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归汉

一、丝绸之路

1877年，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很快就流行于世。奇怪的是，在连绵数千年、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甚至连类似的描述都难找。事实上，在公元前1世纪张骞沟通西域之前，中国人几乎对西部边疆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更不可能去关注什么商路。

原产于中国东部的蚕，直到公元7世纪才被首次带出中国。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生产丝绸。不过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消费丝绸。在公元前5世纪的新疆古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丝绸的残片。在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意为“中国丝绸”的单词。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行军记录显示，安息帝国拥有丝绸制成的亮丽军旗。

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古代世界的物流距离可以远远超过当时人们的认知距离。比如在中亚草原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海生贝壳，南亚墓葬里也曾经出土过北欧特产的琥珀。考古学家还发现，在罗马帝国使用的丝绸制品中，有许多曾经被一次或多次拆解成原丝并重新纺织。那些不易损耗的珍贵物品就像大海中的漂流瓶，可以经过漫长的时间，辗转到达很远的地方。因此中国丝绸的外流，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也许是受到冒险浪漫主义的影响，许多人都乐于描绘丝绸之路上商贾云集的富庶景象。其实在汉代，河西走廊充斥着各地迁来的流民和罪犯，西域的绿洲城邦更是为了温饱和存亡而挣扎不已。在唐代，这里仍然是“大漠孤烟直”、“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荒凉世界。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迁，海上贸易兴起，丝绸之路更被彻底边缘化。

明清时代的海上贸易规模较大，或许确实达到了能够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程度。相比之下，丝绸之路的物流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根据历史记载，汉代最大规模的朝贡贸易是对匈奴的一年6万匹丝绸。假设这只占各族朝贡贸易的5分之1，民间贸易规模又是朝贡贸易的5倍，那么每年中国的丝绸输出就是180万匹。再按400文一匹的均价估算，则每年中国丝绸贸易的总额大约是7.2亿文，相当于汉代财政收入的7%。由于汉朝是放任自由的小政府，这一比例仍然显高。如果再按当时的米价折算，这一金额仅相当于36万人的口粮，对应不超过汉代人口的1%，或者仅与在河西屯田的军人总数相当。对于中国这样体量的农业大国来说，如此规模的对外贸易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几千年来，陆路运输一直依赖牛拉马驮，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技术进步。丝绸之路的运载能力必须受制于商队的规模。商队的规模又受制于绿洲城邦的补给能力。绿洲城邦的补给能力则受制于水源。而且在各个绿洲中，补给能力最小的那一个总是起到瓶颈作用。明代仍走丝绸之路朝贡的使团中，最大者来自波斯。其规模不过5、60辆牛车，丝绸的运载能力估计很难超过千匹。

同样的，丝绸贸易对罗马帝国的影响也被夸大。有人认为罗马帝国因为进口丝绸太多而面临财政危机甚至通货紧缩。事实上，这一说法仅见于《自然史》作者普林尼的一篇议论，无法立足于任何扎实的史料统计或者考古发现。

如此说来，丝绸之路似乎只是一个虚名，对中国经济并无实际影响？这也不对。中原王朝经营西域，声名远播，使得物流的方向更为明确。对于丝绸等耐用商品来说，原本漫无目的周转20、30手才能完成的贸易，通过丝绸之路只要2、3手就可以完成，商人的收益率大大提高了。在利润的驱使下，交通科技便发展起来。要知道，在草原戈壁上长途行进需要使用的那些定位、续航和安全措施，技术含量丝毫不亚于远洋航海。

交通效率的提高，使得动、植物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在干渴枯死之前到达中国。现在常见于中国北方的驴，原产于西亚。常见于中国南方的水牛，原产于南亚。中国的马种经过长期改良，也有相当大比例的血统来自中亚。这3种大型牲畜对于中国经济的塑造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植物品种方面，水果如西瓜、葡萄、石榴，油类作物如芝麻、核桃，还有黄瓜、胡萝卜、蚕豆、胡椒等蔬菜，都是经由丝绸之路引入中国的。此外还有一些动物虽然不能在中国自然繁衍，如狮子、鸵鸟、波斯马等，但是也被作为“奇珍异兽”不断进口，开拓了人们的眼界。

比动植物交流影响更大的，是人的交流。异域人物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消费品，也带来了新的消费习惯。其中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桌椅。上古以来，中国人就习惯于睡、坐在地上，配合使用低矮的案几。垂腿而坐的桌椅从西域走进中国人的生活，重新定位了整个家居环境的“水平线”。床、柜、门窗的规格随之改变，中国家具乃至建筑的风格全都为之一新。

上古中国的传统服装是宽袍大袖，裤腿之间没有裆。正因为如此，两腿分开的“箕踞”坐姿才被视为无礼。直到丝绸之路畅通之后，窄袖有裆的胡服才真正流行起来。胡服中的一些优秀设计元素也被逐渐吸收到汉服之中。

历史上的中国人，虽然一向不知有所谓“丝绸之路”，但是唐代玄奘的取经之路却是脍炙人口。事实上，如果从知识产权交易的角度看，丝绸之路上最大宗的贸易品正是宗教。引入佛教之前，中国本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而在中国布道，亦是佛教的盛事。因为佛教不事生产，只讲究玄妙思辨，所以天然就是一个带有精英色彩的少数派宗教。它只能存在并流行于人口稠密、食物充沛的地方。

与佛教相反，伊斯兰教的教义简单直观、具体务实，特别强调内部团结，非常适合在多民族杂居地区作为全民宗教。而且伊斯兰教的商业观崇尚商品交换，但是又排斥金融或者说生产资料交易。这一点尤其适合那些从事转口贸易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佛教在中国、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地光大，而西域城邦虽然历史上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是最终归于伊斯兰教，似乎都在冥冥之中早有定数。

二、战略战术

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认为，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低层次的需求，归属、尊重和理想是高层次的需求。当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之后，人类就自然会转向追求高层次的需求。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逆向追求的反例。许多成功人士都愿意付出巨大代价来改进治安和社会稳定，并且对食物、空气和水的品质孜孜以求。造成这一偏差的原因，是马斯洛的理论模型只考虑了收益一侧，而没有考虑风险。

效用经济学指出，人类的边际效用递减。通俗地说，就是连续吃5个包子，第5个没有第4个香。假设你已经吃了3个包子，正准备吃第4个。这时候有人提出跟你赌抛硬币，赌注1个包子。那么如果你赢了，将获得第5个包子，如果你输了，将失去第4个包子。因为第4个包子的价值比第5个大，所以这个赌局即使在概率上是公平的，在效用上也是不合算的。而且你吃得越饱，“下一个”包子的价值就越小，这个赌局的吸引力就越小。

从这个逻辑往下推，不难得出结论：人类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求发展”是主要目标。人类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时候，“防风险”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国家。所以纵观历史上的世界级帝国，其最高追求往往就是“安全”。

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才大规模兴修长城。汉高祖灭亡项羽之后，才起兵抗击匈奴。西汉武帝经营西域之前，先进行了内部削藩。东汉光武帝为了充实本部，曾经主动放弃西域。玄武门之变发生时，东突厥借机逼迫唐太宗签订城下之盟。但是3年之后，东突厥即被攻破灭国。可见唐太宗当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安史之乱发生前，唐朝与吐蕃在西域争战百年，互有胜负。安史之乱发生后，虽然西域归顺称臣，唐朝却再也无心经营。由此可见，历代中央帝国都是在解决了内部发展问题之后，才会着手处理西域问题。这时，“防风险”的顾虑无疑会多于“求发展”的诉求。

从“防风险”的战略高度出发，汉朝在西域追求的显然不是商机、收益，而是军事、安全。古代战争比拼的首先是战斗信念，很少需要把战争资源全部消耗完毕才能分出胜负。如果能在战斗信念上取胜，则对方剩余的战争资源全都可以为我所用，甚至兵力可以越打越多。这就是所谓的“以战养战”。《孙子兵法》有云：“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古代游牧民族的战斗能力很强，但是缺乏坚定的战斗信念。通常只要部落首领被擒或被杀，就会举国投降。因此游牧民族特别容易“以战养战”，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兴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这就好像从山顶扔下一个雪球，便能够在山脚引发一场雪崩。匈奴在进攻汉朝之前，先后征服了位于现在内蒙古的东胡，宁夏的月氏，新疆的龟兹等民族，号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气势汹汹，可想而知。

那么汉朝能不能利用游牧民族“以战养战”的这个特点呢？很难。因为虽然汉军的铁器精良，擅长阵地战，但是机动力不如游牧民族。所以打驱逐战、击溃战比较容易，但是要擒拿、控制其首领就比较困难了。

那么以黄河、长城为界，坚壁清野，严阵以待，如何？这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汉匈之间最大的差距并不在铁器，而在政治文化。汉朝已经是发达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匈奴只是语言不同，习俗各异的部落联合体。利用好这个优势，要比打消耗战划算得多。

地理学指出，沙漠化土地有自我复制，滚动扩张的特点。所以要治理沙漠，首先要分而治之，利用草木把沙漠分割、稳定，然后再慢慢调理。汉朝在西域的经营也是如此。

攻取河西走廊是战略上的第1步，它首先分割了匈奴与西羌这两个最大的游牧民族。第2步是把祁连山附近的匈奴迁置到河套地区，利用黄河天险隔断他们与余部的联系。第3步拿下楼兰和车师，把匈奴隔离在天山以北，使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孤立出来。第4步攻占了塔里木盆地中部的轮台，这就像围棋里落子天元，中央开花。第5步便直取最西端帕米尔高原上的大宛，震动中亚，威慑了游牧民族的大后方。

拿下这几个战略要津之后，乌孙、龟兹、于阗、莎车等西域大国便主动地采取了中立甚至亲汉的立场。匈奴非但不能再利用他们的军事资源，甚至还要耗费兵力来攻伐惩处他们。由此汉朝边境的军事压力急剧缓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兰彻斯特提出了著称的“战斗力平方定律”。他指出，战争的伤亡数量与投入兵力的平方根成反比。举例来说，以1000人进攻1000人，获胜一方也将伤亡殆尽。但是如果以2000人进攻1000人，则获胜一方的伤亡数量会降低到原来的4分之1。如果以4000人进攻1000人，则伤亡数量会下降到原来的16分之1，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孙子兵法》也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可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正确军事思想。

汉朝人口多达数千万，但是受制于战场环境，单次战役投入的兵力通常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匈奴人口虽然只有百万，可是一次投入几万乃至十几万兵力也是不难做到的。因此汉匈之间并不存在战斗力平方关系。

西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绿洲城邦的人口分散而稀少，多者不过十万，少者只有数千。所以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的大兵压境，屠灭这些城邦都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如果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有一股力量把西域诸国团结起来。

假设攻破一国需要伤亡1万人，那么分别攻破2国只需要伤亡2万人。但是如果这2国合兵一处，则击败两国联军就需要伤亡4万人。如果再多几个国家联合，便可足以吓阻外来的大国。此即反“战斗力平方定律”之道而用之。

汉朝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早已占据此地，并设置有“僮仆都尉”进行管辖。“僮仆都尉”从字面上说，就是管理奴仆的官员，可见匈奴视西域诸国为奴隶。当汉军进入西域时，“僮仆都尉”正在塔里木盆地，但是未见他做出任何反应，导致汉军如入无人之境。东汉曾经一度主动撤出西域。匈奴卷土重来时，“僮仆都尉”的主要活动竟然是让西域诸国补缴历年的赋税。

汉朝统领西域之后，非但不向城邦征税，每年还向西域输送大约价值7000万文的财政补贴。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3万人的口粮。虽然总数不多，但是因为赏罚得当，仍然对西域城邦的归顺起到很大引导的作用。

汉朝在西域的最高官员称为“西域都护”，他在和平时期主持屯田、贸易，传播铁器、牛耕、代田、井渠等技术。每当匈奴进犯时，“西域都护”便负责召集西域各城邦联合防御。此后只要有“西域都护”在，匈奴便无法染指西域的霸权。不仅如此，“西域都护”还曾多次制止西域城邦之间以大欺小的行为，维护西域政治秩序。正是在“西域都护”的统领下，西域绿洲上的各个城邦才真正地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联合体。

汉朝历任“西域都护”中，最著名的当属班超。他不领军队，只带36名随从进入西域。纵横捭阖31年，威名远播中亚，使者通达地中海，西域50余国无不朝贡。当班超受诏回京时，西域人民抱其马腿哭道：“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这句话，恐怕比“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更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代盛世的伟大之处。

三、帝国漩涡

在汉朝，所有的官员都向皇帝称臣。边境上的匈奴、羌、南越等蛮夷在向汉朝投降时，也要向汉朝皇帝进表称臣。西域诸国在行贡纳之礼时，也对汉朝皇帝以臣子相称。但是在汉代的政治体系中，这三种“臣”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西域城邦被称为外蛮夷，他们占据的土地被直接称为“国”。边境上已经投降的胡人，被称为内蛮夷，他们居住的土地被称为“属国”。而汉朝本土的居民则被称为华夏，他们居住的土地被划分为“郡县”。

对于“国”，汉朝通常不干涉其内政，但是会通过“西域都护”监视其外交和军事动向。对于“属国”，汉朝会有驻军，也会要求内蛮夷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不过一般还是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高度自治。对于“郡县”，则实施汉朝的均输、平准、盐铁专营等全部政令。

上述划分并不是机械僵硬的。比如在朝鲜半岛，汉朝应当地居民要求设立了“苍海郡”。在云南，汉朝也为归顺的“哀牢夷”设立了2个县。而在完全由汉族居民统治的河西4郡，曾经专门为容纳骑兵兵团而设置过“属国”。在河套地区，为投降匈奴设立的“属国”，也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并入附近的郡县之内。

内、外蛮夷的相互变迁是通过转变生产方式来实现的。如果原本生活在边境要塞之外的外蛮夷愿意向汉朝称臣，并且定居下来。那么汉朝就可以将他们接纳为内蛮夷，撤消边塞，把他们的定居地设为“属国”。这些蛮夷为了维护他们在“属国”的定居生活，经常要与更加边远的蛮夷做斗争。这就强化了内蛮夷和外蛮夷的区别。当内蛮夷的生产和生活完全融入华夏居民时，“属国”就会被承认为“郡县”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内蛮夷叛变，那么边塞就要重新设立，他们也会被驱逐重新成为外蛮夷。

“蛮夷内附”本质上就是从游牧文明投奔农耕文明的过程。内蛮夷的收益是可以直接分享农耕文明的先进技术，但是他们同时也要承担政治权力的损失。汉朝主流社会对内蛮夷的歧视是公开的。因此内蛮夷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极少采用申诉和控告的方法来伸张权力，他们的选择通常就是反叛。此外，在新的组织环境下，蛮夷部落的首领和贵族将不可避免地失去特权，沦为普通平民。不少人因为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便转而煽动自己的部族反叛。

客观地说，内蛮夷从事农耕的能力很难在1、2代人之内追平华夏居民。这意味着内蛮夷支付田赋和税收能力较低，因此必须承担较多的力役和兵役。而这种安排通常带有人身歧视。《后汉书》指出：“时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

乌恒（今内蒙古）骑兵的命运就非常典型。他们在为汉朝服役时，必须把妻子和家小送入汉人的城市作为人质。即使是部落首领也必须如此。而且确实发生过数千名骑兵从战场上逃跑，导致他们的妻小全部被杀死的案例。

无论过程如何曲折，内蛮夷的同化过程最终还是在数百年内完成了。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内蛮夷的经济能力确实在不断逼近华夏居民。另一方面，更多的外蛮夷持续内附，也使得前两者之间的差异相对地显得不那么大了。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也面临着类似的蛮夷内附。大量高卢人为了获得罗马公民身份，或者仅仅是为了进入罗马生活，就主动卖身成为罗马人的奴隶。他们在罗马从事手工业和农业，享受罗马帝国发达的物质和文化消费。这一点与汉朝蛮夷内附的逻辑完全相同。

不同之处在于，罗马手工业和农业所能够容纳的人口数量远小于汉朝的农业。而且罗马帝国的许多东方行省在生产技术方面并不低于罗马，所以蛮夷内附的行为无法在罗马帝国内部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同化漩涡，并产生足够的向心力。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虽然前后存续了400年，但是属下的各个行省却依然语言不通，习俗各异，而且在一次崩溃之后，就再也不能恢复重建。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15英寸降水线是中国农耕和游牧文化的分界线。这个判断本身也许尚存争议，但是它内含的逻辑则无疑是可取的：农耕或者游牧文化都不能普适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比如在这条降水线的北方，实施农耕就是不合适的。从这个角度说，文明的边界，帝国的兴衰，甚至具体到西域归汉这一历史事件的成败，都逃不开气候和地理因素的制约。

近年来，技术手段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考古研究的领域。比如通过测定古木的年代，再根据其年轮的宽窄测算古代的气温。或者是根据特定动植物的遗迹来跟踪水土变化，等等。总的来说，科学家们相信中国在公元元年前后数百年之间，发生过一次由暖转寒的气候变迁。而中国史籍中的丰富资料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细致地定位这一事实。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他记录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分布：桔在江陵（今四川），桑在齐鲁（今山东） ，竹在渭川（今陕西），漆在陈夏（今河南）。与现在相比，这些亚热带植物的产地全都更加偏北。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汉朝组织人手，大规模砍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用于堵口。河南一带能够盛产竹子，也证明当时的气候一定比现在温暖得多。温暖的气候把原本寒冷不宜农耕的北方草原变成了膏腴之地。河西4郡以及塔里木盆地的农业化，正是在这样的气候地理大背景下展开的。

终东汉之治，国力始终不能恢复到西汉鼎盛时期的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汉以后的中国气候总体上趋于寒冷。史籍记载，东汉曾多次发生严寒，洛阳甚至出现了晚春降雪的异象。西汉时，河南南部的桔和柑还十分普遍。东汉末年，曹操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种桔，已经不能结出果实了。公元225年，曹丕在淮河广陵（今江苏淮阴）视察水兵演习，淮河却意外结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淮河结冰的记录。在天气转冷的大趋势下，北方农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本号称粮仓的河西走廊，东汉后期甚至出现了“粟石数千”、“人相食”的惨状。

事以年计，人口是常量。事以十年计，人口就成了变量。事以十年计，种族是常量，事以百年计，种族就成了变量。事以百年计，水土是常量。事以千年计，水土就成了变量。

气候条件的变迁，使得农耕与游牧文明的适宜条件发生了逆转。农耕文明不再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物质和文化消费。“蛮夷内附”的同化漩涡失去了核心动力，维系帝国的向心力也随之瓦解。

公元4世纪，中国境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内蛮夷叛变，史称五胡乱华。大约与此同时，西域的罗布泊干涸无水。塔里木盆地失去了重要的水源，楼兰等绿洲城邦从此尘封于黄沙之下。东西方交流的干线不得不转移到天山以北的草原上去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