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讲到，东方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连思想都算不上。他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倒是对中国的“易经哲学”，黑格尔表示颇有些好感。他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那些图形（指卦爻符号）的意义上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 黑格尔无非是认为中国学问没有对概念的思辨，因而没有哲学，虽然易的卦爻符号有了抽象的思想意义和具体的规定，但还是很不够的，没有被概念化和对概念的思辨。 对黑格尔的这种看法，钱钟书先生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在《管锥编》第一册第一篇文章《论易之三名》中，钱钟书先生如此写道：“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后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黑格尔一生的抱负是发誓“让哲学说德语”，就是要把德语用于思辨，他成功了。可是，他不懂汉语，又凭什么说汉语不宜思辨，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学问之有哲学之可能？ 《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以“变易”与“不易”两个完全相反之义融于一字之中，这不正深涵着黑格尔“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的概念思辨意味吗？此种训诂诚然颇有思辨意味，即使是国人亦有颇不可理解者。如清初张尔歧在其《蒿庵闲话》卷上即表达出这种不可理解：“‘简易’、‘变易’，皆顺文生义，语当不谬。若‘不易’则破此立彼，两义背驰，如仁之与不仁、义之与不义。以‘不易’释‘易’，将不仁可以释仁、不义可以释义乎？” 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是“苛察文义，而未洞究事理，不知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固古人言天运之老生常谈”。在易理之中，其实变易与不易、阴与阳之类，相反之机常并行同在，一阴一阳、亦阴亦阳，阴有中阳、阳中有阴，阴阳互含，相资而行，这本是万物存在最深层的本然状态。从字义训诂而言，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变易’与‘不易’、‘简易’，背出分训也；‘不易’与‘简易’，并行分训也。‘易一名而含三易’者，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也。” 不只是“易一名而含三义”颇有思辨意味，其它如论、孟、老、庄、墨、佛，此种训诂与观念亦比比皆是，钱钟书先生论之详矣，只可惜大哲如黑格尔者不懂汉语。 （作者陈仁仁，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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