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第一代私人藏书家

我国藏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距今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大国中书籍数量最多的国家，其绵延悠久的历史文明，是与书籍的收集储备、流传和利用分不开的，因此，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藏书文化分为四大系统：一是官府藏书，二是寺观藏书，三是书院藏书，四是私家藏书。前三种藏书系统都可归属于公家藏书体系，藏书作为集体的共有财产而存在，收藏管理的主体只有保管的责任而不真正拥有，因此他们往往不能贯穿典籍的访求、收藏、校勘、保管、流通等环节，大多数公家藏书不能像私家藏书那样用情于书并积淀起丰厚的文化内涵。这是我们要集中探讨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的原因。

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

古代私家藏书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此后私家藏书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成长期：春秋末期——东汉 孔子是我国第一代私人藏书家

我国古代的商周时期，因为学术初萌，典籍较少，出现一个“学术官守”的特殊阶段，因此官府藏书的历史要比私家藏书早近千年。

东周以后，周王室逐渐衰微。“学在官府”由一个中心，分散为若干个中心。到了春秋中后期，周王室和诸侯的藏书对学者和他国贵族有所开放，孔子和他同时期的一些学者有了私人教学、研究和藏书的条件。他在整理六经和编订教材时，积累了一批藏书。《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的藏书历经十数代，到西汉武帝末才被人发现。这些材料证明，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代私人藏书家。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诸子峰起、百家争鸣，诸子各家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弟子、著书立说，不能没有自己的典籍文献，所以他们大都有私人藏书。战国中后期，诸子的私人藏书有所增加。《庄子·天下》篇说名家惠施博学多才，“其书五车”，后来的成语“学富五车”就出自这个典故。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运动，产生了六艺、诸子、史学、兵学、医学、天文、地理等大批典籍，形成后世各个学科的雏形。虽经秦始皇焚书之劫，但私家藏书仍留下一批图书种子。汉兴，改秦旧弊，搜集整理图籍，公私藏书不断增加。

西汉时，图书交易场所“书肆”也已出现。西汉末年有长安槐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相与买卖。”到了东汉，京师洛阳出现了专门的书肆，方便了私人藏书，也为一些好学之士所利用。东汉学者王充、荀悦年轻时因家贫无书，都是利用书肆而“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

东汉私人藏书比西汉进步，《后汉书》记载经学家杜林、史学家班固、文学家蔡邕、医学家华佗等人皆富藏书。蔡邕有书万卷，他的藏书后来大部分赠给学生王粲，一部分留给女儿蔡文姬。

第一阶段的私人藏书，仍局限在少数学者、士大夫中间，未能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

发展期：魏晋南北朝——隋唐 文献记载隋唐藏书过万卷者达20余人

此一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迅速发展，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以及佛道经典，比汉代大大增加。造纸技术和材料进一步改进，纸得到了普遍运用，从而促进了私人藏书的快速发展，也涌现出许多藏书家勤奋抄书、聚书的动人事迹。如南朝的沈麟士年过八十，每天抄书不辍，两三年后“卷满数十箧”。北朝的穆子容“录天下书，逢即手录，所得万余卷”。

随着公私藏书的发展，也刺激了当时佣书业和贩书业的兴盛。一些佣书人和书贾以抄书、贩书为生，促进了书籍的流通。这一时期的藏书家数量增多，私家藏书在士大夫中间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藏书家个人藏书的数量大为增加。南朝著名的陆澄、崔慰祖、王僧儒、沈约、任昉、张缅，北朝的辛术、司马子瑞，藏书都过万卷，有的达到二三万卷。隋唐藏书家藏书超过万卷的更多，有明确文献记载者达20余人。唐后期著名藏书家李泌为宰相，封邺侯，藏书达3万卷，世称“邺架”。

有不少藏书家还将藏书供人借阅，如三国蜀国的向朗“开门接宾，诱纳后进”；西晋的范蔚有藏书7000余卷，“远近来读者，恒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当然，也有人为了保护图书，反对将藏书外借，如唐代藏书家杜暹聚书万卷，他在每部书题上“家训”：“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皆不孝。”

兴盛期：宋代——清末 清代四大藏书家象征古代私家藏书极致

此一时期我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发展至高峰并进入总结阶段，为典籍的撰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认识源泉。

宋以后雕版印刷的普及带来了图书生产上的革命，印刷术使图书的复本量大大增加，图书的流通范围也相应扩大。宋元明清几代，私家藏书这种文化现象冲出士大夫阶层，波及乡绅、豪门、商贾乃至一般的读书人家，藏书家人数剧增。到鼎盛的清代，有明确史实记载的、藏书达5000卷以上的藏书家已超过3000人。

这里可以用清代四大藏书家的情况来看私家藏书发展到清代时的鼎盛。四大藏书家首推“南瞿北杨”，南瞿指常熟瞿镛，生活于清嘉庆、咸丰年间。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广收常熟前辈藏书家钱谦益、毛晋的故物，以及清代张金吾爱日精庐、汪士钟艺芸书舍的善本，藏书达十余万卷，而且精品很多，有宋本173种，金本4种，元本184种。瞿家藏书自其父瞿绍基始，历4代，经受过太平军战火、北洋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的袭扰，后人捆载书籍四处躲避，精心保护，使藏书不致散失，解放后献于国家，大部分存入上海图书馆。

“北杨”指山东聊城杨绍和的“海源阁”，杨绍和生活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曾任礼部郎中、翰林院侍讲。藏书自其父杨以增开始，所得精华是黄丕烈士礼居故物。杨绍和继承父志，拓展海源阁藏书，他在京为官时收得宗室怡府“乐善堂”的一批善本。按《海源阁宋元书目》所记，共有宋元本269种。阁中藏书曾在咸丰年间遭捻军起义的冲击，然至民国初，仍有藏书3236部，208300卷。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有两次遭土匪劫扰，善本书后运往天津，归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

四大家中的陆心源，浙江归安人，生活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历任道员、盐运使。陆心源年轻时就喜好藏书，他收藏的宋元珍本，来自上海郁松年的宜稼堂。此外，他还搜罗许多江浙故家的藏书，使藏书总数达15万卷以上。他的藏书楼“皕宋楼”，号称收藏宋版200部。陆心源身后，其子陆树藩不能守业，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将陆家藏书以10万两银子售予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

还有丁丙，浙江杭州人，生活于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他和兄长丁申一起藏书，时称“二丁”。丁家藏书有家传渊源，自其祖父时就构建“八千卷楼”藏书。丁氏兄弟不仅继承先辈事业，而且对公家藏书也非常关心。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因太平军作战而流散，丁氏兄弟发现后便四处寻检收集，后又雇人抄补残缺，历经十几年，基本上恢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旧貌。“八千卷楼”藏书达20万卷，有宋元本200余种。丁氏后人将藏书以7.5万两银子售予官府，清廷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南京图书馆的前身江南图书馆。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措理之术

古代私家藏书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经验，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明代祁承火業的《庚申整书小记》和《澹生堂藏书约》等总结藏书方法的专著比较著名。

收聚方法：古代人藏书尤重鉴别真伪和版本

郑樵的“求书八法”讲的是收集古书的便利之法。除了要善于收集典籍，鉴别书籍的真伪优劣也是收书的关键，历代藏书家无不慎之又慎。明代祁承火業在《澹生堂藏书约》中列有“鉴书之训”，清代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则专有“鉴别”一项，对如何鉴别宋刻、元刻、明刻、清刻、抄本的技术有详细说明。清代私家藏书积累了大量鉴别版本的经验，在许多书目和藏书题跋中都有反映。以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为例，谈宋刻本鉴别，就有利用避讳、版式、书口、纸质、字体、木记诸法；谈元刻、铜活字本、手抄本的鉴别，也都有其独到之处。

保存储藏：高楼藏书定时晒书防水火虫害

古来藏书，既有政治禁毁、兵火焚毁等人为因素的破坏，又有因水、火、虫等自然因素的损害，历来藏书家十分注意对水祸、火灾和虫害的预防。

关于如何防水防潮，叶德辉的经验是：藏书宜在高楼，筑高墙、远宅居，要有排水措施，“引湿就下”，并经常开窗通风。至于防火，史载汉代曹曾就有“石仓藏书”的故事；明代金华藏书家虞守愚在湖中小岛筑楼藏书，宁波天一阁则以“约不携烟火”的禁令来杜绝火源。

至于防虫，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藏书防虫防霉的办法，即把有驱虫效力的植物汁液或矿物质染在纸上，以防止虫害蛀蚀，称之为“染潢”。也可以直接将能驱逐虫鼠的药物放于藏书之处，孙从添说可用石灰、炭屑铺地防白蚁，叶德辉则提出在书橱内放肉桂、麝香或西洋药粉驱虫。

书籍破损常常要用糨糊修补，但是糨糊容易招惹虫蚁鼠害或霉变，古人便想到在治糊物料中加入驱虫药物的方法。另外，曝书也有去虫防霉的效果。唐宋时期，公家每年在适当的节气曝书，形成制度，有“曝书会”之称。私人曝书也很讲究，北宋司马光的读书堂藏书万余卷，每年曝书，虽时长日久，“终不损动”。

管理流通：有人拒不外借 有人开放借阅

管理是收藏的延续，包括对书籍的护理、陈列编目和流通措施。从文献记载上看，古代藏书家早在魏晋时就有意识地治护书籍，后来逐渐形成一些具体措施和经验。

北宋司马光就告诫子辈要“宝惜”典籍，坐着看书要“几案洁净”；走路看书要“承以方板”，不能让手汗浸书或触动书脑；翻书要“轻捻翻页，不能以指爪撮起”。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多藏书，他讲究藏书“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

到了明清，藏书家更多的考虑通过装潢来保护书籍。至于具体的装潢方法，则各有讲究。如孙从添提出“糊裱宜夏，折订宜春”，因夏天易干，春天无汗。叶德辉则反对南方用书盒，主张用夹板，通风透气，不生虫，不走性。关于藏书的陈列，祁承火業主张陈列要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体现图书的分类和条理。除了讲究排列，藏书家还注意编制藏书目录，编目不仅记载了藏书，还方便随时检索和整理。

至于藏书的流通，古代藏书家不外有这么两种倾向：一种是封闭式的，一种是流通式的，封闭式藏书家属于多数。宁波天一阁是封闭式管理的典型，自明代范钦时，天一阁就定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还对违反族规，将藏书外借、出卖的人处以禁入祠堂祭祖或逐出族门的惩罚。在严厉的约束下，范氏子孙保存藏书400余年，相传十余代而不流散。封闭式管理存在图书与世隔绝、无法利用的弊病，因此也有一些藏书家提倡藏书的开放式流通。比如清末浙江藏书家徐树兰在绍兴建立开放借阅的“古越藏书楼”，制订《古越藏书楼章程》，规定图书的借阅和管理办法，将私人藏书提供给公众阅览。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 文化意蕴

明清藏书必称楼号

藏书加印以表情怀

藏书楼的出现是私家藏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有私家藏书楼的专门记载，到了明清两代，藏书必称楼号的习俗蔚然成风，于是书楼林立，不胜计数。但如今明清藏书楼能完好保存下来的不多，仅有天一阁、铁琴铜剑楼、玉海楼、嘉业堂等近10座，其他大部分是翻建，或为遗址。

藏书章开始是书主表明图书所有权的标记，后来藏书家借印章的方寸天地，在印文中表达个人的情绪和意愿。因此各种名目的印章纷纷出现，一般藏书家都有几方藏书印，甚者多达几十方。有的藏书家以在图书中遍盖图章为癖好而独享其乐，清代道同年间的杨继振就常在他的藏书中“钤朱累累”，他的一颗大藏书章，印文多达190字。然而物极必反，叶德辉就把这种乱打印章的做法比作“美人黥面”、“佛头着粪”。

古代私人藏书印文的文化意蕴非常丰富，其内容或以印主的名号入印，或以印主的里爵入印，或以鉴赏标志如“宋本”、“元本”等入印，或以箴言警句入印。箴言警句章常常抒发印主的处世、治学态度，或对书籍的眷恋，是藏书家心理深层的表达。比如，清代席鉴的“学然后知不足”，鲍廷博的“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等。黄宗羲的“难不忘携，贫不忘买，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让人感受到这位学者对图书的热爱。箴言章中有不少是谆谆告诫后人珍惜书籍的印文，祁承火業就在藏书章中说：“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清代王昶的藏书印文则极其严厉，他训诫说：“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

藏书被毁心疼而卒

各持珍本相约赛书

古代私家藏书除了书楼、藏书章等风尚，还有一些习俗、嗜好。比如，许多藏书家喜欢在得奇书、善本之际，绘图征诗，招朋吟咏，或定期相聚品茗赏书，互相交流。藏书家因收书而绘藏书图，在清代为盛，有的藏书家多达几十幅藏书图。题诗吟咏，以记载藏书雅兴，也是藏书家的爱好。这些诗或纪事，或纪人，或纪楼，内容很丰富。

除了绘画征诗，许多藏书家还定期相聚，各携珍本，品评鉴赏，或互相借抄。清代藏书家温汝遂的《剑光楼笔记》就记载了广东藏书家的“赛书会”，藏书家们在约定的日子里，会宴珠江，各出所带书籍比评，最末者承付酒宴费用。临江饮酒赛书，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古代藏书家由于对书籍的追求、爱惜和眷恋，常把自己比作“书癖”、“书痴”、“书淫”。陆游就自称“书癖”，黄丕烈自称“书魔”，孙从添自称“老蠹鱼”。他们嗜书如命，对书籍的感情达到如痴如迷的程度，因此常常有惊人的表现。比如明代藏书家边贡，因藏书毁于大火，日夜思念终于大病而卒，年仅57岁。

藏书家张蓉镜在宋刻本上血书“南无阿弥陀佛”，祈祷此书流传永久。黄丕烈在每年除夕，集一年所收之书，焚香祭拜，以表达对图书的敬意。这些用情于书，执著专注的感情，让人钦佩。

痴迷藏书因尚古爱史

以读书为乐品个中情趣

古代私家藏书的兴盛，是历代藏书家苦心孤诣、不懈努力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甚至会舍家弃业，毕生经营乃至数代相传呢？可以说，不同的文化心态是促使他们矢志藏书的动力。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以古为鉴”的优良传统。古代许多学者、藏书家正是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以及弘扬民族文化的巨大热情和责任而收书、藏书、校书、刻书，把藏书事业不断推向高潮。

我们民族传统中历来有以读书为乐的自觉意识，《颜氏家训》说：“不读书，难为人。”读书乐，还因为爱书人可以通过读书品味个中情趣。蕴含在文化传统中的这种读书乐的意识，是一种不含功利观念的自然“天欲”。

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消极的藏书心态。比如：读书做官的心态，附庸风雅的心态等等。

当今所能见的古籍 绝大部分是私家藏书之功

私家藏书文化的社会功能体现在它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巨大成就。一方面私家藏书作为公家藏书的补给库，每当政府向民间征书时，私家藏书都通过献书补充了公藏，尤其是在战后，政府往往依靠私家藏书来恢复或者重建公藏。另一方面是宋代以后，许多藏书家自行刻书印书，为古书续命，为防止许多珍稀古籍的亡佚，提供了有力保障。

现今我们所经常接触和使用的古籍丛书，大部分是明清藏书家依据自己的藏书编印的；如果再追溯到历史上藏书家对于公家藏书的补充和重建，我们说当今所能看到的古籍，绝大部分是历代藏书家保存传递之功，应不为过。

古代藏书家在保藏的过程中还对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从而促进了古文献学中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专学的产生和发展。许多学者和藏书家还利用藏书在有关学科中进行新知识体系的创造，在学术上取得显赫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