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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管锥编》是写什么的,应该如何去阅读?

 见素抱朴780 2018-10-11

第一,《管锥篇》写的什么?

《管锥篇》就是钱先生读「经、史、子、集」的笔记,有考证、有注解,有阐发、有评论:

  • 《管锥编》是钱锺书在 1960 和 70 年代写作的古文笔记,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代典籍,采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的缜密的考疏。
——引自维基百科词条:管锥篇

所以,我觉得《管锥篇》,主要应该算是考据学著作,相当于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顾炎武《日知录》、王鸣盛《蛾术编》。。。。。

但是里面也有点像诗话、笔记、札记,如《容斋笔录》之类的,还有一些很灵性散文,也有书法、绘画、哲学的一些评论。

总之,《管锥篇》相当于读书心得,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考据训诂和比较研究。

第二,《管锥篇》牛X在何处?

按道理说这种对经传注疏,诗话、笔记、文学评论,古往今来汗牛充栋,天才学者,辈出如云。

如:刘歆、郑玄、孔颖达、钱大昕、袁枚。。。等等。

为什么学术界对钱先生的《管锥篇》评价这么高?


除了钱先生辛辣幽默的文笔,我想主要是下面两点:

其一,《管锥篇》体现了一种「学以致知」的境界。

也就是今天说的「能坐冷板凳」,「为学术而学术」:我不知道有什么用,我就是好奇,觉得有意思,没有任何功利性。

用郑朝宗引用过钱先生一句话就是: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见郑朝宗。《钱学二题》,1988,厦门大学学报,第三期)

这本书是钱先生在「荒江野老屋」的「冷板凳上」的自娱自乐,根本就不是为了出版,更不是为了留名后世的等身著作。


其二,《管锥篇》考据引证材料的丰富,信息量巨大密集。

如前面所言,古往今来考典阐经,随笔诗话的著作汗牛充栋,大家如云。

但钱先生的牛X之处在于,有很深厚的国学功力,同时「对西方的那一套很熟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小见大,视野广阔且独特。

用学术一点的语言说,《管锥篇》将中西文化熔于一炉,既有横向历时的比较研究,也有纵向共时的比较研究。

所以,我觉得「脚踏中西文化 一心做宇宙文章」这两句话,应该更符合钱钟书,而不是林语堂,

林语堂的英文非常好,但国学修养应该比不上钱钟书。我们都知道钱先生文字非常有灵性,非常幽默,但钱先生经学造诣也很深,

所谓「国学」其实核心就是「经学」:经学和先秦史学、中国思想史、中国文献学几乎没有办法截然区分,而经学核心的研究方法是考据训诂之学。

研究中国学问,不懂考据训诂,文献版本之学,你一辈子门都摸不到,在国学上有大成的学者,无一不是精于考据之学,像钱大昕、张之洞、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等等。

《管锥篇》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路数:


谈论谈经学问题的时候,引证古训的同时,突然会引证一条拉丁文的文献,一会一条德语文献,加上辛辣独到的点评。

谈论历史问题的时候,会引证一条古希腊史料,也会谈古罗马某个学者怎么看相同的问题,摆出一个鬼都看不懂的拉丁文单词,或者什么中世纪的法语典故,莎士比亚的著作一个句子,然后给出精彩绝伦的翻译。


这表示钱先生平时读书非常细致,他是用一种「卡片式」的读书方法,对材料进行分门别类。

所以,钱先生只是去图书馆借书,不怎么藏书。借书读的时候,看到一条又意思材料,就用卡片记下来,以备以后可能要用到。


他的治学以旁征博引,材料丰富著称于世,其实都是这么积累下来的。这种「卡片式」的读书方法,很多大学者都非常推崇,比如裘锡圭、李敖。

「有米面,还要有巧妇」,能积累材料是其一,关键你怎样驾驭这些材料,这就需要一定的逻辑推理和联想发散思维的能力。显然,钱先生在这方面也是一流的。

第三,《管锥篇》怎么读?

前面都说得很空,我就以实例子来分析,读《管锥篇》你最好懂懂一点考据训诂,文献版本之学的国学知识,稍微通一点西方文化掌故,不然你就不知道妙在何处。


《管锥编》第一册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经学》和《史记学》,就以第一册文章为例子。


我所依据版本是为「中华书局版,1979版」,下同


《易》为群经之首,《管锥篇》第一册第一篇就是谈论周易的:《论易之三名》,这篇文章跟训诂学和西方哲学有关。

开篇钱先生引西汉纬书《易纬乾凿度》和郑玄《易赞》的立论——「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

接着钱先生展开所谓的训诂学中所谓的「纂集」之「类聚」,有点像逻辑学中归纳法(Induction),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三百年学术史》所说的「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之研究,求得公则之法」,

钱先生展开了一长串的「类聚」引用:

  • 引《毛诗正义》——「志」之三训:

  • 引皇侃《论语义疏》——「伦」之四义:

  • 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王」之五义

  • 引佛学文献《法华玄义》——「机」有三义

  • 引《吹景集》——「佛」有五义

立论之后的长串引用之目的,为了得出结论「胥徵不仅一字能涵多义,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所谓「合諸科」於「一言」。

也就是说汉语汉字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字多意,且多意可以并用,汉语的这种微妙之意境,我想多数人都能体会,我们一般说「话外之音,言外之意」,「易」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汉字。

好,说道这里,钱先生就开始挂人打脸,他把谁挂出来了,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

德吹黑格尔蜜汁自信的说道:

汉语不是思辨的语言,相比德语汉语就是low B。

同时举例德语中的「奥伏赫变’(Aufheben,扬弃)」:相反的两个意思在一个词中,拉丁文都没有这么吊炸天的词汇。

这个材料是钱先生引自黑格尔的德语著作《逻辑学》:

钱先生先是辛辣的嘲讽一番黑格尔:

他不懂汉语,不能怪他,无知和偏见掉以轻心,某些大师,为了显示自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总会语不惊人死不休。

接着引证汉语中一长串的「正反同词」,而且中国人使用正反同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德语,德国人的祖先恐怕还在山洞里画水牛:

引《论语》《墨子》等文献,举例「空」之分训,又「乱」训「治」、「废」训「置」为反训,也即「正反同词」:

然后用排比句点评,说理:之所以这样一个词汇有相反的两种意思,是因为人的思想的复杂性,

我举个几个例子,比如:年轻人谈恋爱的都知道「爱恨交织」的滋味,女人有时候「欲拒还迎」;女人「矜持」是拒绝别人,还是为了吸引别人?

上面所说的「易、诗、王」等字的含义,就是「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易」的意思,「不变、变化」,「简易、复杂」都有,不就是黑格尔说的「奥夫燮变」二义兼有,也即所谓「合训」:


接着继续引用古籍文献,证明正反同词在很多情况下「二义」只用「一义」,也即所谓「分训」。

「放言」之「放」为「放纵、极尽」和「放置、舍去」两个相反的意思,但却不能跟「「奥夫燮变Aufheben」」两个意思同时都表达,必须舍弃一个意思:

黑格尔说的「奥夫燮变Aufheben」的「灭绝、保存」二义是「合训」,钱先生则证明很多德语文本中也只用一义,也即「分训」:

引用康德哲学、席勒散文、冯德心理学、歌德诗评等德语文本:

「奥夫燮变」的合训:二义并用

钱钟书在此引证9种德语文献说明「奥夫燮变」并不是都是「合训」,也有「分训」,是不是有种感觉,怎么钱钟书比黑格尔还懂德语?

接着钱先生又讨论一语双关,又是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庄子、荀子、左传、诗经》

诸如此类,不一一举例。

最后文章结尾又回到对「易之三名」的讨论,引证汉、希腊、法三种文献证据巩固结论:

  • 「变易」和「不易」和「简易」叫做背出分训、

  • 「不易」和「简易」叫做「并行分训」

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所谓「总-分-总」模式,主题是「易之三名」,讨论一字多义,一语双关这种微妙复杂的语言现象,引证了古今中外多门语言的文献材料,以训诂学的类聚、反训、类聚、递训、分训、合训进行分析。

文章确实狠狠的打了黑格尔的脸,黑格尔与其说是无知掉以轻心,不如说是那种自大的偏见。

只能说道这里了,再举例其他文章,这个回答就太长了,主要是《管锥篇》每一篇文章信息量巨大密集,当然,也有人说钱钟书是掉书袋,

总之,钱先生治学两大特点:

  • 言必有证,视野广阔,材料丰富,旁征博引。

  • 逻辑严谨,以小见大,联想发散,视角独特。

所以,《管锥篇》要慢读,看不懂要查阅工具书,不然就很难读进去的。因为信息实在太密集了,没有一字无来历,而且很多都是外文文献,加上是文言写作。

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告诉我们:文史研究一定要有文献为依托、凭据,字字有来历,信口开河,想当然是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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