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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婚恋之谜:闰之

 高山流水tefnh5 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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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行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到陈州,过完中秋节,直到九月秋凉才离开,前后留陈州七十余日。弟弟子由送他们,直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又在颍州待了半个多月,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苏辙为何要送苏轼到颍州并待这么久呢?只因为他们的恩师欧阳修在颍州,而陈州与颍州是近邻!

欧阳修,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是中华大地众所周知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的古文名篇《卖油翁》,被载入中学课本,卖油翁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还有就是他脍炙人口的经典美文《醉翁亭记》,传诵千古,因之他的“醉翁”之号及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之语,人们耳熟能详……鉴于欧阳修在中国非常高的知名度和普及率,语村在前面就没有作更多的介绍。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欧阳修,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可能就不会有“三苏”,而语村的苏东坡传就将无从谈起!对于如此关键的重量级人物,一定要放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安排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出场……鉴于本书的体例,语村打算在《苏东坡之谜》第五部《苏东坡从政之谜》中,将欧阳修隆重推出。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此只叙其大概。

如前所述,欧阳修在仁宗朝曾官拜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时嘉祐六年(1061年)。英宗继位后,因“濮议之争”犯众怒而被罢相,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除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连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转兵部尚书,改知青州;“是岁筑第于颍”,也就是在颍州修房造屋,打算定居养老。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辞不受;七月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九月作《六一居士传》,改号“六一居士”,也就是不再自号“醉翁”。所谓“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采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物之间”,共六个一。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从蔡州回到颍州;九月苏轼苏辙兄弟就来看望他老人家!

其实,欧阳修与颍州的缘分很深厚——他一生中曾经八次到颍州。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庆历新政”失败后,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在赴任途中,欧阳修绕道颍州晏殊好友处逗留数日,同游颍州西湖,借宴游之乐,排解胸中郁闷——这是他第一次到颍州,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四年后的皇佑元年(1049年)正月,四十三岁的欧阳修从扬州移知颍州,举家迁颍并在颍州求田问舍,住了一年零四个多月,从此与颍州结下不解之缘。皇佑二年(1050年)七月,改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佑四年(1052年)三月丁母忧,归颍州守丧三年;丧服期满离颍赴京,直到十年后再次返颍……最后终老在这片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饶,民风淳厚,风光优美,气候宜人,也即十分宜游宜乐、宜业宜居的土地上。

认真说起来,苏轼与颍州的缘分也不浅。我们在前面提到,苏轼这次外放,中书省最初就是安排苏轼任颍州通判!后来在神宗皇帝的干预下,才改判杭州……谁知二十年后,即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八月, 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当然这是后话。

苏轼苏辙兄弟颍州拜谒欧阳修的时候,他年已六十五岁。虽银须似雪,但仍神采奕奕,谈锋激烈。用苏轼《陪欧阳公燕西湖》诗里的话来说,就是:“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苏轼在酒席上“插花起舞为公寿”,而“公言百岁如风狂”,对长寿颇有信心。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即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就去世了,享年六十六岁——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欢聚!

苏轼受教欧阳公门下,十有六年(1057~1072年),感情很深。欧阳修之死,于公于私,在苏轼看来都是一大损失:百姓没有了可以依赖的父母官,朝廷没有了决策析疑的重臣,斯文化成了异端邪说,而学者们到了无师可从的境地。君子把不求有所作为当作善事,而小人则像洪水泛滥一样自以为得到了表现的时机。就像那深水大河,龙虎一旦亡逝不存,幻变的怪物就会纷纷跳出,泥鳅黄鳝飞舞而狐狸野猫嚎叫……故而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说,“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

苏轼在颍州与恩师欧阳修交游期间,还写过一篇“命题作文”。原来,欧阳修府上藏有一道石屏风,上面的天然图案,颇似水墨山川,栩栩如生!欧阳修命苏轼作诗,苏轼于是写下《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其词云: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嵋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

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像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在苏轼所有的诗歌中,这首诗非常特别,也很少见!不仅构思巧妙,想象奇特,而且句式参差——以七言为主,间有九言、十一言,乃至十六言长句!劈头以设问起句,直截了当切入主题,用语简洁生动,刻画细致入微,叙议结合,情绪跌宕起伏……以诗论画、以画喻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如泉涌,似脱口而出、信手拈来,却又文从字顺,无意求工而自然入妙!

窃以为苏轼此诗,其笔法、句式、气韵,特别是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构思,与诗仙太白的《蜀道难》堪有一比,或者说深得《蜀道难》之精髓与妙趣。而但凡天才的诗人,都有出口成章的本领和点石成金的魅力!

佛家有云,世间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写诗也正是如此,正该如此。

据说,苏轼一口气吟罢此诗,欧阳公大为赞赏!他称赞苏轼作诗不拘一格,为了思想感情的自由抒发而敢于突破常规,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深得作诗的奥义。但听到最后两句时,他略略沉吟,突然严肃起来,转而对苏轼正色道:“老夫生平被放逐流离至于再三,终无所悔!因为老夫自信,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进谏为忠,即使受到世俗‘哗而攻之’,也绝不屈言认输!老夫曾在《寄答王仲仪太尉素》诗中坦言,‘丰乐山前一醉翁,余龄有几百忧攻。平生自恃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因此,老夫不愿意‘作诗慰不遇’,贤侄可知老夫心志?!”

苏轼听罢欧阳修一番开诚布公的剖白,立时肃然起敬,连忙拱手道:“恩公所言极是!学生受教了……此次离京倅杭,学生定当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自此,苏轼忧国忧民,“奋厉有当世志”的抱负与襟怀,再一次被恩师的“救时”理想唤起——欧阳修敢言的风节与耿介的性格,成为他效法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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