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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子》第九章的解读与感悟
原文：“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P102.以下简称《今译》）
在本章中，老子诉诸于辩证思维，从“有欲”之害反证“无欲”之利，不仅拓展了第一章提出的“无欲”原则，而且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及方法论意义。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宇宙间的一条不易法则。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灯将灭时必炽明，花将谢时必盛开。这不仅是道的运行规律，而且也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同时亦是人们活动须臾不可偏离的准则。持守盈满，锻之尖锐，并非不能，而是无法长久。因为盈则溢、锐则折。金玉并非不能满堂，但“满”则“亏”，守之比登天还难；富贵亦不是不能骄横，但一旦骄横，不仅富贵不保，而且灾祸连连。老子有言：“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若骄横（强梁），即使不富贵都“不得其死”，况富贵乎？若富贵至极，即使不骄横都“莫之能守”，况骄横乎？ 至于“功遂身退”而实现自保和“全身”，已为众多的历史事例所证实。功成名遂以后，不宜再想“进”而应多思“退”。“退”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激流勇退，解甲归田（退位），不在其位亦不谋其政；其二是指“功成而不居”，更低调、更谦卑甚至有时自毁形象（如萧何为消除刘邦对其深得民心的猜忌，在刘邦征讨英布期间，大肆兼并土地，惹得民怨沸腾。刘邦平定英布回朝途中，百姓拦路哭诉，刘邦不怒反喜），唐代后期思想家王真曾说：“身退者，非谓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转引自《今译》，P105） 春秋末年的范蠡，辅佐勾践灭吴称霸，功勋至伟，被封上将军。但范蠡深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明智地选择了功遂身退，“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传说范蠡隐居于“陶”，改名陶朱公，后以经商致富，曾经三掷千金于天下。范蠡曾差人致书同朝为官的文种，称“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劝其莫居功自傲、莫贪恋权位，及早归隐。但文种未能听从，不久果然死于非命（勾践赐剑令其自杀）。 西汉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后，“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主动从“帝者师”退居到“帝者宾”，专心修道养精，得以颐养天年。同样为西汉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贪恋权势利禄，虽屡次遭贬，仍不思归隐，后因谋反之罪名被杀死在长乐宫中。所以，除非大智之人，不到身败名裂之时，是很难领会“功成身退”的真谛的，秦国丞相李斯在行刑时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为了准确地把握本章的真实意蕴，除了必要的训诂、训音、考据以及反复阅读以外，还应诉诸于逻辑分析。注重从逻辑（全书的逻辑和每一章的逻辑）上把握《老子》，首先就是要把握其“大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矣”。（《孟子》）笔者认为，《老子》之“大者”就是“君人南面之术”，而心理上的“无欲”和行为上的“无为”（无欲才能无为）为其重要的逻辑支点。正如班固所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汉书·艺文志》） 在其“大者”的统摄下，各章又分别形成了自己的逻辑结构和逻辑结论，而其逻辑结构和结论恰恰又成为破解该章的某一句话甚至某一个字意思的关键。逻辑的力量对解读经典的作用绝不可低估，当训诂与逻辑发生冲突时，训诂应服从逻辑。以本章为例：“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是本章的逻辑结论，而“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则罗列的是事实与理由。在这些事实与理由中，贯穿了一条由原因到结果的逻辑线索：因为“揣而锐之”，所以“不可长保”；因为“金玉满堂”，所以“莫之能守”；因为“富贵而骄”，所以“自遗其咎”。就目前所见到的注释而言，几乎都把“不如其已”解释为或“训”为“不如（适时）停止”（陈鼓应先生亦不例外，参见《今译》，P106），这种理解不符合本章的逻辑结构。按照这种理解，“持而盈之”就不是“不如其已”的原因，“不如其已”也不是“持而盈之”的结果。笔者认为，按照逻辑一律，“不如其已”应理解为“不能如愿”或“不可实现”等（这种理解是否可行，还望同仁批评指教），唯此，才能与本章的逻辑契合。 基于以上分析，本章译文如下： 持守盈满，难如其愿；锻成锐利，难保持久。金玉满堂，不能守藏；富贵骄横，自取其辱。功成名就，收敛退隐，合于天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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