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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载光(1948-),男,湖南衡东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湘潭,411005。; 摘 要： 船山学术尊张载也尊周敦颐, 他认为二人的学术思路是一致的。他批判王阳明心学“阳儒阴释”, 也批判朱熹理学末流“沉溺于训诂”, 抱残守缺。他要弘扬的是周、张正学, 同时也是弘扬与周、张学术一脉相通的胡宏、张栻湖湘学派。 一周敦颐是出生在湖南的第一位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奠定了宋明道学的基础, 也创建了湖湘学术的基本特色。从胡宏、张栻到王船山, 他们都极力推崇周子, 并以继承周子学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船山说:“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 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始终。”而张载进一步发明太极阴阳的内在规律。“《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 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 皆本此以成, 故曰‘率性之谓道’” (《张子正蒙注·序论》) 。“太极一图, 所以开示乾坤并建之实, 为道之所自立, 而知之者鲜矣。” (《周易内传发例》) 他认为张载学术是与周子互相发明的。“盖张子之学, 得之易者深, 与周子相为发明。” (《张子正蒙注·大易》) 他认为《正蒙》阐述的正是《通书》的意蕴。周子的“太极”与张载的“太和”一样, 都是用阴阳之气的宇宙本原来说明人与万物的本性本质的形成, 性气合一, 以诚立性。 船山发展周、张性气合一, 以诚论性思想的主要方面, 在他进一步强调气的实在的物质属性, 人性“日生日成”的动态发展, 提出自己的“继善成性”的理论。“继善成性”来源于《易传·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立人极, 遵循的是这条思路:太极就是一阴一阳之道, 人极指完善的人性。成性、成人是宋明道学的核心问题。船山提出“道生善、善生性”, 把善作为天道与人性之间的中介, 从天道自然规律和人类文化 (善) 两方面说明人性的形成, 更具有合理性。 胡宏开创了湖湘学派, 他提出性即是道, 在天为道, 在人为性, 道与气不可分, 性道表现为实在之诚。他的思想是周、张思想的继承, 同时也吸收了程颢“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胡宏的性道合一、性气合一, “以心著性”形成湖湘学派不同于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自己的特色。船山纠正程朱, 批判陆王, 打出周张正学的旗号。实际上在一些哲学基本观念上, 他坚持胡宏湖湘学派的立场, 批驳了朱熹对胡宏的批判。 胡安国、胡宏父子是南宋传播道学最早的人物, 不仅开创了湖湘学派, 而且对朱熹学术也有影响。胡宏的从兄胡宪就曾经当过朱熹的老师。但在胡宏死后, 朱熹理学的势力壮大, 对胡宏哲学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与改造。在这个过程中, 胡宏弟子张栻与朱熹交往很多, 但他没有立场鲜明地坚持胡宏思想, 而是在胡、朱两种思想斗争中进行调和, 形成湖湘学派与朱熹理学表面上的合流, 但思想的分歧依然存在。 胡宏的主要哲学著作是《知言》。为批判胡宏哲学, 朱熹撰写了《知言疑义》, 从八个方面批判湖湘学派的学术。《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认为:八个方面实际上只有“理欲合性”、“以心成性”, 不以善恶论性是具体的哲学问题。其余如“语论过高”、“气象迫狭”等评语都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意气之争。 船山批判朱熹理学理、气分立, 理欲对立的观念, 实际上回到了湖湘学派气性合一, 理欲合性的立场。并且旗帜显明地赞扬胡宏“天理人欲同体异用, 同行异情”的观念, 说他才是颜子与孟子的正学立场。而朱熹天理人欲对立的理论, 则会走向佛教的禁欲主义。 胡宏的性即是道, 性与气是不分的, 它是生生不息生命创化之“诚”, 要人心去体认和完善。所以说“以心著性”或“以心成性”。心是主体思维, 性是生命存在, 心与性是用与体的关系。朱熹的性即是理, 理与气是分立的, 因此只是规律而没有生命创造力。所以朱熹提出“心统性情”以反对胡宏的“以心成性”论。“心统性情”只说明主体精神如何把理性规则与情感结合在一起, 而不能说明感性生命如何同理性精神共同发展。王船山提出的性“日生日成”理论, 说明人性的文化性、社会性与感性生命的自然性相结合, 处在一种动态的生成发展过程中, 克服把人性等同于天理的抽象的教条。他说:“且夫所云生者, 犹言性之谓也。未死以前, 均谓之生。人日受命于天, 则日受性于命。日受性命, 则日生其生。” (《读四书大全说》卷七) 。人接受了自然赋予的生命规律, 每日都在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 这就是生命、也就是性。没有这个基础, 则仁义礼智的文化性就没有根。程朱理学把天理作为人性, 也就是把人的文化道德精神与这个根分离开来, 导致了“存天理、天人欲”的禁欲主义。 船山批判朱熹误释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建立自己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 从而形成天理、人欲对立的理论。“朱子所谓以仁为主, 私欲为客, 亦释张子之语有所未精。” (《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认为理欲对立论并不合乎孔孟儒学的观念。船山批判的朱熹的观念正是当年朱熹批判的胡宏的几个主要观点。 二湖湘学派以道论性, 以诚论性, 对人的感性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关系有合理的说明。船山继承和发展这种思想, 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提出“性日生日成”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论, 克服了前代以善、恶论性、以理论性的抽象与片面。其“继善成性”的进德工夫, 则强调“继则善”、“不继则不善”, 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后天学习过程。贯通本体与工夫的是实有、是不妄, 也就是诚。诚既是说明天道的宇宙本体论的命题, 也是说明道德的伦理学命题。以诚论学, 以诚立人, 是宋明道学内部不同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一个重要派别, 也是从周敦颐、胡宏、张栻直到王船山的湖湘学术的主流思想。 王船山说:“君子之道, 无妄而已矣。天积阳于上而雷动于下, 积者诚也, 动者几, 诚而几, 神矣。……无妄则诚矣。诚则物之始终赅而存焉。” (《尚书引义·说命上》) 诚、神、几是周敦颐《通书》提出的重要概念, 是由天道过渡到人性的具体过程。船山以真实无妄解释诚, 真实就是实有实在, 无妄就是不乱。前者是存在论的说明, 后者是向道德哲学的引伸。“几”是从实有而条理不乱中产生的微妙运动, 在周子主要指内在的心理活动, 船山则把“几”扩展到宇宙自然的运动。“诚”与“几”合起来产生“神”, “阴阳不测之谓神”, “神”, 在天指自然生万物的奥秘, 在人指上天入地的精神思维。 船山认为:由于道产生人性, 有元气受于天和文化精神合于天道两个方面。“周子曰‘诚无为’, 无为者诚也, 诚者无不善也, 故孟子以为性善也。诚者无为也, 无为而足以成, 成于几也, 几善恶也, 故孔子以谓可移也。” (《尚书引义·太甲二》) 一方面, 诚是真实无妄, 人性源于天道的真实无妄, 可以说是至善。但实际上诚是“无为”, 无为可以说是无所谓善恶。这是胡宏说的“善恶不足以言性”的意思。另一方面, 诚经过“几微之动”向“几善”“几恶”不同的方向发展。“几善恶”是周子《通书》提出的概念, 是从自然的人性向具体的社会的人性展开的过程。人性只有放到社会文化的环境中才有善恶标准的评价。 船山继承周子与胡宏的思路, 一方面以至善说明诚, 以维护儒家传统的性善论。另一方面以无为说明诚, 指出性之本实际上是无所谓善恶的, 善恶是在社会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人要“继善成性”;继承天道之善, 完善人性之善。“继善成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性的后天可塑性, 比单纯讲“性善”要全面得多, 所以船山说:“孟子之言性善, 推本而言所资也。……然则先言性而系之以善, 则性有善而疑不仅有善, 不如先言善而继之以性。” (《周易外卷》卷五) “以善为性, 则未免以继之者为性矣, 继之者, 恐唤作性不得。” (《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他不同意以善定义性, 也就避免了从先秦以来的性善、性恶的争论。他以真实无妄的诚定义性, 把自然的实在性与文化的道德性都包括在内。他提出“道生善, 善生性”。由天道之诚产生文化之善, 人善或不善变成人继天道或不继天道的问题。 三船山继承发展湖湘学派的另一个方面, 是他的学术主张“明体致用”, 强调经世力行。张栻是湖湘学派的光大者也是经世致用的力行者。他虽然接受了朱熹一些观念, 但在基本立场上仍然坚持湖湘学术气性合一, 以诚论性, 以心识仁的理论特色。而对湘学影响最深的, 是他把道德伦理哲学落实到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上, 所谓“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既大讲义利之辨的道德哲学, 又不尚空谈, 不废事功, 以经世致用为学术的最终目标。张栻针对当时一些人讲学术脱离社会实际的情况进行了批判。他说:“近岁以来, 学者又失其旨, 曰吾惟求所谓知而已, 而于躬行则忽焉。故其所知特出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诸其躬, 识者盖忧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发之故也。”“循名遗实”空谈道德性命的人, “则夫易于言而行不践者是小人之归矣。” (同上, 《论语解》卷一) 他还提出了实学的概念:“圣门实学贵在践履。” (同上卷四) 船山是清初实学的代表人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船山学术, 说他“言必征实, 义必切理”。讲实理, 重实事, 是船山学术的基本特征。他提出“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的口号, 正是对张栻及湖湘学派讲道德之学又重实事实用的实学思想的发挥。在知行关系问题上, 船山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 也与张栻“知行互发”的观念是一脉相适的。 周敦颐开创道学, 也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湖湘学术, 他讲天道性命的大本大源, 同时又是一个关心民瘼、勤政廉政, 办事能干的好官吏。胡安国、胡宏父子以《春秋》学作为自己学术的旗号, 表达了宏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张栻不只是一个学者, 而且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评价他:“故其德日新、业日广, 而所以见于论说行事之间者, 上下信之。”张栻因为英年早逝, 他的学术理论的规模条理没有来得及扩展, 所以学术影响远不如朱熹大。但张栻发展的重实事实功, 重经世致用, 身体力行的学风, 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湖湘学派, 而且影响了整个后代的湘学。 由于当时南宋面临外族侵侮的严峻局面, 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又是与强烈的民族感情联系在一起来。胡安国大讲《春秋》学的华夷之辨, “为大君开为仁之方”。胡宏拒绝秦桧的征召, 坚决隐居不仕, 同时上书宋高宋主张坚决抗金。张栻则亲自参赞军幕, 参与了父亲张浚领导的抗金战争。南宋晚年, 湖湘学派的许多人物成为抗金名将。如赵方, 吴猎等人都是在抗金战争中功勋卓著, 能独当一面的重臣。蒙古灭宋时, 岳麓书院的学生荷戈守城, 大部分在长沙守城战中战死, 谱写了一曲为民族大义杀身成仁的悲歌。 王船山生当明朝灭亡、满清入主中原的天崩地解之际, 终生“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不能致”。他要象东晋的刘崐一样进行北伐, 驱除满清。他在衡山组织抗清起义, 失败后又参加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最后见事不可为, 则潜心著述, 把民族的复兴寄托在文化的复兴上。船山的“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些偏激的地方, 这在当时处在亡国之痛的历史条件下, 也是可以理解的。 既讲性道之学的大本大源, 又重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讲民族大义而落实到“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具体行动中;弘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为了国家民族团结复兴。这是船山学术的特色, 也是整个湖湘学术的传统。这种湘学传统造就了近代湖南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选自《船山学刊》200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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