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右军以后一人而已”:高二适的自信 高二适的性格可以用“狂狷”来形容。他曾说：“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又言：“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高二适常“一鸣惊人”，他在《新定<急就章>成，题两绝句》中高度肯定了自己的草书创作：“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捉笔有传书。”此外，他对汉魏以后的草书家颇有微词，他认为怀素“草无准则，且俗冗笔多”，认为孙过庭“千字一律”。他对草书家“不识章草”，表示遗憾，他说：“仲温草圣，惟写《急就》，其误与赵孟頫、邓文原同。且即唐颜师古，宋王应麟亦均不识章书，近代王国维，抑更自郐无讥。”高二适对清人的书法创作基本上也呈否定态度，他说：“清人最不知书，以狃于隶迹故。”他对同时期的林散之和于右任的草书也持同样的态度。他评价林散之说：“林散之，乌江人，近年始与鄙为友，作草无法。”他评价于右任说：“于君论书至此风流扫地尽矣，掩卷三叹。”“此似右任自身之病语甚深也。”高二适对草书家的责难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他认为学草书必须以章草为祖，正如他在《松江本急就章》题批中所说：“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草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与高二适草书审美追求相合的是宋克的章草书风。高二适对宋克的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题《宋仲温大草》中说：“大草行以侧势，带章书笔法尤佳”。 《松江本急就章》题跋 高二适书写的作品中经常能见到“草圣平生”“证草圣斋”“草圣吾庐”这三方闲章，这三方印章无疑是高二适内心独白。“草圣吾庐”是好友史秋鹜为高二适所治大印，另外两方是好友宋荆棣所治，高二适在答谢诗中给我们看到了他的自信：“证圣何如得圣名，龙蛇飞舞豁平生。向来中国尊皇象，可信东吴产笔精。自宝奇觚为善解，老丁长乐欲无营。多君铁石明吾志，五百年前孰我争。” 《证圣何如得圣名》 二、高二适对笔的重视与选择 高二适对硬毫笔情有独钟。他曾说：“清人均称赵（子昂）、董（其昌）均用羊毫，故书成弱势。今之世稀有能使硬管者，此书法之所以日退也。”他认为在清人大力提倡羊毫后，书法在倒退，而倒退的原因是不懂用硬毫笔，这一观点与晚清书家提倡的长锋羊毫大异。对于草书创作，他仍主张用狼毫，他说：“如作草，仍宜狼制之管。”长期为高二适提供毛笔的是笔工费在山。高二适长期与费在山通信，他说：“狼毫，我还求二三佳管。如前寄来之‘精品狼颖’者，至可用。求索一而再，再而三，希台从谅之为幸。”在信件中亦可了解到高二适的选笔标准，他说：“吾所求在毫刚可住笔。”他还喜欢费在山送给他的鹿毛笔，并因此作《湖州鹿毛笔歌》。他觉得费在山的好笔让他书法不断进步，为了表示感激，他送上珍藏字帖：“惟将选贻老弟肃王府本《淳化阁帖》全部，计十本，另新《刘梦得集》一部（刘诗文均可学，大有造於足下）六册分装。南京军部不日有车赴湖州，将託一门生送上，请少竢之。”此外，高二适还赠《定武兰亭》，供费在山临习之用。 《湖州鹿毛笔歌赠在山》 三、高二适的“疾”“涩”之道 “疾”“涩”之说发端于蔡邕。蔡邕认为:“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趯之内。”“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疾”“涩”之论在清代备受碑派书家推崇，刘熙载云:“古人论用笔，不外‘疾’‘涩’二字。涩非迟也，疾非速也。”“疾”“涩”之法被认为是碑派书法的不二法门。高二适用笔也推崇“疾”“涩”之法，他在跋虞世南《笔髓论·指意》时说:“适按：此即‘疾’‘涩’之法。作书缓急互用，得‘疾’‘涩’之法，书妙尽矣。”他在题唐拓《十七帖》时说出了草书用笔法则：“此帖笔笔停顿，草法之上乘者也。”“节节停顿”，正是蔡邕所说的“紧駃战行之法”。此外，他又追求“沉着痛快”，他说：“吾求书法能如此四字，可矣。”为了追求这一效果，高二适主张写字运腕，他在题《曹娥碑》云：“小字亦纯乎用腕，一涉指功即无成也。”在题《龙藏寺碑》时又言：“写此碑纯用腕力，若非悬腕，即不能成字。” 《唐拓十七帖》题跋 综上所论，高二适注重草法的源流，把章草作为草法准则。虽然高二适与王蘧常一样着力点都是章草，但高二适在整体风格上接近宋克的章草书风，飘逸雄健，是帖学章草书风的回归。值得注意的是，高二适虽然延续帖学书风，但他亦推崇向来被碑派家奉为圭臬的“疾”“涩”之道，这也为碑帖融合提供了一条借鉴之路。 作者：钟源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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