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就是收藏历史

当代书籍的版本，实际涉及两项要素，一是版次，二是印次。但至少在中国，实际上往往不大好截然区分开来——这就是不同的印次，往往也会少量挖改文字，两个不同印次的书，除了纸张、墨色会有所不同之外，内容往往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差别。普通读者可以不大在意这些差别，但作为藏书家，却要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比较和掌握彼此之间的出入变化。

在不同的版次和印次之间，形成这样、那样的差别，有很多原因。首先是作者的改动，这会反映作者学术观点完善和变化的过程，因而，一个完整的收藏系列，就是一组珍贵的学术史料。

除了作者个人改动之外，书籍在印制出版过程中，不可避免还会出现一些并不符合作者意愿的情况。在这当中，比较重大一些的因素，是政府对出版物的管理要求，致使出版单位需要删减添改原稿；或是印制新版次、新印次时，更易旧版次、旧印次的内容。不过还有很多时候，仅仅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或主编未经与作者磋商而径行做出的改动。直到书籍印成面世，作者才会看到自己的著述变成了何等模样，有些地方，甚至已经面目全非了。类似的情况，或许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但在时下的中国，情况却是相当严重。

好在我们藏书家、藏书爱好者，和所有收藏家、收藏爱好者一样，关心的就是藏书，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多藏书，藏好书。我们的兴趣和职责，是收藏历史，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胡出、乱出的书，愈加提高了我们藏书的意义和价值。现实情况如此，我们更要注重系统地收藏同一部著作的不同版本。

书籍在出版过程当中，既然会出现种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作为一个系列的收藏，就不能不同时关注作者的稿本。过去谈藏书，重视稿本，往往更侧重作者手书的字迹，社会名流，更受藏家追捧；要同时还是书法高手，那就更容易让人为之癫狂了。

不过现在的作者，多是提供电脑打印的稿子，可就其内容而言，这并不改变其作为作者原稿的性质。这种稿件，连同出书过程中的校样等，也都是在一种系列收藏中很值得重视的版本。

另外，还有一种介于稿本与正式印本之间的校样本，同样值得重视。针对自己收藏的系列，选择和配备作者各个不同阶段的校样本，对了解作者学术思考的变迁过程，了解一部著作的改订过程，同样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比如《揭开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黑幕》的二校样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送呈某相关部门领导审查用的样本，时间是在1950年4月。而书中作者的序，写在1959年11月；待此书正式出版，则已经是1962年12月的事了。正式出版的书籍，较这部校样，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动。若没有原稿存世，这部校样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作者原稿的性质，至少它比正式的印本，要更为接近作者的原稿。

要是各位朋友赞同我的看法，在藏书过程中，像上面讲的这样，首先关注“系列性”这一实质性特征，那么，我们不仅可以突破财力的限制，不去艳羡那些高大上的古籍善本、近代珂罗版精品、洋文珍本，而是专门去访求那些离我们很近很近、印制很普通很普通的书籍。而且，我们也不必过分关注藏书的数量，而更在意独有特色的系列，哪怕仅仅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系列。做买卖的人，有句常说的话：“一招鲜，吃遍天。”一个有足够特色的收藏系列，再加上藏书一定要尽量讲究的品相等因素（我说自己不是藏书家，我举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北京海淀中国书店，有一摞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民国二十三年“订正三版”，毛边儿，其中大多是品相完好的，每册定价大概是2元，但有一册，已经被虫蛀得很厉害，5角钱，我就选了后者。这件事，可以充分体现我确实缺乏像样的藏书意识），这样，花不了多少钱，就足以让你的藏书，傲视于人。

当然，更重要的是，想要这样藏书，必须读书，而且往往首先就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收藏系列，而通过系列的收藏，就会加深你对藏书内容的理解，从中更好地感受读书的乐趣。

至于收藏系列的选择，这因人而异。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财力精力等各项因素，综合考虑。所有的收藏，都是在收藏历史，而书籍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最为丰富，也最为明晰准确，远胜于其他各类历史资料。书籍既然产生，就都载有特定的历史信息，没有毫无价值的藏品，关键是你有没有很好的眼光，去认识、选择、发掘、利用你的藏书。譬如，我手里偶然买下过《易水文源》这样一本小书，已经首尾不全，是民国时期，我们河北易县一个中学的学生作文选本。作为当地乡邦文献的收藏来说，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也很难得。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信各位朋友，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系列收藏，更好地体味藏书所带来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