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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谢省诗词与楹联学会，给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在这次会议的议题中，有“浙江古代诗词研究”与“浙江诗词文化建设的当代关怀”；作为从事中国古代诗词教学与研究的一位教师，我对这两个议题尤感兴趣，也充满期待。 诗词是一种最美丽的语言，也是我们的祖先情感与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载体。在祖先那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成为一种常态，男女青年谈情说爱，也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优美诗歌作媒介，并形成了一种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我们说，诗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代诗词与当代诗词文化建设的关系，意义重大，尤其是研究古代浙江诗词与当代诗词文化建设，更是重中之重。 陈正祥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提出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三次南移的说法，一是东晋衣冠南渡，二是在中唐，三是宋代靖康之变。尤其是第三次，不仅经济、文化而且连华夏的政治中心也南移到江浙一带，形成了“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历史格局。从南宋到清代，江浙的经济与文化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该区域人才辈出，人文郁蒸，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昌盛，在全国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 以清代为例。清代是诗与词的中兴时代。其中浙西诗派与浙西词派，堪称中兴的主力，这两个文学流派始于清初而活动于整个清代；或者说，浙西是清代诗词中兴的发祥地。清代浙西指杭、嘉、湖地区，与常州、苏州、吴江、松江即今天的上海毗陵，属于环太湖流域。这一流域的不少诗人与词人先后加入浙西词派与诗派。那么，为什么环太湖流域能成为清代诗词中兴的发祥地？在我看来，这既是浙江古代诗词研究而又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诗词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思考诗词文化建设的当代关怀的一个重要窗口。 检览这一时期的文献，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记载：太湖流域的“田野小民”除“农桑之外，父兄教而子弟率者，舍读书无他好。”“凡诗文词赋之业，童而攻之，多有文集表见于世。”即便是众多望族，也同样追求“笔耕舌种，固我家世业”或“但得世世读书能文章足矣”。当这一追求凝定为一种价值取向后，就形成了具有再生性的家族文化资本，对家族成员和族群后代的文化心理与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当家族文化资本扩展并影响到其所在的社区与同区域的人群时，又成了一种具有再生性的社会文化资本，对同社区和同区域其他人群及其后代的心理积习、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有着巨大的感化力。在这种风气里，诗词成了为人们所广为运用的一种文体；创作诗词也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情感与精神活动。我认为这是浙西诗派与词派赖以形成和繁荣、浙西成为清代诗词中兴的发祥地的基础。 当然，这与富庶的经济息息相关。衣不附体，饥不择食的人是不会去赋诗填词的。然而，诗词的繁荣与经济的富庶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除了经济的富庶促使人们“腹有诗书气自华”，提高了文化素养外，还有什么？ 宫体诗的创始人梁简文帝萧纲曾说过一句十分经典的话，他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他所说的“放荡”，是指赋诗填词，撰写文章时，必需打破一切规范的束缚，放飞思想，驰骋想象，从中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来。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若无创新，不能代雄”的规律。真正的赋诗填词或优秀的诗词作品，需要有个体鲜活的灵性和强烈的创新意识作支撑。因此，赋诗填词并非仅仅属于文人骚客舞文弄墨的风雅之事，体现其中的却是一种富有灵性和创新意识的诗性精神。而这种诗性精神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难能可贵的一种素质，同样是推动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前面所说的“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江浙人的这种诗性精神不失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这种诗性精神究竟是如何在社会文明、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的知识面也是多元的。首先应该从基础做起。譬如，对古代浙江诗人词人，以及诗集、词集，尤其是诗词选集、丛刊作认知的调查与整理，进而总结他们的具体创作、特别是群体的和流派的创作活动、创作精神，考察其创作活动与精神是如何代代相传、又如何转化为本地区再生性的社会文化资本的，揭示蕴含在其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及其与本地域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具体的联系。 与古代浙江相比，今天的浙江显然有了长足的发展，换了新貌，但今天的浙江却无疑是古代浙江的延伸。古代浙江诗词创作成为再生性的社会文化资本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为当代浙江诗词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因此，考察古代浙江诗词创作，也就成了今天浙江诗词文化建设的当代关怀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十分期待在这次大会上聆听这方面的高见，也十分期待在座各位以后相关成果的问世。 （沈松勤在浙江省诗联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暨诗词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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