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论述 马东瑶 元人方回说：“近世之诗，莫盛于庆历、元祐。” 将庆历诗歌作为宋诗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很精当的看法。庆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包括天圣（1023-1031）年间到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大约四十年的诗歌创作，主要诗人有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以及范仲淹、石延年、秘演、宋祁、张方平、石介、王安石、赵抃、蔡襄、李觏、邵雍、刘攽、刘敞、韩维、韩绛等。庆历诗歌在四十余年的发展中，以其强烈的自立意识，形成了审美精神上共同的新追求，初步奠定了有别于前代的“宋调”的基础。但自立并不意味着割裂传统，庆历诗歌特点正是在对诗歌传统的发现与反思中才发展起来的。而在历代的诗人中，对庆历诗歌乃至宋诗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杜甫。 过去普遍的观点，往往将宋人对杜甫的“发明”权归于黄庭坚；即使往前推进一步，也不过偶尔有人提到了王安石对杜甫的推尊。事实上，他们远远没有看到杜甫诗歌对北宋诗坛的影响之早、之深、之广。王安石确实是大力学杜的人，但在他成名以前的庆历诗坛，已经掀起了一个学杜的高潮；王安石的加入，只不过使这股洪流更加壮大而已。叶适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便是将庆历时期作为了学杜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宋荦也说：“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谓之欧梅，亦称苏梅，诸君多学杜韩。” 庆历诗人之学杜，不像江西诗派的高举大旗，明确倡导，故而人人皆知；但从以下的实证材料与对具体诗歌作品的分析，可看出杜诗对庆历诗坛“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在确立宋诗基本特色所起的作用上来说，它的意义并不亚于杜诗对江西诗派等盛宋诗歌的影响。 宋祁是开学杜风气的人物之一，他曾抄写过杜甫诗歌一卷。苏舜钦也是较早学杜的宋人之一，他很早就开始搜求杜诗，二十九岁时（景祐四年，1037）整理编辑了《杜甫别集》。宝元二年（1039），他的好友王洙收集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共九种八十九卷，删其重复，定为一千四百零五篇，名曰《杜工部集》。这是当时较为完善的一个本子，成为后世诸本的基础。晁公武曾就王洙编杜集的情况说道：“本朝自王原叔以后，学者喜观杜诗，世有为之注者数家，率鄙浅可笑。” 他是从注释的角度来说的，但从这段话我们可看出当时学杜已成风气。皇祐四年（1052），王安石作《杜工部诗后集序》，说明此集是他在鄞县县令任上（庆历七年1047至皇祐二年1050），曾得杜甫佚诗二百余篇加以编次而成。王安石又编集四家诗，以子美为第一。嘉祐年间，姑苏郡守王琪刊刻杜甫诗集，极为抢手。到治平年间，裴煜又为《杜工部集》补刻佚文四篇，诗五首。 庆历诗人在整理、学习杜诗的过程中，对杜甫其人其诗逐渐有了深刻的体认。宋祁在他所撰写的《新唐书·杜甫传》中这样评价杜甫：“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又在《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中这样说：“……少陵背贼走行在，采稆拾橡填饥喉。眼前乱离不忍见，作诗感慨陈大猷。北征之篇辞最切，读者心陨如摇辀。莫肯乱念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愁。才高位下言不入，愤气郁屈蟠长虬。今日奔亡匪天作，向来颠倒皆庙谋。忠骸佞骨相撑拄，一燎同烬悲昆丘……”对杜甫的忧国忧民作了高度的评价。欧阳修在《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中说：“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贫贱。”从杜甫诗中所体现的人格精神及其深远影响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赞誉。张方平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文物皇盛唐，诗家老杜豪。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读杜工部诗》）“流寓四方路，浩荡平生心。每览述怀篇，使我清泪淫。”（《读杜诗》）并且他还将杜诗作为他的平生最爱：“壁上吴生画，床头老杜诗。平生性酷爱，对眼忽如遗。”（《初秋即事》）赵抃在《题杜子美画室》中这样说：“直将骚雅镇浇淫，琼贝千章照古今。天地不能笼大句，鬼神无处避幽吟。几逃兵火羁危极，欲厚民生意思深。茅屋一间遗像在，有谁于世是知音。” 说明杜甫的诗在此前并不为人所深刻了解，而赵抃在此诗中对杜甫评价与上述诸人的类似，表明庆历时期，诗人们对于杜甫诗歌的认知已经渐趋一致。这一点从韩维的看法中同样可得到证实：“高言大义经比重，往往变化安能常。……唐之诗人以百数，罗列众制何煌煌。太阳重光烛万物，星宿安得舒其芒。”（《读杜子美诗》）已将杜甫列为唐人第一，对于他的推崇自不待言。而庆历时期，对于杜甫的评价最能“知其平生用心处”的，当属王安石的《杜甫画像》：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 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 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 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 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 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 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宋祁不仅对杜甫有极高的评价，而且以其诗歌中有颇似杜诗者看来，当对杜诗下过工夫用心揣摩。例如《城隅晚意》： “寥寥天意晚，稍觉井闾闲。水落呈全屿，云生失半山。 牛羊樵路暗，灯火客舟还。暝思输凫鹄，归飞沆漭间。” 许印芳说此诗“骨味格律，真近老杜。” 石延年与苏舜钦一样，都是较早学杜的庆历诗人之一。他的诗集已散佚，仅存诗四十余首，难以窥其创作全貌，但范仲淹曾这样评价他的诗：“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独能嗣之。” 而他的诗歌如《古松》，确实也颇有杜诗的味道： 直气森森耻屈盘，铁衣生涩紫鳞干。 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 苍藓静缘离石上，绿萝高附入云端。 报言帝座抡才者，便作明堂一柱看。 梅尧臣则是庆历时期在创作实践中对杜甫诗歌艺术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学习的最为突出的诗人。例如“南岭禽过北岭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春日拜垅经田家》），是从杜诗“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化出。“年算赤乌近，书疑皇象多”（《丫头岩》）与杜诗“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重过何氏五首》）一样，都是在颜色词上运用了以假对真的借对法。又如梅尧臣《异同》说：“河滨捧土人，海畔逐臭夫。塞川岂量力，同趣即尔徒。” 这四句诗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三句与第一句相承，第四句与第二句相承。类似的还有《秋日家居》：“悬虫低复上，斗雀堕还飞。相趁入寒竹，自收当晚闱。”是以第三句对第二句，第四句对第一句。在杜甫诗中，像这样以后二句续前二句的例子很多。如“待尔嗔鸟雀，抛书示鹡鸰。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喜弟到》）“啼鸟争引子，鸣鹤不归林。下食遭泥去，高飞恨久阴。”（《晴》）“滑忆雕菰饭，香闻锦带羹。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杯罂。”（《江阁》）“急雨捎溪足，斜辉转树腰。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又，据《韵语阳秋》所载：“梅圣俞五字律诗，于对联中十字作一意处甚多，如《碧澜亭》诗云：‘危楼喧晚鼓，惊鹭起寒汀。’《初见淮山》：‘朝来汴口望，喜见淮上山。’《送俞驾部》：‘何时鹢舟上，远见炉峰迎。’《送张子野》云：‘不知从此去，当见复如何。’《和王尉》云：‘度鸟不曾下，新问谁寄评。’《昼寝》诗云：‘及尔寂无虑，始知机尽空。’诗家谓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时有此格。《放船》诗云：‘直愁骑马滑，故作泛舟回。’《对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江月》云：‘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 杜甫诗歌有一种很独特的表现手法，即以丽语写哀景：“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禹庙》）“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山寺》） “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湘夫人祠》）“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曲江二首》）梅尧臣也有这样用奇丽的语言去表现幽寂景象的诗句，例如 “龙蛇缘古木，凤鹄舞幽庭。”（《雪咏》）“枯骸托魑魅，细草没麒麟。”（《古冢》）这类与他平淡的主流风格相去甚远的诗歌虽然并不占多数，但其意象和意境与杜诗的极似正体现出梅尧臣向杜甫学习的创作实践。应当说，这种亦步亦趋的学习并不算成功。只有当真正体会到杜诗的妙处，遗貌而取神，才能自创新意。例如杜甫有著名的《绝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以一句一意和不作转语为其特点。梅尧臣的《绝句五首》、《八月二十三日四过三沟》等诗明显借鉴了杜诗。如《绝句五首》之一说： 风过巳午未肯止，酒病婴我心无憀。 船头拍翅野鸭浴，水上摆子狞鱼跳。 但这种体制上的“一句一绝”和意思上的不作转语并不是对杜诗的单纯模仿，而是作为他平淡诗风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出他自己的美学追求。又如杜甫曾作《月夜》诗，这首作品的独特在于明明是作者怀念妻子，却从妻子处着笔，以一种空间距离上的转换写了两处情深。梅尧臣在《曲渚桥送张秘校赴庆州幕》中说：“想君回首处，虹影在林椒”，在《和裴如晦雨中过其亡兄易居》中说：“此地尝对语，在昔岂知今”，都是表达朋友情深的诗歌，二者都受到了杜诗的影响或启发，但后者却能自创新意。本是抚今而追昔，表达对亡友的怀念之情，却将视角放在昔日，以当日欢会时不曾想到将来会有生死之隔来反衬今日的悲伤。写今昔对比的诗不少，此诗却以时间距离上的巧妙转换而出新，真正做到了对杜诗的遗貌而取神。 苏舜钦、欧阳修等人亦在语言形式和风格等多方面学习杜甫诗歌。苏舜钦《吴江岸》：“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同样是从杜甫“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化出，与梅尧臣虽然借鉴了同一种表现手法，却能各出新意。《秋宿虎丘寺数夕执中以诗见贶因次元韵》：“峡束苍渊深贮月，岩排红树巧装秋”，则脱胎于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峡束沧江起，岩排古树圆。”方回评价苏舜钦诗说：“壮丽顿挫，有老杜遗味”，从这类句子可窥知一二。另外，苏诗《夏意》、《初晴游沧浪亭》等都是“一句一意”，体制与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相同，欧阳修《梦中作》亦是。但苏、欧之作都并非亦步亦趋地模仿杜甫。例如《梦中作》与《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相比，杜诗四句全为写景，却将思乡之意放在言外；欧诗则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含情，自有独特韵味。欧诗在风格方面亦有颇似杜诗者。苏东坡曾说：“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寞无闻焉。直至欧阳永叔‘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鹤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番无事乐耕耘’，可以并驱争先矣。” 另外，欧阳修《水古夜行寄子美圣俞》以诗论诗之体借鉴自杜甫。论诗诗始于杜甫，其《偶题》中有关于诗歌发展的观点，但并不是纯粹的论诗诗，如仇兆螯所说 “此诗是两段格，前半论诗文，以文章千古事为纲领。后半叙境遇，以缘情慰漂荡为关键。” 欧诗则先写行役之景，后抒怀友之情，中间论苏、梅之诗。与杜诗同中有异，可谓善学杜诗者。 我们知道，庆历诗坛已经形成了宋诗的很多基本特点，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等。这些特点，虽是宋诗赖以自成面目的精髓，却并非宋人所首创，而是多与杜甫有密切关系，这也恰恰说明了庆历诗坛学杜之盛及杜甫对其影响之深。 例如“以文为诗”。陈善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元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 “以文为诗”、“以诗为文”，其实都体现了一种打破文体界限、多方取法的开放的文学观念。陈善说韩愈“以文为诗”，事实上这一特点在杜甫诗歌中已经相当明显，并且对庆历诗歌形成深远影响。例如杜甫在诗歌的写作中常常借鉴散文的表现手法。其《北征》诗说：“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便是运用了散文化的语言。而庆历诗歌中有很多类似的用法，如梅尧臣《逢牧》诗：“或聚如斗蚁，或散如惊鸟，或践麦无根，或啮树无肤。”欧阳修《重读〈徂徕集〉》：“或落于四夷，或藏在深山”，《和徐生假山》：“或开如断裂，或吐似。或长随靡迤，或瘦露崆嵌”，韩维的《孔先生以仙长老山水略录见约同游作诗答之》：“或凝如盖覆宛宛，或散如指长掺掺”等，显然都受到了杜甫的影响。并且庆历诗人比杜甫走得更远。例如梅尧臣的《读月石屏诗》：“余观二人作诗论月石，月在天上，石在山下，安得石上有月迹。至矣欧阳公，知不可诘不竟述，欲使来者默自释。……徒为顽璞一片圆，温润又不似圭璧。……” 或运用单行奇句的句式，或意思相承而语词相错，并使用了在诗中较少用的感叹词，极为明显地体现出“诗中有文”的特征。苏舜钦的《和子履雍家园》）也吸收了散文的表现手法： 长桥南走群山间，中有雍子之名园。 苍云蔽天竹色净，暖香扑地花气繁， 飞泉来从远岭背，林下曲折寒波翻， 珍禽不可见毛羽，数声清绝如哀弹。 我来踞石弄琴瑟，唯恐日暮登归轩， 尘纷剥落耳目异，只疑梦入仙家村。 君之襟尚我同好，作诗闳放莫可攀， 高篇绝景两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烦。 “长桥”八句为第一层，写雍家园之景致；“我来”四句为第二层，表达作者对雍家园的喜爱之情；“君之”四句为第三层，赞陆经之诗和雍家园之景一样，境界高不可及。可以看出，诗歌的层次感和逻辑性很强，显然借鉴了散文的特点。虽然全篇都是七言句，但句与句之间意思上相承直下，一意贯通，散文的流畅性亦表现得相当明显。 杜甫还大量运用诗的形式去表现本用散文表现的题材或内容，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他用诗来写传记、游记、自传、奏议、书札，总之，凡是他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 如《简吴郎司法》、《上卿翁请修武侯庙遗像缺落时崔卿权夔州》、《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诣徐卿觅果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等等。这类作品虽是表现了散文的题材和内容，却充满了诗歌的情韵和意趣，不是混淆了诗、文的界限，而是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如杜甫的《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 诗歌带上了一些应用性功能，但比直接去信讨钱又显得委婉而有情致，因而并不淹没诗歌的抒情性特征。而以诗代信的现象在庆历诗歌中大量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受了杜甫的影响。如宝元二年（1039）梅尧臣所作《代书寄欧阳永叔四十韵》，便是一首书信体的诗歌。诗歌开始写永叔贬谪夷陵事，然后写盼望永叔回来一聚而不得，想去探问却又为俗事所牵；接下来从与永叔讨论文章学问事而回忆起西京共度的美好时光，最后以表达对永叔的思念之情结束全诗。诗歌的内容与一般书信往来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贯串全诗的对于朋友的深情厚意用书信却不如用诗歌表达得如此之好。例如诗中说：“……所至同风月，相欢亿涧瀍。清歌皆在耳，素发怪侵颠。翠堞时登眺，芳洲屡溯沿。难醒拨醅醁，殊厌落头鲜。坐竹听啼鸟，临流聒嘒蝉。孤亭起归梦，南陌去扬鞭。……会面辞何吐，离膺事已填。空余郡楼望，野色际平烟。”用富有韵味的诗句描绘西京共同游历的快乐时光和今日的离别，对往昔岁月也即对朋友的怀念之情便蕴涵其中。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所作《班班林间鸠寄内》亦是一首平易委婉、情真意切的书信体诗歌。此诗写于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人相继罢去，欧阳修自知不免，因而在诗中跟妻子表达了自劾归田的想法，同时诗中充满了对母、妻之病的深深的忧念之情；最为特别的是诗歌的第一部分，在回忆从前的贬谪生活，以妻子跟自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无怨无悔来表达夫妻间的深情厚意时，先有以下十六句诗：“班班林间鸠，谷谷命其匹，迨天之未雨，与汝勿相失；春原洗新霁，绿叶暗朝日，鸣声相呼和，应答如吹律。深栖柔桑暖，下啄高田实，人皆笑汝拙，无巢以家室；易安由寡求，吾羡拙之佚，吾虽有室家，出处曾不一。”这是诗中典型的比兴手法。前八句以斑鸠鸣声相和喻夫妻感情融洽起兴，后八句因斑鸠的安拙而引起下文对自己经历的感叹。如果采用书信的形式，势必要放弃这一比兴手法，则无法达到如此良好的抒情效果。梅尧臣的《寄滁州欧阳永叔》、《代书寄鸭脚子于都下亲友》、《永叔赠绢二十匹》，欧阳修的《代书寄尹十一兄杨十六王三》、《书怀感事寄梅圣俞》等都是以诗代信的作品。总之，向各种散文体裁取法，不仅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而且可以达到散文的功能，从而使人们在表情达意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方式，这正是“诗文相生”之意。 杜诗“以文为诗”的特点对于庆历诗歌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例如庆历诗歌中有一类作品是由散文改写而成，这是杜诗中所不曾出现过的，但又显然是在杜诗的启发下产生的，是对杜诗“以文为诗”特点的进一步发展。这类诗歌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法都与散文与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并不意味着诗、文界限的泯灭，好的诗歌，并不等同于押韵之文。最早进行这种“以文为诗”尝试的庆历诗人是梅尧臣。明道元年，谢绛将他与友人游嵩山的经过写信告诉梅尧臣，后者据此写成五言古体长诗《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将游览的过程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韵味上自然胜散文一筹，“以文为诗”的这一优势是诗歌本身的特点所给予的。但诗歌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抒情性，梅尧臣并没有参加这次活动，诗中的情岂非是矫情？不然。梅尧臣写作此诗的基础，一是他以前游嵩山的经验，二是此次游山之人都是他的知交好友，他对他们的外貌、性情等都相当熟悉。谢绛的信亦作为散文名篇被收入《宋文鉴》，但内容较简约，描写往往只有三言两语；梅诗则充分发挥诗歌的描写功能，结合想象，将物态神情描写得生动形象，而作者的情感正暗含其中。例如文中说：“十二日昼漏未尽十刻，出建春门，宿十八里河。翌日，过缑氏，阅游嵩诗碑，碑甚大而字未镌。上缑岭，寻子晋祠，陟轩辕道，入登封，出北门，斋于庙中。”只是较为客观地记叙了他们游览中的一段过程，稍嫌沉闷；而诗中则如此表现：“方蕲建春陌，十刻残昼漏。初经缑氏岭，古柏尚郁茂。却过轩辕关，巨石相撑斗。”游历的路线仍很清楚，但加进了作者的描写，显得生动多了。又如文中说：“师鲁体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诗中这样描写道：“尹子体雄恢，攀缘愈习狃。欧阳称壮龄，疲软屡颠踣。竞欢相扶持，芒屩恣践蹂。”不但写出了尹、欧二人的动作，也写出了朋友间的欢乐和深情厚意。 杜甫诗歌的灵魂是强烈的关注时事的精神和忧国爱民之心，而“以议论为诗”是体现这一点的重要手段之一。王嗣奭曾评说杜甫《义鹘行》一诗：“…… ‘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分明是仲连逃赏。‘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又分明是季札挂剑。借端发议，时露作者品格性情。” 沈德潜认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 他所说的“纯乎议论”，并不是像某些宋诗被批评的那种通篇枯燥乏味的议论，而是充满了抒情性，与感慨几不可分，或者说，是将叙事、议论、抒情结合在了一起。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写自己的抱负，次述途中所见所感，最后写到家情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议论之辞，但亦有可能是实录当时情景，因而也是具有极强形象性的抒情。又如《北征》中的议论：“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都带有强烈的抒情性，如沈德潜所说：“读《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不废议论，不弃藻绘，笼盖宇宙，铿戛韶钧，而横纵出没中，复含酝籍微远之致。” 庆历诗歌的议论，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继承了杜甫诗歌的抒情性，将议论与叙事、抒情结合起来，例如梅尧臣的《书窜》，明显地表现出与杜甫《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的相似性；二是抒情性不那么明显，作者更多的着意于议论的深刻、精警、独出心裁等方面，是宋诗议论的独特性所在，其成功之作并没有泯灭诗歌的抒情性，而是对杜甫诗歌传统的发展。例如王安石的《桃源行》、欧阳修的《仙草》等，都是“纯以议论驾空而行”的成功之作。本文试以第一种情况为例，来说明庆历诗歌“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 沈德潜说：“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 梅尧臣的《书窜》一诗，正体现了议论中带情韵的特点。全诗以御史唐介弹劾丞相文彦博的事情经过为线索，详述了唐介弹劾文彦博的缘由、文彦博一党的反驳之辞、皇帝怒而贬斥唐介、有官求情、唐介终于遭贬的全部过程。诗歌人称随着不同人物的叙述而不断转换，有较强的叙事性。在叙事过程中，又包含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现手法。而在人物的交接处或事情的转折处，作者又常常站出来发表议论。诗歌最后说：“莫作楚大夫，怀沙自沈汨。西汉梅子真，去为吴市卒。为卒且不惭，况兹别乘佚。”是劝慰之语，同时又包含着作者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评判，因而也是议论之辞。应当说，这是一首继承了杜诗特色，将叙事、议论、抒情结合在一起的成功的作品。欧阳修的《重读〈徂徕集〉》和苏舜钦的《哭师鲁》同样具有这一特色。欧阳修的《再和明妃曲》则为议论中带情韵的名篇佳作：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 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 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 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 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 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诗歌先叙述了明妃未为天子所识而被远嫁匈奴的事情，然后“虽能杀画工”六句为议论，“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两句实为借题发挥，与明妃事关系不大，但已有了前面的叙述作基础，因而并不显得枯燥和突兀；而且议论的深刻和警策，足以弥补其它缺陷，诚为全诗点睛之笔。诗歌最后一部分又以描写和抒情的笔调表达了作者对明妃的同情之意，使全诗的形象性更加突出，而“莫怨春风当自嗟”一句，感叹之中又含微讽之意。而《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不但议论深刻精警，且与叙述、抒情恰切地融为一体： 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 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 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 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涧草自春秋。 全诗充满对崇徽公主的深切同情之意。目的为了写人，却往往以景、物之情来衬之。如首联以故乡飞鸟和悲咽笳声来衬托崇徽公主远离故土的不舍与忧愁；“翠崖遗迹为谁留”和“岩花涧草自春秋”都是将没有生命或感情的景物赋予其人的情感，则物犹如此，人何以堪！“青冢埋魂知不返”反用杜甫咏王昭君 “环佩空归月夜魂”之意，更表达出作者对崇徽不幸命运的同情。“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两句体现了作者立意之所在，但这种深刻的识见并没有孤立于全诗之外，而是融会于崇徽公主事和作者一以贯之的情感中。既是典型的宋诗，又凸显了作者自己的风格，并且几近自然浑成的境地。正如叶梦得所说：“此自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会，要当如是，乃为至到。” 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也是将新颖深刻的议论融入叙述、抒情之中的成功之作。例如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出”四句，描绘了明妃的哀怨和绝色姿容，由“君王不自持”引出接下来的杀画工事。“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两句议论不像欧诗中的“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为借题发挥，而是融汇在杀画工事的叙述中。接下来述明妃出塞以后事，写她如何心向塞南，家人如何以“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来劝慰她。这两句话正是作者见识之所在，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但同样是浑然无迹地与诗歌的叙述、抒情结合为一个整体。 例如《冬夕会饮联句》一诗由梅尧臣与谢景初共同完成，可以看出，对于同一个主题，梅尧臣选择了新的意象和表现手法。诗中说：“远漏微递风，醉心欺睡魄，（景初）细书刺昏瞳。吽呀闻争犬，哮吼厌啼。拨火乱赪豆，附炙双弯弓。干果硬迸齿，（尧臣）寒齑酸满胸。枯蛤擘无肉，淡脯烧可饔。语必造圣贤，乐已过鼓钟。纸窗幸未曙，（景初）絮被令旋缝。冻痹两股铁，跑抓双鬓蓬。脬尿既懒溺，裩虱唯欲烘。器皿足缺齾，捧执无夭秾。儿女寒不寝，（尧臣）……” 谢景初还是以习见的语辞来描述生活的贫困，梅尧臣则以丑陋的意象来刻画寒饿交加的状况，更以其触目惊心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又如《秀叔头虱》： 吾儿久失恃，发括仍少栉。 曾谁具汤沐，正尔多虮虱。 变黑居其元，怀絮宅非吉。 蒸如蚁乱缘，聚若蚕初出。 鬓搔剧蓬葆，何暇嗜梨栗。 剪除诚未难，所恶累形质。 秀叔年少失母，乏人照料，所以诗人越是铺陈地描写儿子的邋遢和虱子的恶心，就越是能表现自己心情的恶劣和对于亡妻的怀念。 由于庆历诗人普遍具有对于时事的热情关注，“破体”这种能够表达强烈感情色彩的诗歌特点便成为很多诗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选择。梅尧臣作于景祐元年（1034）的《聚蚊》、作于庆历四年（1044）的《普净院佛阁上孤鹘》都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的诗歌。例如《聚蚊》铺陈地描述了蚊子的猖狂和肆虐，最后说：“薨薨勿久恃，会有东方白”，整首诗暗喻地描写了当时政治上敌对势力的强大和肆无忌惮。同年，欧阳修作了《和圣俞聚蚊》。庆历六年（1046），又作了《憎蚊》，虽然具体的政治背景有了变化，但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上显然都受到了梅尧臣的影响。苏舜钦作于庆历四年（1044）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很有特点地运用了“破体”的手法。诗歌一开始，描绘的是林气氤氲、柔风拂面的初春景象，但接下来却立刻转为了水旱灾害后人民衣食无着、饿殍遍野的惨状的描写，如“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鸟鸢啄其皮。”这种视觉上的极其强烈的美丑对比，正表明了作者对苦难者的无比同情的态度。 宋诗中的重要特点“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也早在杜诗中便已有了初步尝试。据《后山诗话》记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尧臣。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 可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是宋人在树立了力避熟词熟意的基本观念后提出的对于诗歌的更新的或更高的要求，只不过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不用陈语常谈，而是从两个具体的角度切入，提供了解决诗歌所临困境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正是在杜诗的启发下而产生。身处盛唐的杜甫，在诗歌创作时已经要面对因为诗歌发展渐趋成熟而产生的种种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自然，完全另辟蹊径，比如运用“破体”的笔法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毫无疑问，“破体” 的运用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以故为新”则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如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中“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一联，为历来评诗者所乐道，其实这正是一个“以故为新”的成功范例。仇兆鳌说：“‘柳青桃复红’，起于谢尚，袭用便成常语。梁简文帝诗云：‘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红’，乃借烟水以形其红碧。杜云：‘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用‘归’、‘入’二字写出景色之新嫩，皆是化腐为新之法。” 庆历诗人对杜甫诗歌的学习和继承，本身正是一种“以故为新”，当然，这种学习和继承，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上的认同，正是这种开放的、广纳百川的文学观念，使庆历诗歌不但能继承文化传统，而且终于能自成特色。 杜甫诗歌又是“以俗为雅”的成功范例。在忌用俗字俗意的唐代，杜甫此举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范晞文评道：“‘仰看明星当空大，无处告诉只颠狂。’‘但使残年饱吃饭，案头干死读书萤。’‘却似春风相欺得，更接飞虫打著人，’‘堂上不合生枫树。’‘不分桃花红似锦。’‘惜君只欲苦死留。’‘数日不可更禁当。’皆化俗为雅，灵丹点铁矣。” 杜甫诗中，俗语俗字随处可见，运用得恰到好处而别具一种风味。正如王嗣奭说：“信笔写意，俗语皆诗，他人反不能到。真情实话，不嫌其俗。” 又如杜甫诗说：“青虫悬就日，朱果落封泥”（《课少竖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其二），他所写的其实是不怎么让人喜欢的毛虫、掉在泥污里的果子，但杜甫用“青”和“朱”来形容这两样事物，颜色对比强烈、鲜艳，给人明朗之感，而且刻画出动物的静态和本不会动的植物的动态，动静相生，给人极为愉悦的审美感受。很多在以往的诗歌中不为诗人所青睐的事物，杜甫却往往能从中发现美。应当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化俗为雅”；而且对宋人来说，较之俗语俗字的使用，影响更为深远。宋人学会了像杜甫一样细细地品味生活，所以也往往能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和体味到美。例如梅尧臣诗中说：“悬虫低复上，斗雀堕还飞。”（《秋日家居》）这类诗歌使我们从这些普通的小生命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盎然的生意和情趣，同时也感受到了作者平和而快乐的心境。在平凡中发现和欣赏美，对于越来越崇尚一种精致的生活的宋代文人来说，既能使他们享受到“发现”的乐趣，又能使他们体现出某种不同于前人的独特的品味和情趣，因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正是梅尧臣所说的“以俗为雅”。 “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观点对于此后的宋诗发展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以故为新”为遍览唐诗、压力重重的宋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创作手段，宋诗的代表诗人之一黄庭坚受此影响甚深，他的著名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说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以故为新”，只不过在操作方法上更加具体、细致。而“以俗为雅”，是宋人将艺术生活化和将生活艺术化的结果与表现。它体现了宋人关心百事的态度。较之唐人，宋人的视野更为开阔，世间万事万物都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俗化”，事实上，宋人的生活方式日趋雅致和精细，“以俗为雅”，就是这看似相悖的两个方面完美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解决方式。如前所论，宋诗的这两大特点同样是庆历诗人在杜甫影响之下而形成。 庆历诗歌因其奠定了宋诗的基本特点而成为宋代诗歌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代诗歌和宋诗的第一个高峰，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这一诗歌成就的取得，与庆历诗人强烈的自立意识和理性精神有关。但自立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割离，深广的文化传统永远是新的文学得以出现和存在的源泉，如杜诗之于庆历诗歌。笔者已大量地分析与论述，作为宋诗最重要的诗歌传统的杜甫诗，早在庆历时期，便已经被广为学习，庆历诗坛的主要诗人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都曾深受其影响，而庆历诗歌特点也与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青，出于蓝，虽不能说胜于蓝，却也自出己色，成为诗歌史上独特的“这一个”。这便是杜诗影响下的北宋庆历诗歌。 参考文献: 1 《桐江集》卷二《后近诗跋》，转引自《元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 2 这些诗人有些一直延续到元祐时期，本文的论述只限于他们在治平以前的诗歌创作活动。例如王安石，只讨论他前期的创作。 3 《叶适集》卷十二《徐斯远文集序》，清叶适著，中华书局1961年版。 4 宋荦《漫堂说诗》，见《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 5 周紫芝《竹坡诗话》卷二，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6 《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七，晁公武撰，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7 《临川先生文集》，王安石著，四部丛刊本。 8 其他三家依次为欧阳修、韩愈、李白。 9 据《吴郡志》记载：“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始大修设厅，规模宏壮，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既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本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既偿省库，羡余以给公厨。”《吴郡志》，南宋范成大撰，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10 《新唐书》：欧阳修、宋祁撰，其中“列传”部分由宋祁完成，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 11 欧阳修对韩愈和李白的推崇是人所共知的，对于杜甫的态度，他人则有不同意见。刘攽《中山诗话》曰：“杨大年不喜工部诗，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趠飞扬，易为感动也。”但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欧阳修之子欧阳棐语：“先公平日，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所以叶梦得认为“则欧公推服子美，固在太白之上也。”笔者认为欧阳修对李、杜、韩的评价，不必强分高下，但他对杜甫诗的推崇和学习是没有疑问的。 12 张方平一直生活到了元祐年间，其诗没有编年，这些诗歌难以断定确实作于庆历时期，但总观其诗集，“读杜诗”贯穿始终，可见他对杜甫的推崇是由来已久和一以贯之的。 13 《全宋诗》（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 《全宋诗》（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李杜画像，古今诗人题咏多矣。若杜子美其诗高妙，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6 题像诗准确作年不可得知，或与编次杜诗后集相去不远。 17 《全宋 诗》（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8《瀛奎律髓汇评》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9 《范文正公集》卷十《祭石居士文》，四部丛刊本。 20 《全宋诗》（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1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何文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2《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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