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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7日，又一位爱国的大科学家离开了我们。 他就是将自己事业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程开甲院士。 这位“两弹一星元勋”早年为理论物理学的多个领域做出重要成果，回国后，他在自己的中青年、中老年两个时期都为祖国的核武器研制和国防科技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进入暮年后继续从事物理理论研究，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和祖国。 高中毕业同时被两所一流大学录取1937年，19岁的他从高中毕业，同时被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 面对成绩优异的他，被英国著名学者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给他开出公费生的优厚条件。 于是，他没有去交大，而是选择去了浙大。 在这个时期的浙大物理系，他遇到了当时国内最好的一批老师，如束星北、王淦昌等人。 非著名“小助教”得到世界级大学者的推荐1941年，23岁的他从浙大毕业了，旋即留校担任助教。 起初，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当时的物理学前沿——基本粒子产生浓厚兴趣，并醉心钻研于此。 在导师束星北的有益启发下，初出茅庐的他完成了一篇论文，题目是“用等价原理计算水星近日点移动”。很快，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刊物上。 随后，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基础上，他用正则运动方程导出当时国际物理学大师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又完成了重要论文“对自由粒子的狄拉克方程推导”，这一成果经狄拉克本人推荐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创办的《剑桥哲学杂志》上。 与诺贝尔奖成果擦肩而过1944年，26岁的他完成了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 不久，英国学者李约瑟看到了他的文章，仔细修改，并转给了狄拉克教授。 不料，狄拉克本人没有特别重视，回信称“目前基本粒子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 遗憾的是，这篇闪烁智慧光芒、有开创性洞见的文章没有得到发表。 后来，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坎伯利基哈佛大学的莱曼实验室的格拉肖与另外两个理论物理学家。 格拉肖的获奖成果是通过实验证实了基本粒子之间的弱点相互作用理论，尤其是预言了弱中性流，他当时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 除此之外，程开甲与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合作研究，撰写了关于五维场的论文。 1945年，在李约瑟先生的推荐下，程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去英伦留学。 受教于波恩，仅两年就拿到博士学位1946年8月，28岁的他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物理学大师波恩教授的学生。 留学期间，他主要从事超导电性理论的研究，与导师共同提出了超导电性的“双带模型”理论。 他们认为超导电性来源于能带中的空带，由于布里渊区角出现电子的不对称奇异分布。 此间，他表现出了较好的学术潜质，在Nature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 1948年秋，30岁的他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专业研究人员，担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与诺贝尔奖得主、师兄海森堡“争吵”作为一名得意弟子，他受到了老师的悉心指导，并得到了不少与老师合作的机会。 1948年，他与老师玻恩合写了一篇论文寄送给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某国际学术会议。 会议期间，老师有事没能出席。 因此，他受委派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与老师的合作论文。 不料，在这次会上，与他师出同门的师兄、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海森堡就论文观点提出异议。 于是，他与师兄各执己见。 为真理而不懈坚持的两人“不顾情面”，就学术观点展开了激烈争论。 在这场师兄弟的巅峰级唇枪舌战中，他一会用英语发言，一会用德语交流，毫不退让。 最后，担任裁判的大会主席泡利颇为风趣地说：“你们师兄弟吵架，为什么玻恩不来？这个裁判我当不了，还是让玻恩来裁定吧。” 听闻此事后，他们的老师玻恩却为学生而骄傲，并饶有兴致地跟程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 玻恩说，爱因斯坦不循规蹈矩，在科学界经常打破常规，所以才能超越常规。 这次师生之间的交心谈话，让波恩的这位中国学生终身受益。 毅然回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新中国成立后的消息，传到了远在异国的游子耳边。 那时，他在英国有一份稳定的高收入工作，过着优越的生活。 在英国工作两年左右，他再也不能呆下去了，坚定地做出了回国的打算。 1950年8月，他购买了不少所需书籍，整装返国，回到母校浙大，在物理系任教。 后来，因为全国院系调整，他去了南京大学任教。 1958年，他与居里夫人的中国弟子施士元教授共同创办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 随后，他又受命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 此间，他带领几个年轻人研制出一台双聚焦β谱仪，成功地测量了一些元素的电子衰变能谱。 接着，他又根据国内的需要，研制出一台直线加速器。 1959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为中国固体物理学教学和研究提供指南。 1960年，因为钱三强的推荐，他接到命令调离南京大学，急赴二机部九所（院）担任副所（院）长，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分管状态方程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工作。 据说，南京大学不想放人，为此与有关方面打起“官司”，而最终由国防科工委最高领导人亲自给教育部部长和南京大学校长打电话沟通此事，才算了结。 改投入新的专业领域后，他与吕敏、陆祖荫、忻贤杰等人起草了首次核试验测试的总体方案，又与其他合作者合力将核试验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成上百个课题，走遍全国几十所单位，召开了几百次协作会议。 仅用两年，各兄弟单位齐心协力，很快研制出上千台测试、取样、控制等实验设备和仪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自动控制系统在瞬间启动千台仪器，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 这可相当了不起，因为中国在核技术研究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 想当初，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时，测试仪器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都只拿到了少部分数据，而经过我国科学家的努力，我们中国拿到了全部数据。 正是在这个领域，正是在西北，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他隐姓埋名了20多年，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奋战了20多年。 一生获奖无数、荣誉无数，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科学家说起他的成就和荣誉，只能用不胜枚举四个字来形容。 这位曾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正军职常委的纯粹科学家成为了很多方面的佼佼者： 敢为人先，他是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 披荆斩棘，他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 埋头苦干，他是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全力以赴，他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
在国内，他是率先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的人。正是他第一个通过内爆机理研究解决了原子弹的关键问题，为原子弹爆炸威力、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他是中国第一个核试验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增强型原子弹等不同方式的几十次核试验，推动了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试验技术协调发展。 他是中国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之一，及时提出了向地下核试验方式转变的建议。 他是我国自身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 他是中国核爆炸的测试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对武器的研制及改进、效应及其防护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他是我国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带领团队完成了首次抗加试验。 正因为长期的无私奉献，他得到了无数的奖励，其中两个最高级别的科技奖，一个是针对项目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另一个是针对个人的国家最高科技奖：
1985年，他与其他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士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他还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 他还荣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四等奖各一项。 他还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一项。 他还荣获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四项、二等奖二项。 他还荣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 1999年9月，他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成为彪炳史册的23人之一。 2014年1月，他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7年7月，他被授予“八一勋章”。 2018年3月，他获得“世界因你而美丽——2017-201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 。 这样一位献身祖国、贡献卓越的大科学家，永远值得我们歌颂，值得我们怀念！
本文为益碗汤原创作品，参考网络相关图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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