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若在世，定瞧不起韦力这种藏书家

 

春节前看了一本《书话点将录》的书，大倒胃口。

 

点将录向来惹争议，但作为一种文人发骚形式也未尝不可，关键是玩得好不好。

 

书话向来分广义书话和狭义书话，即以广义书话论，普通读者熟悉的也就周作人、黄裳、唐弢、郑振铎几位而已，人数不够怎么办？作者只好硬凑，连眉捷这种小后生、胡洪侠这种水货都拉来了，哈哈，这哪是点将，是送人情混圈子吧？

 

而且，作者本人认同的是唐弢的狭义书话定义，整本书下来似乎就一直在争正宗，跟《笑傲江湖》里华山派内斗一样可怜可笑。

最关键的是，将谁谁谁比拟为宋江李逵等，根本不像嘛，谁的书话好在哪里差在哪里也说不清楚，一句话，作者文学评论实力不济，根本没有主见，搜了些他人评论硬凑而已。唯一一点小价值是，介绍了好几位香港书话写作者的情况。

 

唐弢的书话到底怎样？出于好奇，我近来断断续续读完《晦庵书话》（三联2007年版）。

 

第一感觉是，唐老文字功底好，文字清通透亮。对于书话创作，他赞同百家争鸣，但也认为，书话作为一种文体，还是有一定的特质的。具体什么特质？他提出——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史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

 

这话说得是很漂亮，但我总觉得吧，这跟主张消灭谩骂语言“语言洁癖”类似，会不会是一种种“文体”洁癖？

 

对于“文体洁癖”，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迪伦曾有过漂亮的回应。有人说迪伦只是唱歌的，不够文学，他在获奖感言中说：

 

我是在世界巡演的过程中得知这一令人惊讶的消息的，我花了好一会儿去消化它。然后，我联想到了莎士比亚这位文学伟人。我想他是把自己当一个写剧本的来看待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在创作文学。他的文字是为舞台而生的，是为了言说而不是阅读。在写《哈姆雷特》的时候，他一定在想这些问题，“谁适合演这些角色?”“这段要怎么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故事背景真的要设在丹麦吗?”他富于创造的想象与野心毫无疑问是他思维最活跃的部分，但也有很多世俗琐事要考虑和处理。“资金到位了吗?”“赞助人都能安排到好座位吗?”“到哪里能弄到人的头骨啊?”我打赌莎士比亚最不可能思考的问题就是:“这是文学吗?”

言归正传，具体来说说唐弢这书吧。大部分篇章，我都觉得不过瘾，因为他只是介绍一下书的作者、出版、流通故事，对于书的内容则蜻蜓点水。如果见识高如鲁迅，点到为止也不错。但一般人哪有那么高的见识可以随处泼洒，所以，连周作人都需要引用书里的精彩内容来带。唐弢似乎不屑于周作人的路数，他的书话抒情气息是有，思想嚼头则不大，

 

《晦庵书话》里，我叫好的也就三篇。

 

第一篇是《诗人写剧》，介绍的是诗人徐志摩与其妻陆小曼合作的剧本《卞昆冈》。大半篇幅是引用了余上沅的序：

 

其实，志摩根本上是个诗人，这也在《卞昆冈》里处处流露出来的。我们且看它字句的工整，看它音节的自然，看它想象的丰富，看它人物的选择，看它——不，也得留一些让读者自己去看不是？他的内助在故事及对话上的贡献，那是我个人知道的。志摩的北京话不能完全脱去硖石土腔，有时他自己也不否认；《卞昆冈》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动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贡献——尤其是剧中女人说的话。故事的大纲也是小曼的；如果在穿插呼应及其他在技术上有不妥当的地方，那得由志摩负责，因为我看见原稿，那是大部分志摩执笔的。两人合作一个剧本实在是不很容易，谁都不敢冒这两人打架的危险。像布孟（Beaumont）弗雷琪（Fletcher）两人那样和气不是常有的事。诗人叶芝（W. B. Yeats）同格里各雷夫人（Lady Gregory）合作剧本时是否也曾经打架，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用他们来比譬志摩、小曼的合作，而且我以为这个比譬是再切贴没有的了。（235页）

 

这个书袋掉得好，因为《卞昆冈》的看点不是这个老剧本本身有多么优秀，而是它是诗人写的，利弊都有其特点。余上沅的序说清楚了这些，实在是好，唐弢引用就显示了他眼光好。引完后，唐弢在最后又说：“《卞昆冈》的故事和布局都不见得高明，对白却逼真动人，这是小曼的功绩，也确是这个剧本唯一的长处。”基本也是重复余上沅的话。

第二篇是谈郭沫若翻译的《济慈诗选》，妙处也是引用了郭沫若自序里的一段话：“雪莱的诗心如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扣之则小鸣。”唐弢觉得是“知音之言，译者倘非诗人，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350页）

 

第三篇是《藏书家》，讲藏书家可分为三类：1，为了读书而藏书的藏书家，辛德勇先生、邝公是也；2，为藏书而藏书的，好比为艺术而艺术；3，既不为读书也不为藏书的藏书家。对于这后面两类人，唐弢尤其厌恶：

 

不读书的固然不少，即使原来喜欢读书的人，一旦成为藏书家以后，也往往掩藏秘器，视书籍如古董，斤斤于片纸寸楮之得失，而忘却其先前所以要收藏的目的了。这中间矜己妒彼，不相通借，如天一阁范氏叔侄;阳攫阴取，互为谤伐，如续钞堂黄门师生;朋友之间，吵架的吵架，绝交的绝交;至于但以娱己，不肯示人，像《老残游记》里说的“深锁嬛饱蠹鱼”，那就比比皆然，决不止杨氏海源阁一家而已。一方面有人要占有，另一方面便有人要占有这“占有”，这样的钩心斗角，就为书籍的买卖敞开了投机居奇的大门，并使后来终于出现了第三种藏书家--既不为读书也不为藏书的藏书家。

黄丕烈在钞本《近事会元》的藏书题跋里，谈到萧山李柯溪，他曾感慨系之地说:“柯溪去官业贾， 其所收书，大概为转鬻计，盖萧山有陆姓，豪于财而喜收书。近日能收书者，大半能蓄财者，可慨也夫。”这位士礼居主人只知道李柯溪的收书是为了转鬻，惟有像陆姓那样豪于财者才能收书;却不知道这些豪于财者之所以收书，表面上附庸风雅，冒充藏书家，实则因为古书可以卖钱，“待善价而沽”，归根结底，他们的千方百计地藏书，正是在千方百计地蓄财哩。（477页）

 

这些藏书家恶行，我总觉得跟当下某人很像，谁呢？对，对，对！当下红极一时的藏书家韦力，学问没有二两，营销自己的能力却是“大师级”的。前几年，这家伙连《幽梦影》的作者张潮都不知道，误认为是张岱，还将此书作为张岱的思想材料胡扯一通，被邝公逮个正着。但念他态度还算好，加之当时对他印象不坏，就没有声张。本以为他会因此收敛些，不想人家近些年加速注水出书，拉圈子成名，忙得不亦乐乎，真是利欲熏心。春节期间又听北京文化圈的朋友说，韦力仗着财大气粗，什么旧书都抢，把旧书价格炒得老高，搞得一些收藏某类旧书做学问研究的文化人懊恼不已，“君子不夺人所爱”的古风被他糟蹋得不行。一些媒体需要拉他作虎皮，也不敢发表批评他的文章。又据说（据说而已，别来告我啊，哈哈）韦力不少文章找人代笔，尤其微信公号写作，就是他写个观点，手下人找材料拼凑，有心者去他公号看看，那叫文章吗？百度出来的藏书家故事吧，哈哈。对照一下唐弢批评的第二类第三类藏书家，韦力如果有基本的廉耻心，应该脸红一个礼拜才是。

 

以上就是唐弢我们喜欢的三篇文章，唐公是货真价实的藏书家，学问和文章都底子不错。但是纯就书话写作而言，前两篇说明，有趣味的知识点很重要，自己肚里没有，就掉书袋也要掉，这也是周作人书话的秘诀。第三篇则说明，见识很重要。

 

有人将唐弢打扮成吟风诵月之类的书话作者，我是不赞成的。经过左翼文化淘洗的文化人有很多毛病，比如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浓烈，像黄裳；但也有一点好，那就是对中国古代士大夫审美文化总抱着一层警惕，对变态的玩物者嗤之以鼻。

 

最后说一句：书话本无定法，但要好看，还是得有“有趣味的知识点”+“见识”，此即周作人的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