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廉政文化对当下廉政建设的启示

　　【摘  要】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历史文献中，“廉”是一个重要概念，它代表着一种政治思想主张和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一直受到圣人君子的崇尚。正是古代廉政思想的不断积累和发展创新，才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可以说，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廉政文化  廉政建设  启示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廉政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无数的实践，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并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新形势下，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引导和警示作用。

　　一、古代廉政文化的历史沿革

　　1、廉政文化的启蒙

　　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反映，文明诞生之初的氏族首领已经注意到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为政“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这里面就包括了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多层次含义。《尚书·皋陶谟》中提出的所谓“九德”，也主要是针对为官者的素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皋陶谟》中表达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所在，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的深层次价值观，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在这个时期，“贪”和“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也已出现。史云黄帝时“缙云（一种官名）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这与轩辕黄帝“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的为政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皋陶谟》中提出的“简而廉”的“廉约”观念截然不同。对贪贿的指责与对廉、勤的赞叹是早期廉政文化最淳朴的形态。

　　2、廉政文化引入律法控制

　　随着国家的产生及其形态的完善，廉政文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三代（夏商周）就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三代王朝的更迭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天命”无常，要保持统治的长久就必须把剥削和压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必须对被统治者“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大家所熟悉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等等言论，就是“民本”思想触动统治阶级政治神经后的感慨，也是三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产生的深层文化意识之一。实际上三代的社会结构及其所决定的政体形式，使廉政制度的建设只能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例如三代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地区实际只限于“王畿”，官僚的选拔主要依据血缘而非才能，分封式的地方行政制度使中央对地方并没有直接的管辖权。这都使廉政制度的建设及其范围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当时廉政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

　　3、廉政文化进入全盛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激励的竞争面前，为了强国的需要，为了管理多层次并且逐渐庞大的官僚队伍的需要，廉政建设的迫切性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的面前。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家、思想家们关于廉政问题的思考多姿多彩。齐相晏婴云：“廉者，政之本业。”晏子的话含义很深刻，意思是廉政能否持久，关键在于各级官吏能否做到坚守美德，出污泥而不染，做廉洁的表率。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周礼·天官·小宰》中作者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廉”观就大体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中国封建时代的廉政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与完善的。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表现形态还只是停留在对执政者的道德诉求和对腐败贪贿者的指责以及简单的刑律处罚。在井田制瓦解后的春秋战国之际，基层社会由血缘式的族聚结构化解为个体小农，对整个社会直接控制的郡县制和官僚制的建立，使廉政建设成为上自君主下至庶民都十分关注的对象，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由此才变得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