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2月，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任应秋先生编著的《中医病理学概论》一书。这本书主要针对中医的病因学、病机学以及辨证理论，从病理学的角度进行了描述，并介绍了中医诊疗特色。任老在书中十分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辨证论治观，这些观点反映出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主要特点的学术基础。 该书的问世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1954年，国家对中医提出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意义。任应秋在上海就读期间，曾受诲于“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陆渊雷先生，对陆氏之谈大加称允，遂效其法，以“中医科学化”为己任。该书致力于对中医的辨证论治过程作出科学化的病理学描述，使得中医理论更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西医学习中医，也是对于中医深奥理论的简要诠释。 1.辨证论治的概念在辨识疾病性质 任应秋这样定义“辨证论治”的概念：“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是依据机体病理变化的若干症候群，辨识为某种性质的证候，而确定其治疗，因为他认为构成证候的症候群，就是病理机转的具体征象，而证候就是病理机转征象的总和，也就是对疾病总的观察和认识，根据总的观察、分析和认识，进行治疗，便是辨证论治。”这就是说，所谓“辨证论治”，辨的是“证候”，而证候是对疾病性质的一种描述方法。而辨证论治实际上就是临床搜集的各种信息的总和，即“机体病理变化的若干症候群”进行“辨识”，最终统合成为一种疾病的“性质”的过程。而他所描述的“证候”，也更加偏重于表示疾病的“性质”，与我们今天将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等多重因素组合成为一个证候的方法有所区别。 2.辨证论治的范畴在八纲辨证 任应秋认为：“中医的辨证论治，是注意于生体病变的全身证候，务使身体的生活机能恢复其正常状态，也就是说要把病体整个病理机转一变而为生理机转。例如体温放散过少，以致郁积成热的（发热无汗），便发汗以解热；体温形成多，以致放散不及的（发热自汗），便凉解以平泄；生活机能过于亢进的（阳证热证），消之使不亢进；生活机能过于衰弱的（阴证寒证），温之使不衰弱；全身细胞生活力减退的（阳虚），便宜兴奋，即所谓‘温经回阳’；全身细胞原形质缺损的（阴虚），便宜补益，即所谓‘养阴补血’。其间斟酌损益的微妙处，全在这辨证论治。”由此可见，任应秋将辨证论治中“证”的范畴主要界定在“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范围之中。 该书第五章的题目为“辨证论治的体系”，又分为“阴阳的含义”“表里的含义”“寒热的含义”“虚实的含义”四部分内容介绍八纲的主要内容。 对于“八纲”在辨证论治中的意义，任应秋做出了这样的总结：阴阳在医学上的应用，就在窥测其两种（阴阳）机转偏盛偏衰之所在而趋之于平衡；抓住机体抗力及时抵抗疾病，随表而出，是表证以解表为第一要义的所以然；里证有二义，即病变的亢进和机体内在器官病变；证候上的寒和热，已多半不属于物理作用的范围，以“寒”来代表生理的生活机能的衰减，“热”来代表生理或病变机转的亢进；“虚”多半是指生理机能（正气），“实”多半是指病理变化（邪气），这是限于辨证论治而言，可以作为临床治疗的主要依据。 由此可见，“八纲”的实际意义，是用以描述疾病基本的盛衰变化等特点，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对疾病性质的认识。因此，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学问就具有“中医病理学”的基本含义，而“八纲”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主要范畴。 3、辨证论治的实质与六经界说 任应秋在“辨证论治的体系”的一章中特别增加了“六经的界说”一节内容，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作为八纲的实际运用举例，更加深入地对八纲的具体运用方法作了介绍。 他认为：“六经，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综合概念，也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的综合产物。”认为六经辨证是综合运用八纲进行临床诊疗的一个实例。他说：“为什么说它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的综合产物呢？因为在临床辨证时，太阳、阳明、少阳都为阳性疾病，太阴、少阴、厥阴都为阴性疾病，太阳、阳明、少阳都代表热性疾病，太阴、少阴、厥阴都代表寒性疾病，太阳、阳明、少阳都属于实性疾病，太阴、少阴、厥阴都属于虚性疾病。这阴、阳、寒、热、虚、实之中，又有在表、在里、在半表半里的不同。” 对六经病的性质进行归纳性的分 类之后，任应秋还分别对六经病的主证逐一进行了病理学阐释。 他认为，太阳病是表证，是一切疾病前驱的先兆证；阳明病，是体液耗散的结果；少阳病阶段的病理特点是过敏，是病邪可出可入的阶段；太阴病，是消化器官病变机转逐渐走向衰减的胃肠肌迟缓的表现；少阴病，是心脏和神经衰弱的表现；体温低落而“发厥”，这是厥阴病的主要表现。而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六经是由表、里、寒、热、虚、实六变所形成，也就是‘六变’在临床上错综复合出现时的六个界说，也就是范围‘六变’的六个系统，它的性质是经常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在临床上它帮助我们认识疾病有极大的便利，通过它可以认识整个病变机转的性属。” 任应秋对《伤寒论》“六经”的界定具有重要的辨证意义，在其对伤寒六经病诸证候进行的“病理学”诠释中，简明地阐述了中医的证候学说与西医病理学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继承了陆渊雷将中医科学化、实质化、病理化的研究方法，开始对中医的证候”进行了西医病理学模式的描述，是中西医汇通的另一个高潮，也是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一大创新。 任应秋这样定义了“病理学”的概念：“病理学是究明疾病的发病条件、发病经过及其结果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体。人体是生理的生活现象和病的生活现象的统一体。人类随着年龄的增加，病的生活现象胜过生理的生活现象时就成了疾病。”因此，他对“病理学”的认识是宽泛的，并没有掺杂中西医学间的分别。在他看来，西医学有西医病理学，中医学也有独立的中医病理学。因此，任应秋将该书命名为《中医病理学概论》，而实际上，这基本上就是一部研究中医诊疗过程和方法的“辨证论治”著作。 4.辨证论治的应用在症状审辨 任应秋在该书“症状的审辨”一章中说：“中医的诊断和治疗，不可能对病，而是对证，尤其最主要是对证候……但证候是建筑于各种症状上的，要想辨识清楚证候，便得先行把各种不同和类似的症状审辨清楚，才能给辨识证候打下基础。” 本章中，他介绍了发热、恶风、恶寒、汗等20多个主要症状诊断、鉴别诊断与辨证方法，并对其进行了病理学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症状的临床辨析过程时，他使用了“审辨”一词，其中包含了“审查症状”和“辨别证候”两个层面的含义，这也是中医学的重要特色。西医学的病理学描述是以单一症状为分析对象的，每一个症状都拥有独立的病理学描述，各自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交合，其治疗也是针对各个症状进行的。而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则与此完全不同，症状只是作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素材，真正认识疾病要通过对全部症状的综合提炼，才能得出辨证的结论。因此，从中医学的角度认识“症状”，对于每一个症状的认识都是一次辨证论治的过程。 任应秋先生针对这一中医学的重要特色，进行了精辟而详尽的叙述。 5.辨证论治的优势在发展变化 通过对《中医病理学概论》一书中“辨证论治”观点的解析不难看出，该书的立意可以算作檄文一类，也是任应秋先生在面临西医学对中医学的冲击，为“中医学不科学”的说法进行辩护而著述，具有明显时代烙印的著作。 任应秋以“肾炎”为例，阐述了其认为西医学并不全面的观点。他说：“如有些肾脏的疾病，在病理形态学上说在肾小管、肾小球方面没有病理的改变，但是病人有蛋白尿，他们叫这一类情形为官能性的改变，但是究竟这些官能性的改变本质是什么，从细胞病理学上便找不到答案了。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病理学，忽略了疾病是人这个有机体所表现出的现象之一，并且是在发展着的、变动着的现象，决不能把它从整个有机体孤立起来加以片断的了解，更不是仅仅从病理形态学上考察就能有全盘的了解。 所以时至今日，用传统的切片、染色等方法来研究疾病的形态学，几乎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对于疾病的治疗，却表现出异常的贫乏。” 同时，任应秋又指出了中医学在整体观察、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系统的绝对优势，强调了证候在“中医病理学”中的重要意义。他说：“祖国医学却把证候认为是机体生理和病理斗争的不同的反应，凡证候愈猛，证明生理与病理斗争激烈，生理的战斗力亦愈提高，这时病人自觉症状的痛苦虽甚，并不等于疾病发展到危险阶段；相反，疾病日久不愈，证候的自觉减轻，痛苦不大，这实质上是生理的战斗力日趋下降，使病理占了优势，病人身体就会日渐衰惫，因体内物质基础消耗太大，这才使病步入危险阶段……疾病是随时发展着的、变动着的，证候也是极复杂而变化的，这样证候与治疗密切配合的病理知识，有它现实的实践意义，能够通过实践的知识，便有它不可磨灭的真理存在，更有它不断变革、升华发展的前途。” 可见，任应秋先生对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内容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而努力发扬。由此我们也应该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所提出的“证候”的概念与今天的差异，正应该溯本求源，研究这一差异形成的过程和概念演变的规律。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李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