧，如之何深求而重抑之！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虽然，初起而即委身于操，与华歆、王朗之为汉臣而改面戴操者，抑有异矣。杨彪世为公辅，而不能亡身以忧国；邴原以名节自命，而不能辞召以洁身。蜀汉之臣，惟武侯不可苛求焉，其他则皆幸先主为刘氏之胤，而非其果能与汉存亡者也。然则彧所愧者管宁耳。当纷纭之世，舍宁而无以自全，乃彧固以才智见，而非宁之流亚久矣。季路、冉有，聚敛则从，伐顓臾则为之谋，旅泰山则不救，而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一至于大恶当前，而后天良之存者不昧，祸未成而荏苒以为之谋，圣人且信其不与于篡弑，善恶固有不相掩矣。且彧之为操谋也，莫著于灭袁绍。绍之为汉贼也，不下于操，为操谋绍，犹为绍而谋操也。汉之贼，灭其一而未尝不快，则彧为操谋，功与罪正相埒矣。若其称霸王之图以歆操，则怀才亟见，恐非是而不为操所用也，则彧之为操谋也，亦未可深辠也。试平情以论之，则彧者，操之谋臣也，操之谋臣，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左掣右曳以亡其身，其天良之不昧者也。并此而以为诡焉，则诬矣。” 世之论者，讥彧为操谋篡，固苛，司马光许之为忠，亦过，船山之论似迥出群伦，而惟视彧为操之谋臣，彧之拒加曹操九锡，为所恨而死，为天良未泯，未见彧之功，知彧之心也。古今论彧者，唯宋人裴松之为高，陈寿评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松之驳曰：“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陈氏此评，盖亦同乎世识。臣松之以为斯言之作，诚未得其远大者也。彧岂不知魏武之志气，非衰汉之贞臣哉？良以于时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不有拨乱之资，仗顺之略，则汉室之亡忽诸，黔首之类殄矣。夫欲翼赞时英，一匡屯运，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哉？是故经纶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动于崄中，至于大亨，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及至霸业既隆，翦汉迹著，然后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於当年，布诚心於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欤！”予甚可之。昔尝作文论曰：“然哉斯言，吾观汉末群雄，刘备非安汉宁时之主，孙权非匡国拯民之君，袁绍、袁术怀僭拟之心，刘焉、刘表有割据之志，皆不如曹公仗顺，匡汉佐时也。夫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此圣人之语也。曹公仗顺道以伐诸候，故无往而不胜，张承以为百万之师可敌；袁绍、袁术、吕布怀逆德，僭拟威权，故相继而灭。文若择此，岂可谓为不贤智乎？至于魏武后功高志大，有代汉之心，实汉室衰微，风化颓靡所致，岂文若所能阻哉？即令不成魏武之业，抑将择谁而匡汉室乎？曹公犹有顺道，虽怀雄志，未失臣礼于汉，至死未敢取之也。若使袁绍、袁术之徒当之，汉亡无日矣！汉亡已成定局，不美汉匡汉拯民之功，何责文若覆汉祚魏之过？” 世之论彧，猥责以君臣之义，彧所为者天下苍生也，非为一姓一君也，一姓孰与天下之大？一君孰与苍生之重？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其仇桓公，孔子未责其不义，且许其仁，为其辅桓公尊王攘夷，一匡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赐，岂若匹夫之谅，殉君而死哉！天下之大，苍生之重，固非一姓一君所能比也，责彼忽此，可乎哉？彧之功虽不及管仲，而劝曹操迎天子安宫许都，辅操平定北方，固近之矣，微彧之劝，坐视献帝为乱贼所挟，死于乱贼之刃，则汉室已亡于初平，岂延建安二十五年之祚哉！彧犹有功于汉也。北方不平，生类更绝，彧于天下苍生之功，不可没也。彧固心存仁义，虽知操非汉之纯臣，而以其犹有仗顺之道，心存名义，非袁术、袁绍之显为悖逆，故去绍归操，操亦非比王篡，无大恶，而亦有功，世以其子篡汉而多苛论。然篡汉，而优待献帝，未害汉之宗室，比于历代之篡，岂不贤乎？彧有仁心而无其力，假操之力以安天下。而彧为儒学世家，习于名教，见操之加九锡，必为篡代，所不忍见，故以匡佐之义拒之。其饮药而死，或以为操所不容而死，或以为愧汉而死，或以为殉汉，皆非也，彧于操有大功，与操为姻戚，操素所尊礼，虽于九锡有异议，操心有不平，未遽不容也，延汉二十之祚，亦有何愧？殉汉，则匹夫之谅也，至操加九锡殉之，何不早殉于孔融之死？彧之死，处两难之地，于汉室，彧世受汉恩，于曹操，则有知己之恩，欲忠汉室，则与操为敌，效知己，则于汉室有负。且致汉之忠臣以其拥曹，拥曹之臣则以其为汉室遗老，甚尴尬也，此彧之所以不得不死也，固不容苛求之，船山以为唯天良之不泯，抑何轻之乎！彧逢时不祥，辅主非德耳，使当高光之时，辅汤武之君，则与萧何，张良争辉，伊召比烈矣。 刘晔与郭嘉并为奇谋之士也，而世多忽之。嘉为易中天所品，而红于网络，晔则论之者少。嘉之谋多为曹操所用，晔之计，操与其子丕多违之，而晔功不著，名亦不显，惜所事非时也。晔之谋，可比张良，神算，不亚郭嘉，料孙策之必袭刘勋，孟达之必叛魏，刘备之必为关羽保仇伐吴。许劭，善评人，评曹操为乱世之奸雄，亦称晔有佐世之才。晔之多智谋，非徒智也，而又勇，以十三之龄手刃悍仆，比于燕之勇士秦舞阳十三岁杀人，二十余岁，杀盗贼郑宝，使贼众慑之。非寻常书生可办也。归曹操已晚，操知其智而不甚信从，唯听其讨破张鲁，至于劝操乘破汉中之势伐蜀，蜀人必震恐，操年老志衰，苦征战之劳而不从，犹张良之劝高祖得关中而袭项羽也。此定天下之机，惟司马懿与晔见之。刘备举大兵伐吴，刘晔劝曹丕乘衅袭吴，曰“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此亦定天下之机也，丕不从，喜孙权之称臣而不欲伐之也，封权为吴王，晔谏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真，德合天地，声暨四远，此实然之势，非卑臣颂言也。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民人子女以为僮隶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张良之止高祖封六国之后为王也。又不从。即拜权为吴王。而权将陆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权外礼愈卑，而内行不顺，吴礼转废，果如晔言。岂非有知人料事之明哉！晔又光武帝子阜陵王延之后也，比刘备于汉室犹近，备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远矣，为汉宗室，而不受魏主信用耶？ 诸葛亮亦自称孤，与孙福言，称孤，蜀记亦载曰：“（谯）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礼，侯王自称孤、寡人，三代之诸侯也，三代诸侯于天子无纯臣之义。诸葛亮虽为侯，而三代以后之侯岂比三代之诸侯乎？三代以后，除藩王，人臣不可称孤也，汉末乱世，群雄割据，有野心者称孤，如董卓、袁术、曹操、刘备、孙权称孤，而司马懿、陆逊、位极人臣，皆未称孤也。唯亮称之，其有自为尊大之心乎！ 诸葛亮为蜀国实际皇帝，蜀国大臣多出自丞相府，为丞相之官也。如马谡为丞相参军，谡死，董允为参军。魏延领丞相司马，杨仪为丞相参军、长史，张裔、马忠、王平、费祎、廖化亦皆为丞相参军。王连领丞相长史，连死，向朗代领丞相长史。来敏、尹默为丞相军祭酒诸葛亮为领益州，命谯周为劝学从事。蒋琬为亮辟为东曹掾，后亦为参军。姜维为亮辟为仓曹掾。亮北住汉中，以邓芝为中监军。亮出武功，以张翼为前军都督。宗预为丞相主薄，杨戏为属主薄。蜀国之臣大半曾为诸葛亮所任命。其中魏延为征西大将军，蒋琬后为大司马，费祎、姜维后为大将军，廖化后为车骑将军。 诸葛亮死后，蜀国不置丞相，而称丞相者皆指诸葛也。盖以尊诸葛亮，以诸葛亮无可代也？或以相权过大而废之？蜀国亦无三公，蒋琬之后，最高之官为大将军。 刘禅乃求安逸之主，无权位之念，故于诸葛亮之专权安之无怨。 活六十四岁，于三国国君主中可谓寿命较长矣。除曹操六十五，孙权七十一外，寿最长，然毫无作为，行事甚阙。蒋琬死后，禅方亲摄国事。时已四十，皇帝四十方亲政，盖唯刘禅矣，诸葛亮死后可亲政，而不亲政。虽摄国事，理政而已，管之少，军事皆由费祎、姜维，军权在费姜之手。 刘禅安逸善终，寿亦长，惟钟会作乱于成都，太子璿为乱兵所害，晚年丧子为其不幸。 司马懿于文帝之世，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明帝忍死相托，文明二帝之待司马懿可谓厚矣。坟土未干，遽兴甲师，屠戮宗臣，何忍哉？虽遗子孙帝王之业，尊谥宣帝，而流谤后世，子孙卒亦遭屠戮陵逼之惨。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有违天理。使司马懿父子一心辅佐魏室，则与萧何、霍光比烈矣。霍光、诸葛亮之专权，十二十年，终守臣节，而称誉后世。懿诚不易其心，亦何非魏之忠臣哉！晚萌异心，虽得大宝，得于一时而失于万世。则士之立身，当鉴于万世之得，而勿惑于一时之利也。无高光之势，而为操懿之谋，万世指为篡耳，虽未篡而曰篡，篡于子孙，则并受其恶，一旦为恶，众恶归焉。 三国人才之盛，古今少比。魏蜀吴三国，举一杰皆足以为千秋之表，其杰者，魏有荀彧、司马懿、邓艾；吴有张昭、周瑜、陆逊；蜀有诸葛亮，庞统，不减秦汉，而隋唐亦无以逾之。汉初有三杰，魏蜀吴则有八杰，无强劲之敌，得一二杰，足以平天下，而人才相竞甚于汉唐，终成鼎足之势，汉唐所对之敌，人才未有如此之多也，汉多得人才，而能削平群雄。三国人才，东汉所遗也，东汉之季亦多人才，武将有皇甫规、张奂、段颍、皇甫嵩、朱俊、卢植，大儒有马融、何休、郑玄，或攘外夷，或平内寇，或理经典，使有英主用之，皆足以角逐天下，开太平，惜事昏主，未逢时，虽有才，而不能匡济乱世，有益治化。割据群雄中，公孙瓒破乌丸，西羌，可为安边大将，惜与刘虞不和，死于袁绍之战。袁绍亦多人才，文有田丰、沮授，武有淳于琼，张郃，良平灌樊之徒也，而绍不知用之，多湮没不显。荀彧、鲁肃可比张良，荀彧、诸葛亮、张昭可比萧何，周瑜、陆逊可比韩信，而主无高光之大度，不能相胜，霸而不王。然使高光处此，亦难矣！人才之盛，所值人杰，实非秦莽之末可比也。三国人才何以如此之盛？盖东汉教学之广，按东汉太学生多至三万人，名儒弟子达数千，自光武好征贤才，汉于人才多有礼辟，而人才亦多尽其用，文以治州郡，武以伐四夷，虽桓灵之昏，而皇甫规、张奂、段颍之徒立功边域，皇甫嵩、朱俊、卢植扫灭黄巾，政事虽坏，军功犹盛。此人才所以辈出，至于有曹操、孙权、刘备之雄。然人才虽多，无有圣明博大之主兼收之，相争数十年，穷智竭勇，而无闲定制度，开太平，终成战国之弊，内耗过甚，元气以衰，法术是崇，礼乐陵替，教化不兴，人才不继。晋武一统，而以小人贾充为宰辅，信任荀勖、冯耽之邪佞，岂所以为治？张华、王睿之徒虽有文武之才，而无匡朝之计，华则荏苒于贼后乱臣而死，与张良、陈平相去远矣。况传愚痴之子，托庸暗之辅，启八王之争哉！一统不久，旋兴干戈于内，宗室多不相保，乱过汉末三国，五胡乘之云扰，中夏以沦，岂不惜哉！岂不悲哉！ 羊祜之贤，而先死于对吴之日；陆抗之忠，而已终于平吴之前。魏晋之际，可称贤者，此二人而已。三国后期，人才多不如前，蜀之蒋琬、费祎，姜维、廖化不足以继诸葛、关羽、魏延，吴之诸葛恪、孙峻、张悌不足以继周瑜、鲁肃、陆逊，独一陆抗耳。魏末虽有贯丘俭、诸葛诞、钟会、邓艾，而死于内乱，武将一邓艾可表。岂有继荀彧、郭嘉之谋士？司马懿之全才？西晋所得人才亦只羊祜、杜預、王浑、王睿而已，与汉唐相差甚远，而能统一，承父祖余荫，所对之敌，人才更少，乘运会之机。晋初所得人才既如此之少，托之非人，故无有匡朝救危者，旋踵而乱。使早能统一，无三国鼎立，则其创业之初，颇有可观，所托之臣，必为贤良，继嗣之主，亦称英明，则岂有八王之争，五胡之乱哉！三国人才之盛，而多竞于内战，未能定制度，开太平，真人才之悲哀，而中国之不幸也。 汉末有贤士田畴，鲜有论者，袁绍父子辟畴，畴皆不应，曹操辟畴，则应之，畴常忿乌丸多贼杀其郡冠盖，而袁氏与乌丸相结也，曹操能征乌丸，可借以复仇也。遂为操之向导，献计于操，破斩乌丸单于蹋顿之说，可谓报仇立功矣。操加封赏，而畴坚拒之，操强之，而畴以死自誓，岂效子文辞禄，申胥逃赏，立清高之名哉？功成身退，知操非汉之纯臣，而畴忠于汉室，义不可事也，畴尝为幽州牧刘虞之吏，以虞怀忠节，可匡佐汉室也，虞为公孙瓒所杀，而畴哭之，为瓒怒而不屈，固义士也。应曹操之辟，特假曹操而除乌丸之患耳，袁氏之授首，未之及也，官禄之封赏，岂有心哉！与张良假汉高祖而灭秦报韩同，汉高成帝业，而良亦退身隐居，岂如萧樊之囚，韩彭之戮哉！荀彧多为操谋，而荏苒不能退，至加九锡而持异议，为操所恨而忧死，犹为后世所讥，曰失足权门也，曰致汉鼎之移也，曰为操谋篡也，惜乎未能于操奉迎天子大驾而退也，若然，人孰不以为汉室忠臣，而有非议？畴于此贤于彧矣。张良以后，惟田畴能尔！ 自古雄杰多以武略称雄，招虎貔之将，鲜有以文采流韵，多招属文之士。而曹操多有之，史称曹操不仅善用兵，且自作兵书十余万言。“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张华《博物志》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釭，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郤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其多才多艺可比周公矣，惟德不及也。刘备、孙权皆不及也，刘备不甚乐读书，孙权虽曰好学，劝吕蒙读书，然不以文名。史载曹操公文不少，文章通脱，不自雕饰，而见其天真，鲁迅以为改造文章之祖师，诗有悲凉雄直之气，《短歌行》传唱千古。子丕、植继之，皆善属文，诗不朽，并称三曹，孙睿亦能诗，有传，曾孙髦亦称能文，诗传三代，文传四代盖惟曹氏矣。邺下网罗众文人，建安七子皆在焉，惟孔融忠于汉室，不屈曹操耳。其中王粲为军谋祭酒，魏国建，拜侍中。粲死，曹丕知粲喜驴，令众以驴鸣送之。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曹操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徐幹亦为军谋祭酒掾属，曹操特加旌命，著有《中论》传世，曹丕《与吴质书》称其“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关于建安七子，曹丕《典论》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幹、陈留阮瑀、汝南应瑒、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粲长於辞赋。幹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之俦也。”曹操之网罗诸文人，曹植《与杨修书》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 曹操爱才，唯才是举，不拘出身德行，于武将智士文人多招收之，其智囊集团有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刘放等，武将集团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等，卿相州郡之才有钟繇、华歆、王朗、崔琰、毛玠、何夔、司马芝、杜畿、贾逵、苏则、桓阶、陈群、杨阜、高柔等。文人集团有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杨修等。呜呼盛矣！曹操人才之盛，孙权、刘备、桓温、刘裕皆不及，诚其雄气、才气足以倾人也，吾亦尝慕之，以为雄爽全才，古今难得。十八岁作赋赞之曰：“昔在汉末，奸雄窃柄。九州鼎沸，名士幽隐。魏武一出，匡拯黎民。芟平海内，扫荡灰尘。功盖华夏，泽被苍生唯才是举，群才相倾。武功显扬于外，孙刘悚惧，乌桓稽颡；文治兴盛于内，七子悦服，李白慨慷。乃修制乐府，设易典章。网该众士，各铺琳琅。感公之心，颂魏之王。于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踽、应炀、刘祯之俦为其翘楚，邯郸淳、路粹、丁仪、丁廣、杨修、吴质、繁钦之徒亦相得彰。济济人才，文化何昌。使德瑜路穷而归附，文姬离胡而回乡。好文敬士，孰若武皇？武皇之治，非比寻常。读《洛神》而心怅，诵《登楼》而情伤。惟建安之文士，实首推于陈王。俊逸则公干，殊健则孔璋，斐然则德琏，恬淡则伟长。翩翩德瑜，书记何扬。曹公固古直，魏文亦成章。杨修、吴质虽稍逊，而亦显其光茫。繁钦、缪袭也善诗赋，一并逞其琳琅。辉辉宏业，固武文之所赞成；篇篇经典，洵后世之所追慕。扫衰汉之颓风，既出新而温故。以抒情之小文，代两汉之大赋。陈思为之表率，武文为之领袖。伟哉三曹，后世无复。固太康之所效，岂吴蜀所能俦？开建安之骨气，遗魏武之风流。虽两晋而皆崇，迨隋唐而不朽。多慷慨与悲凉，问何时能复有？吁嗟曹魏，何可胜言。三曹之功，诚不可没。其功其名，永垂于后。” 曹操爱文人之才，多所礼辟优容，陈琳尝为袁绍作檄骂曹操及其父祖，袁氏败，归曹，操爱其才而不咎。操苦头风，读琳之檄而病愈。数加厚赐。唐诗人温庭筠羡陈琳遇曹操怜才之主，作诗叹曰：“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曹操雅闻阮瑀之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遁入山中，操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求才切矣。与陈琳、路粹并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瑀、琳所作也。应瑒、刘桢各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属。邯郸淳博学有文章，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杨修为丞相主薄，与曹植为好友。又有吴质亦以文才为曹丕所善。惟边让不屈曹操，多所轻侮，孔融与操相抗，杨修党于曹植而杀之，祢衡辱骂曹操而送与刘表。汉武帝、宣帝、灵帝亦好文学，然于文人多俳优之，以文为游戏，文人文学未有的独立之地位也，文人文学有独立之地位，自曹操始，曹操爱重文学，己有创作，亦令文人自由发挥，厚待文人，而开建安文学之盛。桓温、萧衍未之及也，虽亦招文人，而未若曹操之多且俊也。刘勰《文心雕龙》称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客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对其时文，雅好慷慨……并志深而笔长，鼓梗概而多气。”非曹操开之，收容之，使之发挥，何至于此！操之于此，可谓难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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