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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野蛮”之争 但是，新国家的独立在许多方面是有名无实的。掌权的上层人物仍然在精神上与原宗主国相连，在文化上依赖于法国，而在经济上屈从于英国。 在欧洲启蒙运动等进步思想影响下，在拉美各国涌现出一批敢于发表意见，主张在拉美推行欧洲式“文明”的自由派学者和政界人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阿根廷的“1837年一代人”。他们主张进行自由贸易，实行“竞争取胜”，引进欧洲先进技术，推行欧洲式教育。阿根廷“1837年一代人”的思想影响远远超越阿根廷国界，成为当时拉美的主流思想。他们反对阿根廷的独裁者、考迪罗罗萨斯的统治（1835—1852年）。他们将他们与罗萨斯之间的冲突看做是“文明与野蛮之争”。 萨米恩托 1837年一代人的代表人物是阿根廷著名作家、教育家、总统（1868—1874年）萨米恩托（1811—1888年）。他于1845年在智利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长篇文学传记《法昆多》，又名《文明与野蛮》。萨米恩托通过对军事寡头胡安﹒法昆多﹒基罗加生平的剖析，探讨产生考迪罗和独裁者的历史根源，揭露并抨击罗萨斯的残暴统治。法昆多在大草原和小酒店的环境中长大，由于他的凶猛和残忍，外号称作“草原之虎”。少年时代，他殴打要他守纪律的老师；青年时代，他当过雇工，当过兵，开过小差，他一把火烧毁他父母正在熟睡的房子；他当过贼，蹲过监狱，他杀死了曾将他释放的官员；他在打牌时，把一个朋友的脑袋打破；他一斧子劈开了嚎啕大哭的儿子；他通过背信弃义，逐步高升，成为几个省的指挥官和统治者。而最后法昆多被罗萨斯派人杀死。 作者在《前言》中阐明了为什么将本书取名为“法昆多”的原因：“法昆多﹒基罗加是阿根廷共和国内战中最有典型性格的角色，是暴动中出现的最具有美洲特色的人物。法昆多﹒基罗加身上包含着全部动乱的因素，而在他登台之前，这些因素是在各自孤立地起作用；是他，把地方战争变成了全国性战争，经过10年的艰辛、战斗与破坏，他取得了胜利，但是结果却落入了那个杀害了他的人手中。”本书的副标题：“文明与野蛮”是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作者认为：“文明扎根于城市，野蛮控制了乡村。法昆多是'野蛮’的象征。”作者以主要篇幅揭露军事独裁的残酷与野蛮。 萨米恩托认为，正是军事独裁、寡头政治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使城市贫困，农村没落。为使阿根廷走向文明，必须打倒独裁，消灭野蛮。只有这样，阿根廷才能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还能赶上并超过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强国。 《法昆多》一书集中体现了萨米恩托的民主思想和战斗精神。它是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锐利武器，同时又是分析阿根廷社会矛盾的钥匙。作者在书中用奔放的语言、充沛的激情讴歌潘帕草原的自然风光和高乔人的生活，从而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社会未来进步的信心。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张。 作者认为，“文明”包括法制、社交和保护私有财产。为了做到“文明社交”，人们应按照一定的行为准则办事，而“野蛮”是“文明社交”的对立物，法昆多是“野蛮”的象征，他反对文化教育、法律、社会秩序和宗教，毫无法制观念，不考虑公共利益。值得指出的是，萨米恩托站在资本主义民主改良的立场上，认为印第安人应被排除出文明社会之外，笼统地认为高乔人是“野蛮和灾祸”的代名词，这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拉美多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追求的“文明”和“进步”，其实质是承认个人主义、竞争以及不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这种自由和民主。后来，“文明”、“进步”这些词汇，则被“现代化”一词所取代，有时候也相互交替使用。拉美各国上层人物所追求的“文明”、“进步”，就是尽可能地按照欧洲和北美的发展模式来重建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农作物的种植，加快矿产品的开采，增加出口，从中获取大笔利润。为此，他们允许欧洲移民大量涌入拉美国家。 拉美具有这种“文明”观的人士往往忽视本地区、本国的文化、习俗，忽视本国印第安人。他们常常把本国印第安村庄一律视作“野蛮”，把本国的印第安人和主张尊重本国历史、习俗的政治领导人一律视作“野蛮人”，这显然是片面的和不公正的。
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的传播与实践 在19世纪头50年，法国的启蒙思想和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潮支配了拉美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见解。英国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奠基人边沁(1748—1832年)的著作是当时拉美知识分子经常阅读的著作。“不论是在19世纪20年代的智利报纸上，还是在1830年乌拉圭的制宪会议上，还是在19世纪40年代新格拉纳达政治家的图书馆里，最经常遇到的三位作者是孟德斯鸠、贡斯当和边沁。” 边沁 边沁的功利主义把个人利益看作是唯一现实的利益，并把它作为整个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边沁主张建立一种能充分体现功利主义原则的政体。他认为，政体的好坏，要以是否对人有利为前提，以是否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功利为条件，以私利和公利是否能结合为原则。边沁认为，能够体现功利主义原则的是民主制政体。他主张议员的选举应根据普选、平等和秘密选举的原则进行，反对根据财产确定选举资格。边沁还论证了资本主义政治保护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原则。主张国家不应干涉私人企业经济活动，只有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原则，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才能保障经济的发展；边沁的主张，是符合上升时期的资本阶层利益要求的。边沁的这些主张，对19世纪前半期拉美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智利作家、自由党领导人拉斯塔里亚（1817—1888年）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论文，痛斥顽固的封建思想，赞扬同智利已采取的共和主义制度相一致的功利主义价值准则。 据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拉美史教授曼努埃尔﹒科雷亚﹒马丁内斯的研究，受功利主义影响的拉美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主要有：阿根廷的阿尔维迪（1810至1884年）、萨米恩托，委内瑞拉的安德烈斯﹒贝略、洪都拉斯的塞西利奥﹒德尔瓦列（1780—1834年）、墨西哥的蒙吉亚大主教（1810—1868年）、路易斯﹒莫拉（1794—1850年）等。 到1850年，功利主义在拉美的影响开始削弱，拉美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日益将实证主义视为引导他们走向现代化的哲学。在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在拉美思想界居统治地位。法国实证主义思想之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对拉美起主要影响，而实证主义令一位创始人、英国人赫伯特﹒斯宾赛（1820—1903年）的影响也不小。 实证主义的传播遍及整个拉丁美洲。这一哲学思想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成为领导阶层的主张。在墨西哥，实证主义的首倡者加维诺﹒巴雷达（1818—1881年）是一位医学教授，1848—1851年在巴黎进修期间曾上过孔德的课，回国后他领导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参加胡亚雷斯政府的教育改革委员会，参与制定1867年公共教育改革法，传播实证主义。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1830—1915年）将实证主义奉为其政权的官方信条，并把巴雷达的门徒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既有理论家、又有实干家的组织严密的团体。这个团体被称作“科学家派”；其首领初为罗梅罗﹒鲁维奥，主要成员有：罗森达﹒皮内达、利曼托尔、巴勃罗﹒马塞多等。1892年组织政党，拥护迪亚斯连任总统。部分成员曾在政府中任职，为迪亚斯制定政策。科学家派笃信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并实行西欧、北美式资本主义化的治国方针。 在巴西，本哈明﹒康斯坦特（1836—1891年）于1871年创建实证主义协会。实证主义在导致佩德罗二世垮台和奴隶制的废除中，起了重要作用。早期的巴西共和主义者是狂热的实证主义信徒，他们有意识地试图将他们对实证主义政策的含义和要点的理解，付诸实行。1889年设计的巴西共和国国旗至今仍印有实证主义的座右铭“秩序和进步”。 在阿根廷，萨米恩托总统于1870年创立了宣传实证主义的巴拉那师范学校。从1870年—1888年，委内瑞拉总统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在实证主义宗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进行了治理。他首先强调建立秩序，然后开始追求那意义不明确的进步。古斯曼政府铺设了新的铁路，扩大了港口设施，增加了向欧洲的出口。 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尔多﹒赛亚认为：“对西班牙美洲的人民来说，实证主义是能结束长期政治和社会暴力及无政府状态、能建立一种新的思想秩序以取代业已被摧毁的思想秩序的适当的哲学；而对巴西人民来说，实证主义是最能面对社会自然演变的新现实的主义。” 拉美实证主义者从改革教育、制造舆论入手，逐步走上参政道路。拉美各国的实证主义者先后建立过一些专门的组织，如墨西哥的“加维诺﹒巴雷达方法论协会”（1877年），阿根廷的“80年代人”，智利的“启蒙协会”（1872年），玻利维亚的“自由派俱乐部”（1876年）、“地理学会”（1889年）等。同时，实证主义者也创办过一些报刊，宣传实证主义，如墨西哥1898年创办的《自由报》等。 拉美各国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前面已提到的以外，还有墨西哥的谢拉（1848—1912年），智利的拉斯塔里亚（1817之1888年）、拉加里格（1854—1894年）、莱特列尔（1852—1919年），秘鲁的科尔内霍（1866—1942年）、乌加特切（1889—1967年）、比利亚兰，玻利维亚的布斯蒂利奥（1895—1928年），阿根廷的本赫（1875—1918年）、因赫涅罗斯（1877—1925年）、庞赛（1898—1938年），乌拉圭的巴雷拉（1845—1879年），古巴的巴罗纳（1849—1933年），巴西的巴雷托（1840—1923年）等。 拉美各国在独立后相当长时间内，社会动乱、内战频仍，自由派和保守派，联邦派和中央集权派之间斗争不已。拉美需要一种理论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而孔德的实证主义恰恰以“秩序和进步”作为其中心思想，孔德企图以“科学方法”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团结”的必然性，孔德规定实证哲学的任务是克服社会和思想领域方面的“精神上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因此，实证主义理所当然地为拉美知识界和政界人士所接受，并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并且逐渐促使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 实证主义给拉美带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拉美知识分子以孔德有关人类社会三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论对抗经院哲学中的本体论，抛弃对因果关系的神学辨析，强调以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分析事物的发展规律，以自然科学的发展观取代神学历史观，把历史视做一个不断完善的有机体，从而为社会变革奠定了理论依据。 使用蒸汽机的工厂 实证主义为在拉美推行资本主义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实证主义思想指导下，拉美国家以欧洲、北美资本主义模式为榜样，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铁路建设。巴西是拉美国家中最早使用蒸汽机的国家，于1815年在巴伊亚市建立第一家蒸汽机榨糖厂，到1852年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已增加到144家。智利于1839年建立第一家蒸汽机磨面厂，到1863年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增至132家。古巴是拉美国家中率先修建铁路的国家，于1839年建成从哈瓦那到古伊内斯长约48公里的铁路。其他拉美国家及其第一条铁路建成的年代分别是：智利（1852年），巴西（1854年），阿根廷（1857年）。铁路的修建对促进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出口的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阿根廷等国，实证主义者大力主张从欧洲移民，从血缘、文化传统上改变本国人口和种族的构成。从1879年—1914年，共有240万欧洲移民（其中3/4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到阿根廷定居。 实证主义促使拉美各国努力改变高等教育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培养出掌握先进科学，符合经济现代化，稳定、高效政府机构需求的人才。墨西哥的巴雷达将古老的圣伊尔德方索学院改变为国立预备学校，以培养墨西哥知识界和政府部门的精英。阿根廷萨米恩托1870年创办的巴拉那师范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全国性领袖人物。巴西本哈明﹒康斯坦特创办的巴西军事学院、智利莱特列尔1889年创立的智利大学教育学院都为本国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拉美的实证主义者推动了拉美的教育改革，调整了教育结构、课程设置，取消或减少了拉丁文的课程，增设了科学知识和专业课，注重培养自由、民主精神。 实证主义虽然不是直截了当的政治理论，但它的教导却为拉美统治阶层精英分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墨西哥和智利，“科学政治”的概念已正式提出来，而在阿根廷和巴西，并没有正式明确提出。墨西哥的胡斯托﹒谢拉提出，在科学指导下，国家领导人必须否定半个世纪以来的暴动行动和无政府状态，调解互相冲突的各方并加强统治以满足工业时代的需要，提出“自由、秩序和进步”为座右铭。有些实证主义者还公开呼吁实行独裁统治，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 毋庸置疑，实证主义在拉美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如大多数实证主义者对印第安土著文化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视印第安人为劣等民族。有些实证主义者一味追求“秩序”，同独裁政府沆瀣一气，如墨西哥“科学家派”中的一些人。实证主义者无力解决日益尖锐的、大量的社会矛盾；由于实证主义者提倡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助长了精神的平庸化。正因如此，在20世纪初，实证主义在拉美受到了以民族主义为主的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影响逐渐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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