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说的不对——也谈红学文献《枣窗闲笔》的真伪

韦力先生说：“《萋香轩文稿》为真，《枣窗闲笔》定假无疑，反之亦然。”实际上，因为《萋香轩文稿》字迹与现在发现的裕瑞其他手迹都不同，这部书是否为裕瑞亲笔所抄，尚有争议,故《萋香轩文稿》《枣窗闲笔》这两部书的真伪并不能构成对立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红学研究中，具体到对《枣窗闲笔》的考察时，《萋香轩文稿》并没有多少价值。在《萋香轩文稿》经过版本鉴定确定是裕瑞亲笔所写之前，以之作为考量《枣窗闲笔》真伪的坐标，反倒会节外生枝，干扰正常的研究。之所以这样讲，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除裕瑞写刻本诗文集外，现存裕瑞的其他稿本（如《参经臆说》《别译杂阿含经》等）并非很难见到，可以取以比对，进一步考察《枣窗闲笔》是否出自裕瑞之手，不必以尚存争议的《萋香轩文稿》作为参照。

为深入探讨《枣窗闲笔》的真伪问题，我们不妨回溯一下《枣窗闲笔》的递藏源流。韦力先生说史树青是《萋香轩文稿》的第一位当事人，显然没有深入研究《枣窗闲笔》的递藏。据考证，《枣窗闲笔》这部书除裕瑞以外，第一位当事人应是裕寿或英浩，这是《枣窗闲笔》这部书进入红学视野之前的故事，学界并不是很清楚。1943年，经史树青在隆福寺青云斋书店发现《枣窗闲笔》，又经孙楷第购回，《枣窗闲笔》才算正式进入新红学的视野。

《枣窗闲笔》进入新红学视野之前的早期流传，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由于近几十年对《枣窗闲笔》的研究所依据的本子是1957年文学古籍社出版的《枣窗闲笔》影印本，而这个影印本最大的问题是，影印时将《枣窗闲笔》首、末两页上两方重要的印章删去，这是导致学界对《枣窗闲笔》的早期流传一直处于茫昧状态的主要原因。

鉴定古书的年代，印章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考察角度。裕瑞所撰《枣窗闲笔》稿本原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首页有一方满汉文圆印，两侧汉文是“纳哈塔氏”，中间是“纳哈塔氏”的满文写法。末页左下角除“北京图书馆藏”印外，另有一方“裕颂廷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 YU SUNG TING”椭圆印，印文应是阴历纪年，为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这方椭圆印会让人想起朱南铣先生在文章中谈到《枣窗闲笔》时所说的：“一九一二年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三十一号裕颂庭藏，后归孙楷第，现归北京图书馆。”其中，“一九一二年”的依据应是《枣窗闲笔》末页的那方印章，只是在中西历转化上出现了一点疏漏，“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已经跨入1913年，对应西历的准确时间应是1913年1月26日。此前学界有对朱南铣先生这段话表示质疑的，现在来看，这种观点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臆测。经考证，首页的“纳哈塔氏”圆印正是裕颂廷的印章。可见，《枣窗闲笔》的确曾是裕颂廷的藏书。

国家图书馆藏裕瑞稿本《枣窗闲笔》首、末页

裕颂廷是何许人也？经考证，裕颂廷是晚清八旗子弟裕寿，他别号颂廷（一作松亭、憽霆等）、孤鸿、孤鸿和尚，纳哈塔氏，有儿子名叫穆季贞。上代有穆图善将军，隶满洲镶黄旗，战功卓著，《清史稿》有传，后代因以“穆”为姓，有四子。松亭喜花鸟鱼虫，嗜集邮，为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员，曾斥巨资收购洪宪邮票，有邮集存世。好鼓曲，藏戏曲本子颇多，现多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斋名“吟秋山馆”，部分藏书于1976年散出。那么，《枣窗闲笔》的递藏可以溯至民国二年（1913年），那时的胡适方23岁，仍在美国学习，尚未发表《〈红楼梦〉考证》（学界一般以这篇长文的发表为新红学之开端），新红学也尚未开始，《枣窗闲笔》何以变成迎合胡适等新红学观点的伪书呢？

下面再说英浩。英浩为学界所知，也是因为他写的一本目录书《长白艺文志》里提到了《枣窗闲笔》。鉴定古书的年代，除了印章，考察历代目录中有无相关记载是另外一个角度，《长白艺文志》的作用就在于此。

《长白艺文志》以稿本、抄本流传，并未刊行。此书著录东北文献十分丰富，对研究清代历史、文学等颇多助益，可惜目前仅有《地方经籍志汇编》影印国家图书馆藏第四次抄成稿，无人整理点校，无法充分利用。英浩的生平，据《长白艺文志》中自述：“英浩，字慕纯，号养吾，一号懌林居士，晚号人海拙叟。姓高佳氏，其先世由乌喇迁居盖州卫，故祖籍为盖平焉。满洲镶白旗人，附贡生，历兵部、礼部、户部颜料库内阁中书，料理藩部，七品笔帖式。”

《长白艺文志》是何时成书的？据笔者考察，这部书存世的版本有6种。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是英浩的初稿本（即奉宽之旧藏），里面已经提到了《枣窗闲笔》。英浩写作《长白艺文志》，据朱南铣文，《长白艺文志》“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始作，1917年第四次抄成”，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古籍馆有两部第四次抄成稿。既然英浩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始作《长白艺文志》，那么初稿本的年代应该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不久。也就是说，英浩很早就已看到《枣窗闲笔》这部书了，那时候新红学远未兴起，何谈《枣窗闲笔》是为迎合新红学观点而制造的一部伪书呢？

辛亥以后，旗人遭遇多凄苦，清、民易代让他们面临身份、族群等多重焦虑，因而这群“清遗民”“群体性地经历着衰弱，及至隐没”（沈洁先生语），裕寿正是其中一位。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裕颂廷在上世纪20年代还在世，他去世后，他的夫人曾遵照他的遗愿将其生前所珍视的邮集送给紫禁城出版社（今故宫出版社）原社长李毅华先生的祖父。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枣窗闲笔》从裕颂廷家流入隆福寺青云斋书店。更让人兴奋的是，当下的文史研究环境给我们提供了耙梳海量文献的机会，我们竟然可以通过考察青云斋书店的沿革，了解到当时青云斋书店店主的一些情况。据《琉璃厂小志》《隆福春秋》《北京文史资料》等书，我们知道，青云斋书店于1929年开设，当时的店主是马国任。至1941年，书店易主，由张群豹经营，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青云斋书店关闭。张群豹，字炳文，原是琉璃厂文德堂韩逢源的徒弟，因张群豹善于装订图书，后来调到北京图书馆做事。可见，1943年史树青在青云斋书店发现《枣窗闲笔》之前，这部书的第三位当事人应是青云斋书店店主张群豹。

史树青于青云斋书店发现后不久，孙楷第便将《枣窗闲笔》买走，这部书才正式进入新红学视野，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故事。那时，距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1921年）已过去20余年，胡适等新红学的奠基者已经蜚声海内。按常理讲，关注古典小说研究的孙楷第买到《枣窗闲笔》后，应该先要拿给胡适看的，而历史的真实情况也确实如此。据孙楷第致胡适函、邓之诚日记、胡适书信等，孙楷第将《枣窗闲笔》借给邓之诚之前，确实曾拿给胡适看过，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孙楷第将《枣窗闲笔》送到邓之诚家的当天（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三日），邓之诚便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胡适辈视为秘笈者（引者按：即《枣窗闲笔》），其实无甚足取，文笔尤滞。”胡、邓二人，素来相轻，邓之诚虽然在日记里说《枣窗闲笔》“无甚足取，文笔尤滞”，但还是郑重其事地为《枣窗闲笔》写了长长的跋文（此跋文写于另一纸，附在《枣窗闲笔》之后，现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发表在1948年12月的《图书季刊》上，此文应是最早一篇系统研究《枣窗闲笔》的长文。

就在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飞机离开北京前不久，孙楷第曾致函胡适，欲将《枣窗闲笔》赠送，孙氏信中说“倘先生此时收拾箱箧，即向之（引者按：指邓之诚，当时《枣窗闲笔》尚在邓之诚家）索还《闲笔》”。后来，据胡适说：“裕瑞的稿本是孙子书(楷第)送给我，我又还他的。”（见1954年《胡适致吴相湘函》）事实上，孙楷第将《枣窗闲笔》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前，早期经眼这部书的几个人（裕寿、英浩、张群豹）以及后来的红学研究者（史树青、孙楷第、邓之诚、朱南铣、胡适），他们对《枣窗闲笔》的递藏源流都是很清楚的，五位学者也都认同这部《枣窗闲笔》是裕瑞的稿本。自《枣窗闲笔》入藏北京图书馆以后，市面上流行的就是1957年文学古籍社删去裕寿印章的影印本（据笔者所知，后来也有其他出版社影印，但都未保留原件上的印章），无人再去调阅《枣窗闲笔》原件，也就不知道《枣窗闲笔》稿本上还有两方重要的印章，更不清楚《枣窗闲笔》的早期流传情况。

后来，潘重规在海外购得《萋香轩文稿》。因当时裕瑞手迹较为少见，一直关注红学研究的潘重规，遇到《萋香轩文稿》这样的书自然要示以青目，后来也将此书列入新发现的红学史料中。但是，因为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裕瑞的手迹极少，对《萋香轩文稿》及《枣窗闲笔》的研究也无法深入，导致后来的学者对《枣窗闲笔》判断屡次出现偏差。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潘重规先生最先重视《萋香轩文稿》，并将其影印出版，且以此书辅助研究《枣窗闲笔》，但据目前所见潘重规先生的研究成果，他对此书的来历似乎并不清楚，大概也是当时文献不足的缘故。

《萋香轩文稿》正文首页下钤“梦曦主人藏佳书之印”，历来研究者并未注意到这方印章。据笔者考证，“梦曦主人”是晚清藏书家马佳宝康。马佳宝康，字孝劼，号梦曦、梦曦主人，大藏书家盛昱的女婿，官至知府，酷嗜经籍，“当时有冰清玉润之誉”（莫伯骥语），中年夭逝。祖籍长白，其父松椿，官至漕运总督，曾编集《通鉴类纂》。松椿有四子三女，宝康应是长子（据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松椿遗折，其中述及子嗣，自次子至四子，未言长子如何，大概长子宝康已卒）。松椿三女（宝霞、宝珊、宝书）曾入女子师范学堂受业于傅增湘，三女工诗善画，承世族之余雅。宝书曾持宋刊残本《西汉会要》乞傅增湘鉴定，“将斥以易米”（傅增湘《宋刊残本〈西汉会要〉跋》），于此可窥马佳氏藏书流散之一斑。

马佳氏家族中落，藏书“倾箱入市”（傅增湘语），曾被藏书家董康连车载归，也有不少流入厂肆。这部《萋香轩文稿》或许也在其中，后来流落海外，被潘重规先生购得。潘氏去世，藏书流拍，才归韦力先生收藏。当年，潘重规所见到的与裕瑞手迹相关的文献，大概只有《萋香轩文稿》《枣窗闲笔》这两部书，而这两部书的字迹风格又相差较大，所以视野的局限导致潘重规先生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枣窗闲笔》“显出于抄胥之手”。需要指出的是，潘重规说《枣窗闲笔》“显出于抄胥之手”，并非说《枣窗闲笔》是伪书，仅仅是这部书不是裕瑞亲手抄的而已。真正提出《枣窗闲笔》是为迎合新红学观点所造的伪书观点的，是欧阳健先生。

离潘重规发现《萋香轩文稿》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研究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关裕瑞的文献陆续有新的发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0册即影印裕瑞所撰《萋香轩吟草》《樊学斋诗集》等九种文献，《草檐即山集》《枣窗文稿》《东行吟草》《沈居集咏》分别有裕瑞于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道光八年戊子（1828）亲笔写的序，除《萋香轩吟草》《樊学斋诗集》外，其余诗文集皆为裕瑞写刻上版，经仔细考察，这几种文献的字迹与《枣窗闲笔》一致，与《萋香轩文稿》字迹迥异。除此以外，我们所能见到的其他材料，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裕瑞稿本《参经臆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裕瑞稿本《别译杂阿含经》，笔者曾专门取国家图书馆所藏裕瑞稿本《参经臆说》分别与《枣窗闲笔》《萋香轩文稿》做字迹比对，发现《参经臆说》与《枣窗闲笔》字迹一致，与《萋香轩文稿》字迹迥异。

可以这样讲，《萋香轩文稿》与目前发现的所有裕瑞手迹风格都有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萋香轩文稿》这部书是不是裕瑞亲手所抄便成了问题（笔者认为《萋香轩文稿》并非裕瑞亲笔所抄）。研究《枣窗闲笔》时，面对这样一部本身就有争议的书，我们能否把它作为一个坐标去定位《枣窗闲笔》的真伪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放着那样多裕瑞真正的手迹不用，拿本身就有争议的《萋香轩文稿》作“坚强铁证”，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呢？何况，于红学中脂砚斋的研究而言，裕瑞的《枣窗闲笔》只不过一点旁证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支撑红学大厦的那唯一一根救命稻草”，限于篇幅，不详细展开。对《枣窗闲笔》递藏、笔迹、时代、内容以及与《枣窗闲笔》递藏相关的裕颂廷之生平、《长白艺文志》的版本源流，以及与《枣窗闲笔》笔迹鉴定有关的《萋香轩文稿》之递藏、版本类型的详细考证，详见笔者《裕瑞〈枣窗闲笔〉新考》（《曹雪芹研究》2015年第3辑），敬祈方家赐正。

回顾这段《枣窗闲笔》的研究史，我们不得不反思，古籍影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造成对学术研究的极大阻碍。影印古籍原是要服务学术研究的，但因影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让影印本成了学术研究的绊脚石。如何将古籍影印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古籍影印技术，使影印本尽量保持古籍原状，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是当下古籍整理工作中应当重视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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