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婚恋之谜：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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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行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到陈州，过完中秋节，直到九月秋凉才离开，前后留陈州七十余日。弟弟子由送他们，直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又在颍州待了半个多月，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苏辙为何要送苏轼到颍州并待这么久呢？只因为他们的恩师欧阳修在颍州，而陈州与颍州是近邻！

欧阳修，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是中华大地众所周知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的古文名篇《卖油翁》，被载入中学课本，卖油翁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还有就是他脍炙人口的经典美文《醉翁亭记》，传诵千古，因之他的“醉翁”之号及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之语，人们耳熟能详……鉴于欧阳修在中国非常高的知名度和普及率，语村在前面就没有作更多的介绍。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欧阳修，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可能就不会有“三苏”，而语村的苏东坡传就将无从谈起！对于如此关键的重量级人物，一定要放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安排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出场……鉴于本书的体例，语村打算在《苏东坡之谜》第五部《苏东坡从政之谜》中，将欧阳修隆重推出。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此只叙其大概。

如前所述，欧阳修在仁宗朝曾官拜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时嘉祐六年（1061年）。英宗继位后，因“濮议之争”犯众怒而被罢相，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除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连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转兵部尚书，改知青州；“是岁筑第于颍”，也就是在颍州修房造屋，打算定居养老。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辞不受；七月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九月作《六一居士传》，改号“六一居士”，也就是不再自号“醉翁”。所谓“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采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物之间”，共六个一。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从蔡州回到颍州；九月苏轼苏辙兄弟就来看望他老人家！

其实，欧阳修与颍州的缘分很深厚——他一生中曾经八次到颍州。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庆历新政”失败后，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在赴任途中，欧阳修绕道颍州晏殊好友处逗留数日，同游颍州西湖，借宴游之乐，排解胸中郁闷——这是他第一次到颍州，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四年后的皇佑元年（1049年）正月，四十三岁的欧阳修从扬州移知颍州，举家迁颍并在颍州求田问舍，住了一年零四个多月，从此与颍州结下不解之缘。皇佑二年（1050年）七月，改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佑四年（1052年）三月丁母忧，归颍州守丧三年；丧服期满离颍赴京，直到十年后再次返颍……最后终老在这片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饶，民风淳厚，风光优美，气候宜人，也即十分宜游宜乐、宜业宜居的土地上。

认真说起来，苏轼与颍州的缘分也不浅。我们在前面提到，苏轼这次外放，中书省最初就是安排苏轼任颍州通判！后来在神宗皇帝的干预下，才改判杭州……谁知二十年后，即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八月， 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当然这是后话。

苏轼苏辙兄弟颍州拜谒欧阳修的时候，他年已六十五岁。虽银须似雪，但仍神采奕奕，谈锋激烈。用苏轼《陪欧阳公燕西湖》诗里的话来说，就是：“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苏轼在酒席上“插花起舞为公寿”，而“公言百岁如风狂”，对长寿颇有信心。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即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就去世了，享年六十六岁——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欢聚！

苏轼受教欧阳公门下，十有六年（1057～1072年），感情很深。欧阳修之死，于公于私，在苏轼看来都是一大损失：百姓没有了可以依赖的父母官，朝廷没有了决策析疑的重臣，斯文化成了异端邪说，而学者们到了无师可从的境地。君子把不求有所作为当作善事，而小人则像洪水泛滥一样自以为得到了表现的时机。就像那深水大河，龙虎一旦亡逝不存，幻变的怪物就会纷纷跳出，泥鳅黄鳝飞舞而狐狸野猫嚎叫……故而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说，“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

苏轼在颍州与恩师欧阳修交游期间，还写过一篇“命题作文”。原来，欧阳修府上藏有一道石屏风，上面的天然图案，颇似水墨山川，栩栩如生！欧阳修命苏轼作诗，苏轼于是写下《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其词云：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

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在苏轼所有的诗歌中，这首诗非常特别，也很少见！不仅构思巧妙，想象奇特，而且句式参差——以七言为主，间有九言、十一言，乃至十六言长句！劈头以设问起句，直截了当切入主题，用语简洁生动，刻画细致入微，叙议结合，情绪跌宕起伏……以诗论画、以画喻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如泉涌，似脱口而出、信手拈来，却又文从字顺，无意求工而自然入妙！

窃以为苏轼此诗，其笔法、句式、气韵，特别是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构思，与诗仙太白的《蜀道难》堪有一比，或者说深得《蜀道难》之精髓与妙趣。而但凡天才的诗人，都有出口成章的本领和点石成金的魅力！

佛家有云，世间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写诗也正是如此，正该如此。

据说，苏轼一口气吟罢此诗，欧阳公大为赞赏！他称赞苏轼作诗不拘一格，为了思想感情的自由抒发而敢于突破常规，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深得作诗的奥义。但听到最后两句时，他略略沉吟，突然严肃起来，转而对苏轼正色道：“老夫生平被放逐流离至于再三，终无所悔！因为老夫自信，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进谏为忠，即使受到世俗‘哗而攻之’，也绝不屈言认输！老夫曾在《寄答王仲仪太尉素》诗中坦言，‘丰乐山前一醉翁，余龄有几百忧攻。平生自恃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因此，老夫不愿意‘作诗慰不遇’，贤侄可知老夫心志？！”

苏轼听罢欧阳修一番开诚布公的剖白，立时肃然起敬，连忙拱手道：“恩公所言极是！学生受教了……此次离京倅杭，学生定当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自此，苏轼忧国忧民，“奋厉有当世志”的抱负与襟怀，再一次被恩师的“救时”理想唤起——欧阳修敢言的风节与耿介的性格，成为他效法的偶像。

注：图片源自网络，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