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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涛 随着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的热播，萧子升——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再次从遥远的历史中向我们走来。他的一生经历坎坷，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与毛泽东、蔡和森并称“湘江三友”。但是因为信仰理念的不同，他最终与毛泽东、蔡和森分道扬镳。 此后，萧子升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故宫博物馆兼领职司等职务，可谓红极一时。但是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宫盗宝案”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本文通过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力图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境，为这一冤案中的萧子升平反昭雪。 北京故宫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建筑群，在580多年的历史中，它以无与伦比的雄伟壮观以及不计其数的奇珍异宝而蜚声海内外。故宫又称做“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一代又一代的光荣与梦想，也让我们感受到一段又一段的屈辱与抗争。 故宫自建立之初，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毫不夸张地说，它收藏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里面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令人流连忘返，当然也令一些非法之徒垂涎三尺。因此，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到新中国时期，都屡次发生过和故宫有关的盗宝案，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32年8月，前后历时16年的易培基、李宗侗监守自盗的“故宫盗宝案”了。 萧子升(1894-1976)，名瑜，字旭东，湖南湘乡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与毛泽东、蔡和森同为著名学者杨昌济的得意门生，1918年与毛泽东共同创立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 后来，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1934年担任北平农事试验场长，1952年去南美乌拉圭，长期从事教育事业，1976年11月21日在乌拉圭病逝。 故宫与萧子升，这两条看似永远不会有交叉点的并行线，却随着1932年8月发生的“故宫盗宝案”，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萧子升会与如此惊天大案扯上关系呢?他究竟是遭人诬陷还是监守自盗?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这起“故宫盗宝案”的来龙去脉。 1928年6月，“二次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北平。6月18日，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以病不克北上，于是电请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萧瑜(子升)、吴瀛代办。此后不久，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子升是该院的秘书长。另外一种说法是，萧子升因与易培基的师友关系，在故宫博物馆兼领职司。通过这段史料不难看出，尽管职务有所不同，但萧子升的确在故宫担任了职务，而且毋庸置疑地是，他和易培基关系亲密，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那时，故宫在旁人看起来可能是财富宝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故宫博物院所需事业费主要依靠庚款基金会临时拨给的3万元维持，并未从国民政府领到分文。因此，经费一直是令易培基头疼的问题。为了弥补院里开支，易培基无奈之下，决定处理一批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包括金砂、银锭、茶叶、药材、绸缎等类物品。这从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中所介绍的一份《故宫博物院处分金砂、银锭、食品临时监察会规则》中得到了印证。 可是即便如此，麻烦还是找上门了。1932年8月29日，在处理完3次遗留物品后，有人控告易培基侵占、盗卖古物，从而拉开了整个“故宫盗宝案”的序幕。1933年1月9日，易培基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辩，针对指控一一反驳，并于1933年10月18日正式提出反诉。 《申报》记载如下：“张崔振华(张继夫人)告发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一案，兹悉易氏于昨日上呈中央监察委员、行政院、司法部，控告张崔振华及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通同舞弊。” 1933年10月22日，易培基再次呈行政院、司法行政部，请依法罢免郑职，归案讯办。 关于案件的具体环节以及易培基、李宗侗与张继夫妇的怨仇，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在这里不详加阐述。萧子升正式与“故宫盗宝案”发生联系，是在1934年10月13日，江宁地方法院以“侵占、伪造、背信、妨碍公务”等罪名对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提起公诉，而萧子升也出现在了这份公诉名单中。 根据《申报》1934年11月5日转载的起诉书记载，萧子升被起诉的具体原因，起诉书作了如下阐述：“又同年易培基充任农矿部长，浮报农业试验场民国十八年六月份维持费一千五百元……又共同北平档案管理处萧瑜，浮报该处民国十七年三个月垫借经费一千一百九十三元二角一分。及共同正定棉业试验场场长崔燮邦及萧瑜，浮报该场维持费一百二十元均分吞没。” 由以上事实中，我们似乎看不出萧瑜与“故宫盗宝案”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他的罪行属于贪污公款。 可是，1934年10月29日的《申报》上，清清楚楚地记载了萧瑜与故宫宝物的关联。这一天《申报》报道的标题是“萧瑜私运古物案”，具体内容包括“前农矿次长萧瑜夫妇私运古物十箱，被法海关发觉扣留，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除由外交部令法公使馆详细查复外，行政院并令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严予查办，该会日内将开会议，讨论此案。” 在1934年10月24日《大公报》上，则又是另一种说法：“曾任农矿次长平大农学院院长兼差炫赫一时的萧瑜夫妇，竟有盗运古物百箱，在法境马赛被扣之说。” 前后3次报道，出入却是如此之大，起诉书中萧瑜的罪行是贪污公款，且罪犯只有他一人；而在《申报》、《大公报》上，萧瑜的罪行则变成了“盗卖故宫文物”，他的妻子也成为了同案犯。而且，这两家报纸所报道的具体盗卖古物数量差距很大，《申报》说的是私运古物十箱，在《大公报》上则变成了盗运古物百箱，数字出入巨大，不由得使人怀疑其真实性。 综上所述，所谓萧瑜参与“故宫盗宝案”，当时就是“莫须有”的，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 针对“盗窃故宫宝物”这一严厉指控，萧子升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于是1934年12月21日，他在《申报》上发表《萧瑜启事》正式为自己辩白，其主要意思是“本人奉命出国考察农业，到欧已将一载，如马赛所传属实，亦或故宫古物果有丝毫非法牵涉之处，均愿受严重处罚”。 调查方特意打了电报去问驻法的顾大使，顾少川(顾维钧)来电说查无其事。他们不信，又派了法官亲身到马赛，结果还是没有。当时，萧瑜前往法国结婚，做了旅法华侨，并未回国。按照国际惯例，本国人在本国犯法逃往外国， 只要不是政治犯，政府可以引渡回国。萧瑜如果真的偷运宝物，被法国海关扣留，为何不商请外交部照会法国政府，引渡萧瑜回国依法惩办?由此可知，关于萧瑜盗宝纯属无中生有之诬陷，并没有真凭实据。 易培基为了不连累萧瑜，在给吴景洲的一封信中再次重申：“马赛事本欲冤不佞，及法使电复绝无事，不知何事累及吾友(指萧瑜)。”经过了几方印证，才最终使萧子升与“故宫盗宝案”摆脱了干系。 可即便如此，“故宫盗宝案”还是对萧瑜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由于原告一方不断扩大虚假情节，积非成是，萧瑜家乡不明真相者亦谣传“萧子升偷故宫'金鸭婆逃往法国”，他因此被迫流落法国、瑞士。从此之后，萧子升长期旅居海外。 直至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所谓的“故宫盗宝案”。1957年8月，萧子升在迟暮之年立下遗嘱，表明了他对“故宫盗宝案”要彻底昭白天下的强烈愿望。遗嘱中说：“现在将些相片慎重寄于你们，望你们过细一看，慎重保存，我等个时机要将它影印出来，四处分送，使世人明白真相。万一我去世了，你们务必在我去世之后，赶快将它影印出来，到处传布。你们只管在国内外不断的邮寄与报馆、学校、当局、时人。”“这是你们所最应该做、最高兴做的事情了。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悲伤，只做此事认为痛快；你们那时对我的死，不必做别的追悼，只做此事便是最有价值的追悼……以后你们每年要纪念我、追悼我，最好就加印加邮一次，你们对我及孝隐夫人的孝敬，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崔振华已死，你们更可公开的大做了，并可将我的题跋也影印出来，一同寄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遗嘱!” 由此可见，“故宫盗宝案”对萧子升的一生产生了多么刻骨铭心的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萧子升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999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报道：“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上述盗宝案作了甄别，并已确认是一场冤案。” 这个65年之后得出的结论，尽管萧子升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但历史终究给出了公正的答案。 当我们回过头来，从头研究这起“故宫盗宝案”时，总会有一种疑惑，为什么当时已经和“故宫盗宝案”脱离干系的萧子升，却被这起无中生有的案件困扰了一生，甚至直到今天，海内外还有很多人将他的名字和“故宫盗宝案”联系上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起“故宫盗宝案件”前后历时16年，牵扯人物众多，既有易培基、李宗侗这些故宫的管理者，也有张继夫妇这样的民国名流，因此影响巨大，而萧子升作为此次事件的一位参与者，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故宫这一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必然会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因而发生在故宫里的盗宝案也会格外引人关注。另一方面，萧子升长期旅居海外教书，在海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这二者的结合也会引发人们的无限猜想。 第三，源于“故宫盗宝案”两位当事人与毛泽东的关系。萧子升是毛泽东早年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起成立新民学会，还曾经一起游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而“故宫盗宝案”的主人公易培基曾经担任过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并且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驱张运动”。易培基既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他的战友，这些关系必然会增加人们的关注度。 第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行漫记》的出版，在这本描述中国革命历程的著作中，毛泽东和斯诺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谈话：“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做易培基手下的那个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由于案发时毛泽东远在中央苏区，他与萧瑜的联系完全中断，因此很有可能是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而得出的上述结论。但正是伴随着《西行漫记》的风行出版，萧子升——这位案件中的配角便与“故宫盗宝案”有了紧密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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