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要略》每篇篇首都标明：“辨……病脉证治”，再三告诫我们辨病必须与辨证相结合进行论治。这里“证”是指证候面言，它是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出现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的概括，仲景所谓“随证治之”之“证”即是。根据脏腑经络气血病变所反映出来症状和体征进行辨病和辨证，以专病、专方、专药和“随证治之”相结合的原则治疗，是《金匮要略》一书“病脉证治”的基本精神。
病包括疾病发展的全过程，证则是指不断变化的疾病发展的某一阶段。
病是脏腑经络气血病变的共同过程的概括，是共性；证是病变个体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具体表现，是个性。
然而，它们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显示机体的反应性，都是把疾病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把病与证结合起来，即充分考虑共性和个性的互相作用，才能较全面地反映出疾病的本质，给正确施治提供依据。
例如《金匮要略》胸痹病以栝楼薤白剂主治，又根据病情一步一步的发展，选用栝楼薤白白酒汤、栝楼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三个方子分证论治。
又如痰饮病，仲景“以温药和之”为大法，创制出“苓桂术甘汤”温中化饮作为痰饮病的基本处方。
而在治疗时，则视具体病情的发展变化，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分别立解表化饮、前后分消、峻下利水、通阳利水、行水散结诸法随证施冶。
病和证之间具有辩证的关系，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有病才有证，辨证方可识病；病为纲，证为目；证因体异，药随证变；病有主法、主方、主药；证有变法、变方、变药。充分体现了祖国医学针对疾病本质治疗的原则性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优越性。
仲景把病机相同、证候类似、病位接近的病合并成篇是有深意的。它提示我们在比较中辨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鉴别诊断。如《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篇》说：“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指出了中风和痹病的鉴别要点。
《金匮要略》对疾病预后的判断，重在脉证。如对水气病的预后指出：“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身体肿重。水病脉出者，死。”由此可以看出，仲景辨病和辨证，同样都是“观其脉证”、“平脉辨证“，从患者的症状、体征中识病、辨证的。
症状、体征异常繁多，《金匮要略》是如何把一大堆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症状体征联系起来，归纳为一个个不同的病呢？仲景巧妙地把着眼点放在正邪相互作用后引起的机体反应性上，抓住能反映病因病机的主证、主脉辨病。
如百合病的“口苦，小便赤，其脉微数”、胸痹病“阳微而阴弦，即胸痹而痛”、“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等，都是反映疾病本质的脉证。
只要抓住主证主脉，就可以执简驭繁，纲举而目张。
对于辨病与辨证的关系，当代医家岳美中分析得好。他说：“辨病是找疾病的基本矛盾，辨证是找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贯穿于某一疾病全过程，能反映该病某些共同特点和本质；主要矛盾则是在疾病发展的一定阶段起主导作用，决定疾病某过程中呈现出的阶段性的矛盾。
《金匮要略》全书的论治方药不外三类:
针对病，解决基本矛盾。如百合地黄汤治疗百合病；苓桂术甘汤治疗痰饮病；黄芪枝五物汤治疗血痹病等。
针对证，解决主要矛盾。如痉病出现热结灼津证时用大承气汤；疟病出现“疟母”时用鳖甲煎丸；胸痹病出现脾阳虚时用人参汤等。
兼顾病和证，同时解决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如苓桂五味甘草汤五个加减方治疗痰饮病；枳实薤白桂枝汤治疗胸痹病兼气逆等。
其中，最后一类最多见，这充分说明辨病与辨证结合论治是治疗的普遍规律。
仲景的治疗措施建立在“平脉辨证”探求病机的基础上，在不违背基本矛盾的前提下处理主要矛盾，或从解决基本矛盾入手，兼顾患者的具体表现(证)。
以辨病为经，使治疗有系统性、稳定性；以辨证为纬，使治疗有灵活性、阶段性。辨病有方有守，辨证则随机应变。不论辨病或辨证，都要药病相符、切中病机、把调整机体的反应性放在论治的首位。
成肇仁
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曾任经方应用研究所所长、湖北省老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仲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政协第八届、九届常务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