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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揭秘||“故宫盗宝案”始末

 梦想童年594 2018-10-12

     1934年11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涉案嫌疑人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提起公诉。此案件涉及的财宝之贵重、数量之巨大令人咋舌。

悍妇举报信

       1932 年 8 月 29 日,一封匿名信寄到北平政务委员会,控告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擅自处理故宫物品,盗卖故宫古物。

       当时,故宫正在处理清宫与历史艺术无关的物品。故宫方面原本打算将这些物品拍卖,但是拍卖照惯例要给拍卖行提两成佣金,太不划算。于是,故宫决定采取公开零售的方式。每个星期日,有兴趣的买家都可以到故宫专设的发售室选购。

故宫太和门北望太和殿,五人合影居中者为吴瀛。吴瀛1924 年受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参加清点故宫文物。

       南京监察院派来两名监察员周利生、高鲁,专程到北平调查此事。周高二人在故宫调查了两个星期,虽然没查出什么所以然来,但他们还是向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提交了对易培基的弹劾。消息传来,故宫博物院上下大哗,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大家觉得国民党元老、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张继的老婆崔振华,嫌疑最大。

      不久前,崔振华也赶来故宫选购。发售室设在神武门附近,选购者照例是要买了故宫的参观券才能进入。崔振华认为自己是馆长夫人,于是昂然直入。可门卫并不认识她,硬是拦住她不让进。

       崔振华是有名的“河东狮吼”。她怒不可遏,大呼小叫起来。赶巧儿,当天秘书长李宗侗当值。崔振华见了他一通发泄。“ 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女婿,也是大少爷脾气,当面锣对面鼓地闹得不可开交。

结怨于人事
       崔李之争其实只是“易培基冤案”的一个导火索,其更深层次的矛盾,早在几年前的人事安排上就埋下了。

易培基

       易培基与故宫博物院关系至深,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故宫收归国有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从那时起,易培基和李煜瀛一直都是故宫博物院管理层的核心成员。1928 年北伐成功后,作为国民党和故宫博物院的元老,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李煜瀛被委任为理事会理事长。从历史渊源看, 他们二人领导故宫博物院众望所归,而另一位被国民党塞进故宫的张继,就显得有点儿不能服众了。

张继

       张继,字溥泉,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闹革命。1920 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 也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

       在 1928 年底召开的故宫博物院第一次理事会上,李煜瀛、易培基、张继三人均被推为常务理事。经大会讨论, 李煜瀛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张继任副院长,但后来张继并没有当上副院长,他与易李二人的梁子也就此结下。在易李二人的运作下, 张继没当成副院长,只捞到了一个文献馆馆长的位子。主持故宫日常工作的则是秘书长李宗侗。李宗侗早年留学法国,后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看似资历不浅,但他能得到秘书长一职,主要因为他既是易培基的女婿,又是李煜瀛的侄子。

       就在周利生、高鲁发出对易培基的弹劾不久,北平《快报》记者谢振翮等七人联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检察署检举易培基图利渎职。他们举报,故宫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时候价格太低,而且还处理了具有历史价值的金八仙碗。这次举报随着媒体的介入,变得沸沸扬扬。易培基不得不在 1933 年 1 月向国民政府呈文,为自己申辩。

       易培基指出,处理金器是经过故宫理事会和国民政府批准的。所谓的“金八仙碗”其实是残品,“制作恶劣,绝无美术可言”,而且故宫里类似的八仙碗很多,就连寻常金店里也有销售。临时监委会认为,它们并不具备历史和艺术价值。

       易培基的答辩有理有据,周高二人的弹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幕后指使人并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又罗织了罪名,卷土重来了。

电报露了底

       1933 年 5 月 1 日,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信,以参观的名义来到故宫博物院。当庶务科虞科长接待他

时,这位朱检察官却提出来要查看院里的文件卷宗。虞科长连忙打电话请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应允,可吴瀛却觉得不妥:“他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参观信, 如何能看文件呢?”于是,经过双方商议,朱树森只在院内看文件,但经手过处分物品的人员要随时听候他问话。

       不久前,故宫博物院会计科职员秦汉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宫免职。他向张继夫妇告发,会计科负责人萧登青赶着办理积压数年的报销,让文具店老板改开了几张单据。

       根据这个爆料,朱树森在故宫很快就从账目中查出了 600 元单据不符。他以为发现了什么真凭实据,立即询问了文具店老板李宝书。李宝书说:“我店与故宫博物院做了多年的来往生意,总是陆续送去各种文具先用, 每届月底开一总账单交庶务科核对结账。这次会计科编造报销,要将笔墨纸张簿籍等分几张

民国年间发行 的《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

小账单开列,才符合报销册的栏目,故叫我店把每个月一张的总账单分作数张小账单。而每月我店所开小账单的合计数目,与总账单是符合的。”朱树森一查, 总数果然对上了。这不免令他泄气,很快便返回了南京。

      1932 年日本人的势力已经逼近平津,为保国宝无虞, 故宫同人开始酝酿“国宝南迁”事宜。一日,电报局将一封写着“长安饭店,朱树森先生”的电报送到了吴瀛家。朱树森当时已返回南京,电报无法投递。由于电报局的工作人员是吴瀛的朋友,知道朱树森是为故宫博物院而来,因此便将电报送给了吴瀛。电报上这样写道:佳电缓办,即查古物有停运否?俾转政院,勿藉案停运。张嘱尹即来,费先筹给,程已保外否? 并电复! 烈蒸。

       故宫众人分析,发电人“烈”,应该是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张”即张继,“尹”则是一直冲锋陷阵的尹起文。郑烈是张继的门生。

       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吴稚晖看到电报后怒不可遏。张继夫妇一回北平,他便拿着电报去找他们评理。崔振华不但直认不讳,还撒泼打滚起来。这样一来,双方矛盾完全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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