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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统治者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其实北宋也正是亡于这些士大夫之手。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劝说石守信等武将“择便好田宅”，广置田产。由此开始宋初文武官僚无不广占田产，而且这些田产都是良田沃土。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让武将广置田宅，变相鼓励土地兼并 宋初宰相王溥的父亲王祚，“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宋初武将米信“纤啬聚敛，为时所制”，“外营田园，内造邸舍，日入月算，何止千缗？” 朝廷不抑制土地兼并，士大夫也都乐此不疲，武将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的，文人士大夫却是给自己的兼并土地占据良田美宅找了一个好理由： 为国守财、输纳救急。 他们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缓急盗贼窃发，边境骚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他们占据大片土地田产，是给国家给朝廷守财的，当出现逆匪暴动，边境不安时，他们要把这些兼并得来的钱财送给国家给朝廷平叛打仗用。 多么正义高尚的理呀。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北宋统治者也这般认为，但是事实是无情的，北宋从建立到亡国，却没看见史书上有多少士大夫给国家“乐于输纳救急”的记载。 翻开史书，我们发现北宋“不立田制”。堂堂一国竟然不建立明确的国家土地制度。“不立田制”而又“不抑兼并”，北宋却又在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不干预土地兼并。 也就是说，宋代没有明确的土地制度，它对于土地的买卖是放任的，政府只干预买者卖者到官府登录交钱交税就行，政并不干预土地买卖本身。 北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于是士大夫开始疯狂地兼并土地了。 北宋第一个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浪潮出现在宋真宗、宋仁宗统治时期。 这个土地兼并浪潮是在刘太后的亲族的带动下窜起来的。  北宋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太后刘氏 刘太后刘娥，宋真宗的皇后，宋朝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在仁宗朝，她是一号人物。 大臣王蒙正“恃章献（刘）太后亲，多占田嘉州”，“侵民田几至百家”，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因为刘太后有诏，“诏勿收赋”。 娶了刘太后侄女的马季良，本是个茶商，他“冒立券，庇占富民刘守谦免户役”。他通过假冒地契的方式，以帮助富裕户免力役的方式，占了刘守谦的土地。 连经常出入于刘太后家，与诸贵人有关系的的海印大和尚，也“恃势据民地”。 在这种风气下，各地官僚豪绅纷纷广蓄田产，那些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也不甘落后。 宋史中常可以看到某某“有田七百余顷”，某某“有田数十顷而衣食之”，某某有“美田百顷”。  宋朝士大夫消夏图 这些文人士大夫，正是因为有了良田美宅，不愁吃喝，所以可以优游山林，怡情养性了。 “枕琴籍书，酿醇酒，养灵菜，优游云泉”。 士大夫的生活好不惬意。 到了宋仁宗末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为俗，重禁莫能禁止焉。 国家版籍上登记的土地数量，宋真宗时期为524万顷，到宋仁宗时期已经锐减到228万顷。 土地兼并，隐田漏税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 所以到了宋英宗、宋神宗时期不得不进行新政、变法。 《宋史·刘敞传》中记载了刘敞严惩一范姓大户偷税漏税的故事。  陕西有一个叫范伟的人，他拥有田地，家境殷实。不过每年要向朝廷交很多税，他动了歪脑筋了。 偷税逃税在当时是重罪，但是还是有很多空子是可以钻的。 这范伟胆子够大，他从自己的姓氏上打起了主意。他听说先朝有个叫范祚的人，曾任监察御史和武功县令，在任时期勤劳能干，政绩斐然，皇上曾经下诏说他的后代永免赋役。 官宦子弟可以免役，这是大宋朝廷对士大夫的优待。 范伟就从这里入手。他花钱弄了假证明，说自己是范祚的孙子，估计也花钱买通了地方官，还真让他蒙混了过去，逃过了两税徭役， 后来有人告发他，长安派人核查。  北宋农民 听到风声的范伟接下来使出了绝招。 他派人盗掘范祚的坟墓，又掘开自家祖坟把自己死去多年的祖母从墓中挖出，埋进范祚墓中，声称自己的祖母是范祚的继室。 为了提高可信度，以防万一，范伟又找到了陕西名士雷简夫。 这个雷简夫可不是一般的名士，他在四川为官时，结识了苏洵，二人相见恨晚。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拜谒简夫，以师事之。雷简夫写信向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荐“三苏”父子，对三苏父子是有知遇之恩的。 范伟找雷简夫干什么？ 很简单，写墓志铭，彻底把他是范祚孙子的事情坐实。 看着摆在面前的真金白银，雷简夫毫不犹疑地为范伟写了墓志铭。不知道雷简夫是真的毫不知情，还是被巨额润笔费蒙蔽了良知，大笔挥洒间，将范伟是范祚孙子的事写进了墓志铭中。 有名士撰写的墓志铭作证，范伟躲过官府的追查，前后享受了数十年的免税待遇，不知道偷逃多少税款。自此之后范伟越发嚣张了，他倚仗有钱，拉拢府县官员，抓住他们的把柄，横行乡里，使得百姓无不痛恨他。  宋代农民劳动图 直到嘉佑五年(1060年)，范伟遇到了刚正不阿的刘敞，才东窗事发。此时的范伟已经“冒同姓户籍五十年”了，逃税之巨很难算清了。 刘敞前后查证了上百个证人，终于查清了案件，名士雷简夫收受巨资写假墓志铭的事曝光，名声一臭千里，一些人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两年之后，雷简夫带着污名去世。 刘敞最后将案子定为冒荫避役，判决范伟极刑。还没有来得及给范伟施刑，刘敞被朝廷召回东京，范伟立刻翻供。 要说这范伟的确有能耐，他前后翻供四五次，使得案件久拖不决，最后闹到了御史台。 御史台维持原判，范伟最终被处死。 范伟只是一个普通大户富户，比起那些士大夫出身的官员，范伟的罪只能小的如沧海一粟了。 土地兼并不但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更糟糕的是引起世风败坏，奢靡之风兴起，士大夫道貌岸然。 所以我们看到范伟为了占地避税不惜假冒祖宗，不惜盗掘他人坟墓，作出把自己祖母与人合葬的悖伦理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名士雷简夫为了巨额润笔费不惜替范伟写了假的墓志铭。不惜歌功颂德歪曲事实，士大夫早已率先道德沦丧了。  以失败告终的王安石变法 所以我们看到王安石变法时，遭到士大夫不惜以性命相博的反对和抗拒。 当然，他们用的是维护百姓利益的旗号反对的，以体现出他们的爱民体国。 他们却忘了，他们百顷千顷良田就是兼并百姓赖以生存的田地得来的，真正欺压百姓的就是他们。 保守的士大夫阶层对抗变法，其实就是保护自己。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如此而已。 他们最终成为胜利者，他们将除了王安石之外的几乎所有的改革派大臣打成“奸臣”，形成强大的舆论，使得后人将他们写入了宋史奸臣传中。 这些改革派变成了北宋灭亡的罪人，而他们自己一个个都成了忠臣。 这些心怀天下的士大夫，眼高于天，看不到他们眼皮底下的百姓的死活。  有贤相美誉的文彦博 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任将相达50年的文彦博一语道破了天机。 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这一句话，直接揭开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面具。 不管你承不承认，他说得极有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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