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评论｜ 第三条现实主义的道路 —-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直面现实的艺术

—-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有的人写作，是因为体验还活着的感觉；有的人写作，是因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唯有写作可以化解。阎连科举例说，比如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与现实之间永远紧张的关系，他们必须得创作，如果不能创作简直不能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根据弗洛伊德的判断正是“通过身体的激烈反应来缓解心理的压力”，而鲁迅则将写作成为“呐喊”、“以血荐轩辕”，不顾“横眉冷对千夫指”。而有的人写作，是为了体验活着的感觉，比如昆德拉，杜拉斯，史铁生等等。因为只有在写作里，才能一次次的重生，或者一次次体验存在的感受。

 

可是这样的分类，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体验活着的感觉与缓解与现实之间的感觉，中间并无严格的分界线，阎连科举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作为作家与现实之间紧张关系的范本，可是托尔斯泰难道在《安娜·卡列宁娜》或者其他作品里，与现实之间的弦是紧绷的还是松弛的呢？可见一个作家，有时候写作是因为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通过写作，释放心中的块垒，获得呼吸的清新，而同时在另一些时刻，甚至同一时刻，他写作又紧紧是因为体验活着的感觉，幻想或者回忆着某些感觉，体验一种与平庸相对的有趣而深刻的生活。不仅仅作家如此，有一些作品本身也是如此，《纯真博物馆》我们既可以说是一部体验活着的作品，也是一部缓解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作品。同理，我们可以理解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或者《海边卡夫卡》也是，甚至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存在主义的作品，都有可能是既是体验活着的感觉，又是为了缓解与现实紧张的关系。

 

可见这样的分类，不过是以刀划水，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它不过是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可以从这种视角里看见作家的某种写作原因和动机。但是不管如何，这样的分类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是肯定了写作本身具有某种建设性的意义，而这才是最关键的事情。写作，既可能是一种体验存在感的方式，又是一种缓解存在感过于紧张的方式。它就像一个梯子，可以爬上去看风景，甚至可以偶尔地窥见天堂。

 

阎连科进一步说，这种紧张关系的体验不能过于强烈，过于强烈则不是失去语言的能力，就是进入疯狂的状态，就会头破血流。但也不能过于松弛，如果松弛，则语言根本不可能进入内心，深入生活。艺术，正是熟练地掌握了这种度之后的表达结果。这样的说法，很可能招致浪漫主义，或者某些先锋艺术的唾弃，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的策略。不是以血书写的文字，又有什么价值呢？可是，我们难道能一直活在兰波诗歌的境界里，或者一直活在鲁迅的呐喊状态下以及尼采的超人理想里，甚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怕的心灵震颤之中么？但是，这种与现实紧张的关系一旦体验到，可能就进入了一个愤怒或者绝望的通道，必须通过写作才能缓解，阎连科举例自己的作品为例，比如《坚硬如水》、《受活》以及《丁庄梦》等。但是这种通过写作的方式的缓解，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甚至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读了《受活》之后，阎连科真的使得紧张的关系得以缓解了么？为什么我们则体验了一种紧张的关系的确立？可见，作家所说的缓解，不是一种真正的紧张关系的解除，而是一种紧张关系的确立。读了余华的《活着》，我们解除了紧张关系么？或许有一些共鸣，但是更多则是一种明确。就像读了《红楼梦》并没有使得我们能更爱这个世界，但是却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于是，从某种意义来说，作家的所谓紧张关系的缓解，不过是一种确立和明晰，一种对于生活的探底冒险历程，以及对这次历程的记录，毕竟其实，除了自己也许什么都不能改变，什么也没有改变。

 

阎连科进一步说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无需确立紧张关系，就可以写作出作品，比如沈从文，汪曾祺等。他发展了这种思想，将其称为第一与第二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从陶渊明开始，到李渔，到周作人，再到沈从文，以及汪曾祺，也包括孙犁等。

第二条道理：从屈原开始到杜甫，鲁迅等等，简而言之，就是具有批判精神的。

 

当然这样的分类，仅仅是作为“乡土文学”而言，所谓的“乡土文学”，其实简单一点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对于诸如苏东坡，李白，李商隐这样的作家而言，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所以无法处于这种严格的分类之中。可是，陶渊明也好，沈从文，或者孙犁也好，他们可以将与现实的关系，转换到一种平静的表达之中，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将他们的写作目标对准了不同的对象。于是，所谓的乡土文学又从另一种通道上升到了理想的美学中去了。这种纯粹的美学理想作品，很多人以为消失了，但其实它永远不会消失，比如在当代，李娟仍然在写这样的作品。因为总有一些人从一开始，从本能来说，就拒绝进入社会的统一模式中去，他们就想游离出其外。当然我们永远都清楚我们爱桃花源，是真的爱这个地方么？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个乌托邦，我们只是爱那个幻想。其实，这些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还在，甚至更加强烈，才转而去写这些理想之作，这些平静之作吧？但是不管如何，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给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不同于鲁迅那种直面且强攻现实的作品。他们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隐蔽在平静和美好之下，就像阴影存在与文本的空间之中。陶渊明往终南山，虽然悠然见南山，但依然是结庐在人境。

 

阎连科举了很多当代文学的作品，作为开创了第三种道路的例子，比如《秦腔》《白鹿原》《长恨歌》《檀香刑》《尘埃落定》《古船》等等。这些作品都努力开创一种第三条道路的表达，一种既不是沈从文式的，又不是鲁迅式的。阎连科赞叹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不同的现实，不同的现实主义”。在这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阎连科说了很多，这些话也许不能成为一个体系，一个严格的意义范畴分类，但是他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视角，从这些视角里，我们看到了那些努力写作的人，看到了他们的动机和态度，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人类最美好的发明之一文学的可能性。在我看来，对于这种可能性的确认，才是最最重要的。这种可能性才是我们直面现实之后的艺术才能成为可能，也使得艺术地直面现实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